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陵水新村港。当地渔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了贡献。 林萌 翻拍
冯白驹像
1950年海南解放后，四野15兵团首长、琼纵首长、40军和43军首长在海口五公祠合影。冯白驹（前排左二）身边的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中）、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右二），都曾参加过长征。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中央红军长征时期，正是琼崖第二次反“围剿”失败，琼崖革命陷入低潮的艰苦岁月。琼崖红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不利条件下，经过艰苦的恢复发展，最终从困境中走向复兴，将革命的红旗重新插遍琼岛，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琼崖党政军组织遭受重创。1934年7月至10月，国民党陈汉光旅3个团和旅部先后调离琼崖，这为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红军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依靠群众 恢复组织
琼文地区与海口、府城接壤，临近国民党琼崖当局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国民党控制很严密，白色恐怖严重，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乘机反扑，气焰十分嚣张。加上经常有敌人冒充共产党干部和红军，蒙骗杀害群众，使群众一时难以区分真假，不敢轻易接触，给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此，冯白驹经常用“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道理启发教育大家认清党与群众建立鱼水关系的重要性。
一次，冯白驹在恢复党组织途中被敌人围困在一片小山林里，敌人狂叫“活捉冯白驹”，在万分危急的时刻，躲藏在山林里一位姓张的农民，听见敌人一阵阵的喊叫声，便下决心帮助他脱险。那位农民毅然挺身出现在国民党团丁的面前威严地说：“我就是冯白驹！”团丁先是目瞪口呆，尔后狂喜大喊：“活捉冯白驹！”于是，搜山的民团武装围拢过来，撤出山林。冯白驹趁机脱险，事后敌人方知上了当。当地群众筹集50块光洋，联名“证明”那位农民是个“疯子”，才把他保释出来。
琼崖党组织的各级领导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奔赴全琼各地开展活动。乐万地区著名的“革命母亲”许远源，丈夫王树俊参加红军后，她家成了接待革命人员来往的堡垒户，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人员洗衣服、带路、放哨、送情报、照看伤病员，后来被叛徒告密，敌人两次烧了她家房子，但她矢志不渝，就在六连岭脚下盖间草房住。在恢复工作中，她积极联络和掩护了不少革命人员，她的草房被称为“树俊寮”，她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妈”。1936年秋，全琼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基本完成，特委不仅恢复了文昌县委，而且建立了琼定、善集县委；在西路，恢复了琼澄县委，建立了临高工委。
武装斗争 枪声不断
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工作的同时，全琼各地的革命武装斗争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按照琼崖特委的决定，恢复党组织工作要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打击国民党的反革命气焰。琼崖红军游击小组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寻找机会，出其不意打击敌人，镇压国民党反动军官、民团团董、土豪地主、反动区乡长等，收缴武器武装自己，扩大队伍，琼岛枪声不断。
1934年底，琼东县委决定趁长安镇敌人观看琼剧之机开展打击活动。晚9时，红军战士化装的武装人员进入墟镇，对正在喝茶聊天的琼东县警卫队驻长安镇分队长和国民党长安镇长发起攻击，当场击毙2人，缴获手枪2把。在琼山，1935年春，冯白驹布置红军游击队打击咸来民团团董符气三。另一组埋伏在新云村至咸来炮楼之间，等待民团出来救援后打援。出援的民团在石板路边遭红军伏击。此仗打死民团队长1名，打伤团丁数名，缴枪3支。同年秋天，林茂松等8人，潜入文昌县翁田乡赤狗铺剧场，准备处决国民党翁田乡乡长、文北总稽查张惠东。但出了意外，林天德被国民党巡逻队长遇见盘查，在紧急关头，傅烈军当即开枪击毙巡逻队长，剧场骚乱，他们只好趁混乱撤离。第二天，林天德、林茂松化装成国民党清乡队员，到翁田乡的国民党炮楼，以调查昨夜在剧场行动的“共党”为名，缴获2支手枪、2支步枪。1936年夏秋，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陈英带领七八名战士智袭文北地区的潭牛民团炮楼。他们化装成做买卖的农民、小贩，挑着烧火柴、木炭、瓜菜、豆腐花等，混入潭牛墟。陈英等挑着豆腐花在炮楼附近叫卖，故意吵闹，扭打起来，被带进炮楼找乡长评理。红军战士进去后马上抽出驳壳枪镇住了正在打天九牌的几个乡丁，当场击毙作恶多端的反动乡长，缴获乡兵的枪支。
1936年5月，在冯白驹的主持下，中共琼崖特委召开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朱运泽任司令，王白伦兼任政治委员。司令部下辖7个支队，最初每个支队只有七八个人，多的十来人，人数虽不多，但都是能打善战的骨干，此外还有不脱产的红军200多人。
不忘初心 狱中斗争
琼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受挫后，不少红军和革命群众被捕，一部分被投入海口、府城监狱，一部分被关押在当地县监狱囚禁，仅被囚禁在琼东监狱的有100多人，其中中共党员有10余人。这些被关押在狱中的党员和红军战士坚持信仰，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
1935年上半年，在中共琼东县委的秘密指导下，在琼东监狱中成立了中共支部，书记陈焕香。在狱中，支部和党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监狱生活虽然艰苦，但党员每人每月都按时交两个铜板党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党员团结一致，带动革命群众，在特殊的环境中同敌人开展各种斗争。当时政治犯伙食标准为每天人均28个铜板，被狱方克扣了大部分，造成伙食很差，犯人饿肚子。监狱党支部发动全体犯人联名上书，向琼崖绥靖公署举报狱方劣迹。绥靖公署派员调查后发现情况属实，责成狱方把伙食费按量发给犯人，让犯人自理伙食。犯人在狱中院子内建了一间简易厨房，请来两位老年妇女料理膳食，使伙食质量有了改善。国民党琼东当局有个叫何铭燕的保长，群众称为“地头蛇”。此人平时横行乡里，多次抓捕共产党人，后因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而入狱。入狱后，他自以为身份不凡，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大家对他本来就憋着怒气，看见他又来那副模样后，就更气愤了，便向狱中支部提议整治他一下，取得同意。有一天，大家假装打群架，挑起事端，趁混乱之际，用麻袋罩住何铭燕，劈头盖脑狠揍了一顿。何铭燕自知罪孽深重，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向狱方告发。
1936年3月，中共陵崖党组织负责人张开泰被国民党联防队抓获，关押在陵水县陵城监狱。国民党联防队抓到张开泰后如获至宝，以为可以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国民党当局让与张开泰同村的陈国良带着两名崖县中学的漂亮女学生到监狱看望张开泰，对张开泰说：“二哥呀，我要早知道你被抓就不会让你受那么多的苦了。你年纪这么大了，也应该成个家了。我这次专程从崖县中学挑了两个长相还过的去的女子，请你从她们中间挑一个吧，你办完手续出狱后，可以马上成亲。上头还说了，你出去后，崖县副县长和保安团副团长的位子随你挑。一句话，只要你合作，什么都好说。”陈国良的说辞不但没有说动张开泰，反而惹怒了张开泰。张开泰拿起陈送来的礼物扔过去，大声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背叛祖宗、欺压百姓、图名图利的家伙！你是人民的罪人，等到我们将反动派推翻的那一天，你的末日就到了！”陈国良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主子交差去了。痛斥陈国良以后，张开泰遭到更加残酷的摧残。为了报复张开泰，打击他的革命斗志，监狱官借口为防止张开泰逃跑，要加强防范，让人在牢房的地上，挖了一个长2米、深1米多的坑，让张开泰睡在里面，并给他的手脚各上两副手铐和脚镣，将泥土埋到张开泰的胸部，只露出脸。张开泰躺在坑里，不吃监狱官递来的食物，坚持绝食了三天三夜，监狱官担心弄出人命，只好让人将张开泰放出来。
在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琼崖当局为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种，对全琼不断加强统治，对幸存的共产党员和琼崖红军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并在各村庄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然而，在中共琼崖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剩余的琼崖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使全琼革命形势逐渐转危为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琼崖革命形势也逐渐走向了抗日救亡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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