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外交的本质》一书译者。
理查德·内德·勒博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若论特立独行，恐怕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20世纪中期，在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威胁、美苏冷战等一系列重大现实挑战之下，国际关系学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涌现出了包括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亨利·基辛格、肯尼思·华尔兹、约瑟夫·奈、罗伯特·杰维斯、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等在内的多位大师级学者。
勒博的一个特点是剑走偏锋：他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深陷理性主义囹圄，也反对温特式的建构主义痴迷身份，还批评谢林等人的威慑理论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外威慑战略脱离实际、片面低效，甚至“试图颠覆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法论”而被费伦大呼“荒谬”。
所以，不同于华尔兹、基欧汉和奈等其他“顶流”，勒博属于墙内开花墙外红，更受欧洲学界推崇。
勒博的独特从其个人经历中可见一斑。
他出生于欧洲，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幼年时，勒博常因顽皮被老师带到学校图书馆关禁闭，却也因此得以博览群书，接受了与众不同的启蒙教育。在芝加哥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后，勒博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结果因违抗学校的教学理念而被迫转学，在纽约市立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
勒博先后在纽约市立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国王学院等多所高校就职，开设过的课程包括从“政治科学”“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到“古希腊文学与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可谓包罗万象。勒博还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出版的著作至少19部，编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即使在年逾古稀之后，四年时间里还出版了六部著作。
勒博的学术生涯始于现实关怀，在耕耘理论研究多年后回归到了现实问题。
在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研究聚焦于种族不平等现象；七八十年代，美苏之间的威慑战略博弈引起了他的兴趣，在做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后，他开始研究冲突的起源问题，并且提出了一套针对冲突预防和管理的颠覆性理论学说。
在《我们都输掉了冷战》（1994）中，勒博和贾尼丝·斯坦通过认知心理学和动机心理学分析，呈现了政治领导人收集、评估信息以及学习（特定）历史经验的过程，指出对于缓和危机而言，展示决心的策略不一定比增信释疑战略有效。勒博进而开始反思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威慑理论，并提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
进入21世纪，勒博迎来了其学术产出的巅峰，他一口气出版了十一部专著（包括三部论文集）和三部编著。在短暂涉足政策分析领域后，他开始回归西方政治科学的哲学起点（亚里士多德），重新解读古希腊文献，试图重新诠释和构建一套新的国际政治哲学体系。这些思考被记录在了200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
勒博提出了基于欲望、精神和理性三种动机的理想型世界，以及这三种动机如何产生不同的合作、冲突和冒险逻辑，并建立起了国际关系的文化建构主义理论。在Unmaking the West: “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和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他探讨了反设事实分析方法论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使用，并在Franz Ferdinand Lives! ：A World Without World War I 中，大胆构想了一个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
近年来，勒博的研究重心向现实问题倾斜，出版了《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2014）、《避免战争，缔造和平》(2017)、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Orders (2018)、A Democratic Foreign Policy: Regaining American Influence Abroad（2019）和Taming Sino-American Rivalry（合著，2020）等回应现实问题的作品。
《避免战争，缔造和平》延续并拓展了勒博关于战略冲突预防与管理的研究，为冲突管理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分析框架。前六章主要是根据勒博在1989—2014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整理而成，结论则为本书原创。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失序的大背景下，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通过历史案例和动机心理学分析，勒博评估了威慑战略在冲突预防与管理中的局限性，探讨了以增信释疑战略和外交作为应对国际冲突的意义和路径，并提出要在实践中将后两者与威慑战略结合使用。
勒博将危机管理和广义的国际冲突管理联系起来，为进一步理解危机的本质和趋势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将危机决策从聚焦危机事件本身提升至国家间关系层次，从而有助于决策者更有效地评估其短期目标和长期战略。
冷战期间的流行观点是，可信的威胁是缓解两次柏林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勒博发现，威慑战略并不总是成功的——即使是在承诺被公开界定、与可能的挑战者和捍卫者沟通、培养了捍卫承诺的能力和决心的情况下。
通过查阅苏联档案并对苏联领导人及其顾问进行采访，勒博和斯坦意外地发现，两次柏林危机期间苏联领导人保持了克制，但原因与美国的威胁无关。古巴导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中东危机主要是通过澄清利益所在并向对方确保本国的和平意图才得以解决，冷战亦是如此。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苏联战略进攻态势的时机选择时常有悖于传统威慑理论的预期，而且苏联的战略态势转变与美苏战略平衡之间的转变并不存在正相关。
苏联挑战美国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第二个高潮是50年代至60年代在柏林和古巴的战略攻势。这两次挑战高峰正好是在美国具有无可置疑的核力量优势时期。但是，在1982—1985年苏联力量占优势期间，苏联的行为反而更为克制。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促使勒博开始寻找威慑之外的原因。假如在完美条件下实施威慑未能消除危机，那么问题很可能不在安全政策本身，而在安全战略的隐含假设。他发现，如果决策者试图以向敌对国家做出对抗性承诺（adversarial commitment）的方式来应对紧迫的外部挑战和国内问题时，威慑可能会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变得对利益漠不关心，也会忽略对手的实力展示和决心，甚至忽视与自身期望不符的重要信息。苏联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是因为赫鲁晓夫试图以此来解决国内的政治和战略问题，而刻意忽略了其助手和卡斯特罗的警告。这场危机是缺乏安全感的美苏领导人为展示决心而采取的挑衅性行为。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言，奥匈帝国与德国都明白，发动局部巴尔干战争的计划可能引发两个联盟体系之间的欧洲战争，并导致英国与它们为敌，但两国都没有对风险做过任何仔细的评估，它们发动战争是出于对地位和荣誉的担忧，而不是出于对安全的忧虑。
勒博坚信，对安全战略的基本假设进行建设性批判可以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降低风险(不仅是全球核战争，也包括代价高昂的地区冲突），为国家间关系缓和奠定基础。他呼吁，综合使用威慑、保证和传统外交三种手段来应对冲突管理和冲突和解；根据冲突的性质和历史，这几种手段可以依次使用，也可以同时兼用。
很长时间里，勒博的观点遭到了现实主义理论家和威慑战略设计者的强烈抨击，也未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多数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依旧相信，对苏联的强烈威慑终结了冷战。
这种立场或许正在塑造新一代美国对华战略的设计，但如果历史提供了任何有价值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可能是“历史的真相远比事后得出的经验复杂”。在开启新一轮的大国威慑博弈之前，人们有必要倾听不同视角下的危机叙事。
（作者注：本文参考了Richard Ned Lebow: A Pione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History,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和《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以及唐世平教授的博文《我所认识和理解的Richard Ned Lebow》。特此致谢。）
避免战争，缔造和平
〔英〕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肖宏宇 译
ISBN 9787301320457
定价：59.00元
2021年出版
外交的本质
〔瑞典〕克里斯特·约恩松
〔瑞典〕马丁·霍尔 著
肖玙 译
ISBN 9787301287965
定价：49.00元
2020年出版
编辑 | 茶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