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恩怨内幕

 

清代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左宗棠、曾国藩，他们两人不仅为晚清同治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对中国近代历史转折和承接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左宗棠、曾国藩两人共事十余年,个人感情交往甚笃,道德文章难分伯仲。然而，自从清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南京后,两人便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此事在正史中多为之隐讳,甚至在两人的年谱中也从未提及。只是在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以及清末民初坊间流传的一些野史杂记中，对左宗棠、曾国藩两人绝交的经过有所记述和演绎。
    左宗棠、曾国藩两人均为湖南同乡。清咸丰二年,曾国藩与丁母忧在湖南原籍开始组建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府中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断,交情也开始越来越深厚。

曾国藩因统领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有功,在朝野地位名声显赫,督两江,领四省,广揽各方英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取得功名,但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旗下自然绝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杰出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便被曾国藩招为幕僚。
    清朝镇压太平军的战争正在处于胶着状态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等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正当此时,清廷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朝廷突然要调走左当大清朝廷看到左宗棠的奏报后,顿时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迅即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而已。左宗棠看到此奏后,马上又上书为自己进行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左宗棠、曾国藩的关系交恶已不可挽回,十几年来两人的交情就此中断，为了各自的名利付诸东流了。
    左宗棠后来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时，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谈到自己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了,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大概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

 

但是，同为一代名臣,一向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

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攻克南京,仅获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立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朝廷便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此稍逊于曾国藩。据说，左宗棠因此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甚至是疯狂指责，喋喋不休。
    然而，当曾国藩逝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因为交恶而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客观评价。

此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定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从左宗棠写给曾国藩的挽联以及他给儿子家书的字里行间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左宗棠作为一代名臣的大家风范，以及自身人格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衬托出了曾国藩在为人处世的情操绝非等闲之辈。这在人际关系日益趋利化的今天，似乎也是颇为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学习借鉴的。

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 

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南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南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于是曾国藩选定左宗棠为统兵将领。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曾国藩不仅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指挥,而且还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左宗棠由此在曾国藩的鼎力提携下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因而，左宗棠与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大量史实表明，此时的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程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曾国藩住来的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似乎也摸透了曾国藩的秉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然而，左宗棠、曾国藩两人在表面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的同时,也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却多次进京赶考终未及第,因而左宗棠始终十分敏感,稍有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比较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

曾国藩有一次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两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意义上的关系破裂还在湘军攻克南京城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南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由此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奏上了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