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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桓冲是桓温生前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却并没能继承桓温生前的所有职位，不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两个朝廷军政最高职务都没授予桓冲，而且还将原本属于桓温的徐·兖二州刺史也拿掉了。
毫无疑问，朝廷是在削桓冲的权。
对此，桓冲自然也是清楚的。
与骄横跋扈的哥哥桓温不同，桓冲的性情比较谦逊，对朝廷也没什么异心。
他知道，桓温这些年得罪了太多人，如今朝中反对桓家的人不在少数，而他桓冲的名望和功绩又远不如桓温，在这个权力交替的敏感时刻，妄生事端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更何况，他现在手里依然保有扬州（治所建康，今江苏南京）刺史这样一个控制京畿的至关重要的职务，依然可以凭此干预朝政！
所以，尽管桓冲心中有些不快，但权衡再三，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朝廷在后桓温时代作出的第一个决策，就这样取得了成功。
现在在朝中执掌朝政的，是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人。
当时三人的职务是这样的：
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任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尚书，王坦之则担任中书令。
不久，谢安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请太后褚蒜子临朝。
王彪之对此表示反对：前代人主尚在襁褓（指两岁继位的晋穆帝司马聃），母子不可分离，所以才让太后听政，可现在主上已经十多岁了，却要让堂嫂（论辈分，褚蒜子是司马曜的堂嫂）临朝，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啊……
然而一向温和的谢安这回却一反常态，始终都不肯让步，脸皮之厚，不知其几千里也。
最终，在谢安的极力坚持下，太后褚蒜子又再次临朝摄政。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史书记载得非常明确：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己得以专献替裁决——谢安不希望大权落到桓冲手里，所以让太后临朝，自己得以专权裁决。
众所周知，谢安是褚太后的堂舅，褚太后临朝，显然是为谢安把持朝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谢安的权力欲似乎并不是很强，所以有人认为，他这次之所以要如此不顾一切地揽权，可能也不是纯粹为了个人利益。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那段时间，北方的前秦国力空前强大，不仅统一了几乎整个北方，还在桓温死后趁着东晋朝廷权力重新洗牌、无暇他顾之际，一举攻克了原属东晋的梁（治所今陕西汉中）、益（治所今四川成都）二州，对东晋帝国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要知道，益州地处长江上游，对下游的东晋拥有顺流之利，当初西晋灭吴之战，就是从益州发起的！
这些年，前秦军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对前燕还是东晋，无论是对鲜卑还是匈奴，他们几乎都是无往而不胜，区别只是小胜、大胜或者完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前秦，就是悬在东晋头上的一把刀，随时都可能重重地落下！
前秦的入侵，就如同夏秋季的台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你知道它迟早都会来！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谢安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挺身而出。
在他看来，要想对抗强大的前秦，东晋国内就必须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绝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内斗，而要营造这样的局面，他觉得自己当仁不让。
毕竟，王彪之已经老了，而王坦之的性格又过于直率，还曾得罪过桓家，很难再得到桓家的谅解，只有自己才是调和朝廷和桓家的关系、保持朝局稳定的最佳人选！
所以，为了国家的大局，他就是再没有权力欲，现在也必须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不是他想这样做，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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