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肯定。

不管是“下里巴人”者，还是“阳春白雪”者，谁都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属虽不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但却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出生于书香人家的金庸，自幼就对武侠小说入迷。从政、从影（电影）、办报的紧张生活并未使这位“武侠小说迷”的“侠”心收敛。

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一炮打响，作为当时同在一家报社供职的金庸自然也感到莫大的诱惑，不由得浑身痒痒，跃跃欲试之心溢于言表。在此之前，他虽从未动笔写过武侠小说，却读过古今武侠名著无数，只要有伯乐来相助这匹马，他是敢于上报一试身手的。

机遇终于来了。

1955年的一天，那位“逼迫”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而使梁一举成名的《新晚报》主编罗孚先生找到金庸：“《香港商报》急需有武侠小说连载，我已向他们推荐了你，你就写吧！”金庸没有推辞，他认为自己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和西洋小说，又有多年写作（虽非武侠小说）的经验，写起武侠小说来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一部以写乾隆皇帝与汉人恩恩怨怨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开始每日在《香港商报》连载。最初几天在报上连载时，反应平平，一个多月后，小说展现出来的一个个壮观的场面，一个个神态不一的人物以及千头万绪的情节就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小说以其生动流畅的语言，多姿多彩的人物群像，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一扫旧派武侠小说的沉闷气息，令《香港商报》一纸风行，销量激增。金庸每天一篇，从1955年写到1956年才将自己的处女作写完。

《书剑恩仇录》令“金庸”（写《书剑恩仇录》在报上连载时初用此名，原名查良铺，从其中拿出11个“镶”字，再拆开，便有了“金庸”）名声鹊起，锋芒直逼梁羽生，直至后来盖过梁羽生，虽然他写武侠小说的时间比梁羽生晚了一年多。

1957年，《射雕英雄传》的发表为金庸迎来了永久生的声誉。

此后他的“侠笔”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写到1972年才封笔，期间十七年，从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金庸共创作了12部长篇武侠小说和3部中篇武侠小说。

金庸曾把自己的十四部作品的篇名的首字组合成一联，堪称绝对的工丽之句。

上联是：飞雪连天射白鹿；下联为：笑书神侠倚碧鸳。

小说分别是：《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

除这十四部作品外，还有一篇《越女剑》，也许不怎么被金庸看重，也许多一字难成对，故未收入对联中。其中《白马啸西风》、《鸳鸯刀》和《越女剑》为中篇小说。

封笔之后，金庸紧接着又进行了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自1972年开始至1982年结束，历时十年，全面修改十七年来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并且出版成书。由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一段，一部小说往往要写两到三年，有时甚至同时写几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脱稿时间仓促，所以小说中难免会出现前后不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有些文句也难免粗糙。所以金庸在修订作品时下了很大功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修改。有的整章整节地被删去，有的人物姓名也有变化，使修订后的作品结构更完整合理，因而也更具可读性和艺术性。

1982年，15卷36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了。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巨星之一的金庸，被行家们公认为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没有梁羽生、古龙多，但在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社会影响上却是明显地胜过他的前者梁羽生和后来者古龙。

那么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对金庸新武侠小说的特色，人们谈论和肯定得最多的一点是其武侠小说中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沧桑感。这是金庸小说最具震撼力，最打动读者心灵的地方。

金庸的小说善于将故事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铺陈，人物的命运无一不与历史的发展相关联，因此，有人说金庸的代表作品，大都可以当作历史小说来读，因为小说不仅有着时代背景，而且历史主线始终贯穿全书，并串连着情节与人物。

他的十五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约固定于我国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包含了文治武功、异族入侵及国家内忧外患的种种变更。每个故事表面是围绕争宝夺宝或尔虞我诈谋取真经、秘笈，但背景朝代却无一片是净土，不是金兵侵宋，便是清兵入关四处杀戮、抢掠，残民自乐，故事人物往往迫于事势，或奋力独抗强暴，或领导智勇之士谋图复国。

金庸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也正是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中行走江湖的。历史故事与江湖传奇交织在一起，历史英雄与江湖侠士互为映证——这个模式金庸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采用了。

另外，故事人物，发展情节，如老树根般在朝与朝、代与代间互相时空交错出现连延；每个故事中还巧妙借用正史和野史，或地理风俗物志，作为其中骨干。如《飞狐外传》中小三子被诬偷吃鹅肉，遭其母钟氏在佛山祖庙北帝神像前一方石上剖腹查证，从而引出“血印石”源流，清19世纪末广东著名画家伍学藻，竟与出家为尼的袁紫衣，同是顺德“同乡”；《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元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同时代人物：《侠客行》中狄云在荆州城南庙发现的涂泥黄金大佛，与北魏泥塑大佛“相似”；《天龙八部》则是北宋云南大理国的故事……

金庸小说除了“历史感”以外，金庸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书中有一种浩然正气。金庸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具备一种豪气以及勇往直前的气概，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宏大的正能量，同时这些人物，也让人们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上个世纪，港台东南亚地区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求新求变者古龙。“三大家”风格各异，相互辉映。

梁羽生自身文学根基深厚，他尝试以优美细腻的文学手法，写出一部部动人的作品。他致力于写“侠”，以侠士为正义、光明的精神体现，并且把历史元素注入武侠小说里，造成作品中隐伏暗现的历史感。这些创新的路向，为后来者在创作路途上提供了“新”方向。

金庸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炼，情节精彩纷呈，幻想力雄伟无比，更处处流露出作者在学术、艺术、地理、历史等范畴的渊博知识。金庸的小说在娱乐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古龙在前辈名作家的巨大压力下，大胆采用新手法来写作武侠：利用推理小说的布局形式增强故事的悬疑性；以现代人的心态、行为和语言写古代武侠，从而淋漓尽致地描写出现代人性与价值观。古龙一生的作品致力于求变求新，时常能予读者惊喜，亦展现出武侠小说的另一种风情。

以梁、金、古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内容上不再像民国初期的武侠小说那样写江湖奇闻、剑仙斗法，而是偏重于历史故事，并将奇闻轶事点缀其中，也摒弃了剑道神怪一类荒诞不经的东西，从而显得更加扎实和沉稳。如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飞狐外传》，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2等分别写的是宋、明、清朝代的时事，大抵上都有历史的影子。

金庸的作品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也赢得了令世人吃惊和羡慕的成功与荣誉。在他的武侠小说赢得当时最多读者群的同时，他亦成为当时海内外华人作家中的首富。

谓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是人们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肯定。他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炼，情节精彩纷呈，幻想雄奇无比，并时时处处表现出他在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等范畴的渊博知识。

有评论写道：“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金庸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

更有行家发现：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

“凡是有华人之处，即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之语，是世人对其武侠小说流行程度的概括。从凡夫走卒到一代伟人、政治家都乐意地接受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马来文、越南文、印尼文、泰文风行华人社会。据知，金庸的作品曾是外国图书馆唯一上架的武侠小说。不仅一般老百姓爱看他的小说，政治家们也不例外。

虽然金庸老先生已经去世，人们却无需伤感，因为他已把最好的作品留给了我们，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