解放以前，我党曾经涌现过无数传奇特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游走于国民党、汪伪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为我党搜集情报，时间长达几年，乃至十几、二十年。
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位红色特工，曾经在敌营卧底十五年，官至国民党少将。单论潜伏的时间，他不算最久的，最后的官位也不算最高的，不过当中的过程却十分传奇。
因为别的特工卧底，往往是长期潜伏于某一个阵营，但是他却横跨东北军、汪伪政府和军统三大阵营。其中每一次潜伏生涯的重大转折，看上去都是那么“机缘巧合”却又在“情理之中”。
这个人就是李时雨，潜伏于东北军、汪伪政府与军统的他，貌似一位天生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胆大心细，智计百出，而且文武全才。
那么，李时雨到底有哪些传奇的人生经历呢？他和别的红色特工，又有哪些不一样呢？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从他出生的最初说起。
一、热血青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李时雨出生于1908年，黑龙江人，本名李亭芳。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像古代传奇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名字了，可是他本人并不满意。
据说李时雨因为特别喜欢读《水浒传》，欣赏里面的“及时雨”宋江，所以后来自己把名字改成了李时雨。宋江是一个天生正直的人，他生性忠义，好交朋友，李时雨也是这样。
一九二四年，十六岁的李时雨在家乡上中学的时候，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张敬载的好朋友。后来他们二人相约一起到天津，考进了南开中学，又结识了一个叫林枫的同学。
李时雨认识的这两位朋友，一位后来成了甘肃工委副书记，一九四六年为革命牺牲；另一位在解放后，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所以从少年时代的李时雨所交的朋友来看，我们就会知道，他学生时代身边的好友绝大部分都是进步青年。
因为讲忠义尚热血，所以李时雨选择和友人一起离开黑龙江，来到当时最好的南开求学。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更多，更全面的新思想，又一起考进了北京政法大学。
提起李时雨一生的传奇经历，人们往往喜欢从他一九三四年奉命潜伏到东北军时算起。但是事实上在那之前，他已经有过超乎常人的传奇经历了。
一九三一年，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李时雨参加了学生运动，那时他已经加入了共青团。“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内高校的学生组织了抗日活动。
北平的大学生组织集体南下，到国民党政府门口去示威，李时雨当时就是学生代表之一。等北平学生到达南京后，他就成了示威的总指挥了，可见他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非同小可。
如果事情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李时雨留在我党的军队里干政工工作也应该是一把好手。但是没过多久，事情又起了一些变化。
二、潜伏东北军，宣传抗日
一九三二年，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李时雨，奉组织之命潜回黑龙江参加了抗日活动，担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本来李时雨是大学生，当个秘书还是很合适的。
但是据相关资料的介绍，李时雨这个副司令也不是白当的，他还曾经“率部在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所以我才会在前文中提到他“文武全才”。
当过抗日学生运动的领袖，当过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副司令，还带头冲锋，真刀真枪地和侵略者拼过命。这种情况下，李时雨后面还能去汪伪那里卧底，这才叫传奇！
不过那是后话。我们先接着上文讲他的经历。一九三二年，李时雨在黑龙江搞抗日活动和敌人交手之后，于当年十月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北京政法大学上课去了！
第二年四月，李时雨还奉组织之命，参加了为李大钊同志出殡扶灵的活动。大学毕业后，李时雨有一位同学张学孟在东北军张学良的身边担任警卫室主任。
于是经过组织上的周密安排，李时雨又利用同学张学孟的这层关系，潜伏进了东北军的“剿总”第四处，担任办事员。
在东北军供职的时候，直到“西安事变”以前，李时雨一直在东北军中巧妙地利用和同学张学孟的机会，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趁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直至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中发生内讧，潜伏工作做不下去了，李时雨才和夫人决定“北上”重新找到组织。不料当时的时局混乱，他们北上的计划受阻了。
三、“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北上计划受阻之后，李时雨夫妇二人一起来到天津，又和天津地下党接上了头。当时李时雨在天津有一个熟人，考上了日本扶持的“天津治安维持会”的总务科长。
此人名叫吴光弼，原来在东北军中曾与李时雨共事。所以组织上就又安排李时雨通过吴光弼的关系，进入了“天津治安维持会”下的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须知这个“天津治安维持会”，是受日本控制的，带有汉奸性质的组织。前面我们提到过，一九三四年李时雨大学毕业，混进了东北军的“剿总”第四处，那个时候是他潜伏生涯的开始。
当时李时雨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使偶尔流露出一些同情共产党的意向，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还说不上十分危险。
因为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早前它是一个独立于国民党的地方军阀部队。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内第一支侵略者直接对抗的就是东北军。
李时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凝聚全国所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民族的高度出发团结一致对抗外敌，这对东北军是有利的。
但是后来李时雨到了天津，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情况就很危险了。因为前面我们说过，李时雨当过抗日学生运动的领袖。
后来，李时雨还担任过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还打死过日本人。好在当年的通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传递消息，而他当时也用了化名。
李时雨同意潜入“天津治安维持会”时，已经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还为我党立了两次大功。
第一次是帮组织上送三个电台出天津，李时雨在维持会的手下工作，曾拿到了一份由日方派发的“特别通行证”，于是他就利用这个通行证和公务车来替我党运送电台。
一开始李时雨用公务车直接送走了两个电台，送到第三台时，突然找不到车用了，于是只能找来一辆三轮车往外送。
但是就在李时雨蹬着三轮准备过桥的时候，看守的日本兵却死活不许三轮车上桥。最后李时雨只能一边肩膀扛着电台，一边手上举着通行证才通过了。
第二次立功是组织上让李时雨营救共产党人冯骥，国民党特务说冯骥是共产党，他们向天津 方面出具了一些文字资料当证据。
李时雨当时是“书记长官”，主管这个案子的书记官康某是他的手下。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找康某，趁其不在调出案卷，一烧了之。
康某回来发现找不到案卷，担心上级追究，于是就去问李时雨该怎么办？李时雨就让他向上级打报告说：案卷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被烧掉了，结果上级果然没有起疑心。
开庭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再加上李时雨四处活动，冯骥最后被无罪开释。李时雨在汪伪 政府中干得好好的，不仅暂时没有危险，反倒结交了很多“朋友”。
眼看着越混越熟，组织上突然又有了新的安排，要把李时雨调到更危险的去处。一九三九年，汪精卫为了筹建自己的伪政府正在四下活动。
汪精卫派出的人，居然主动找到了正在天津混得风生水起的李时雨。希望他能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去参加汪伪政府的“六次国大”。
后来李时雨经组织上的同意，果然去参加了这个会议，还搜集到了不少的情报。第二年，汪清卫又招李时雨等一帮“天津治安维持会”人员去上海见了面。
这一次见面以后，汪清卫显然对李时雨等人的表现十分满意。因此在当年三月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时，他自然就把李时雨加进了50人的立法委员名单中。
潜伏六年，突然一跃成为敌营高官，李时雨吓了一大跳。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醒大家，李时雨在北京上大学时期是抗日学生运动的领袖，还在东北杀过侵略者。
现在李时雨要到南京汪伪政府和侵略者的眼皮子底下工作，他能胜任吗？要是官越当越大怎么办？
李时雨把自己的疑惑向组织上汇报，结果上级回电说：“那太好了！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于是就这样，李时雨又到了汪伪政府核心位置。
到达南京以后，李时雨特地把自己的夫人——共产党员孙静云，留在了北平。这样方便他以探亲之名，随时往来于两地之间，传递消息。
李时雨在南京工作时，经常刻意前去拜访陈公博，造成二人很熟的假象，于是很多特务都过来巴结他，又反过来替他在陈公博面前说好话。
陈公博见李时雨这么受欢迎，也觉得他能力出众，于是就真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但是汪伪政府的人都是很狡猾的，李时雨想要真正取得陈公博等人的信任，还需要走一步险棋。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经过组织上的同意，李时雨把全家人都接到了南京。从此以后，他的妻子孙静云默默肩负起了在南京、北平两地之间传递情报的工作。
获得敌人的全部信任后，李时雨的官做得更大了。陈公博后来当了上海市长，他就跟过去当了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同时还身兼清乡委员会、上海警察局等多个要害部门的职务。
这些职务，为李时雨搜集情报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汪精卫死在越南以后，汪伪政府方面换了周佛海上台，周佛海又继续信任李时雨，直至国民党接收南京。
四、成功脱身，回到组织
军统有一个潜伏人物，以前扮成律师与李时雨打过交道，他为了拉拢上海警察局的人员，又把李时雨拉进了军统，当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站下属的二组组长。
李时雨和他的妻子孙静云二人在汪伪时期和军统时期，为我党做过很多的贡献。到了上海解放时，他们夫妻二人提供的情报，还让我军打了两场胜仗。
到了军统以后，李时雨也得到了戴笠的信任，但是在一九四六年，李时雨因遭受特务的怀疑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由于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咬定自己是受派系斗争的牵连，国民党法庭胡乱给李时雨定了一个罪名，判处了七年徒刑。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到了大牢都开不下的地步，于是就赦免了一批十五年徒刑以下的人员，就把他放了。
结果李时雨出狱后，马上又与国民党高层联系，继续游说他们倒戈。军统毛森想要派人抓捕李时雨，地下党安排他们夫妻去了香港。再回来之时，他已经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
结语
小时候特别爱看“红色特工”的故事，知道有一些在敌营卧底的人，他们潜伏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他们之所以不会过早暴露，很多是因为“底子干净”。
比如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二年的熊向晖，他出场就是一个青年学生，父亲也是某地高等法院的法官。本身履历比较干净，并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
潜伏国民党核心十八年郭汝瑰，一九二八年入党。但是后来一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恢复，所以中间遭到怀疑的风险也不大。
李时雨潜伏敌营十五年，前期不是在搞学生运动，就是在搞武装斗争，一九三四年以后加入隐蔽战线，到汪伪政府工作时，因为过去有过一定的曝光度，危险系数大增。
其实日本人也不是真的傻，他们也怀疑过李时雨。比如一九四四年春天，他们就曾想派人去逮捕李时雨，但是由于汪伪政府的高官，汪伪政府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动他。
于是日本人打算先抓了李时雨的夫人孙静云审问，最后并没有查出结果。不久之后，日本就战败投降，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东北学生，再到国民党少将，李时雨在敌营潜伏多年，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尤其是在汪伪政府工作期间，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每次商量的大事，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因此他还得了一个“汪伪窃听器”的外号。
解放以后，李时雨曾在中央统战部门工作。一九八二年退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