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9日下午14点左右，一架苏联飞机闯入我国黑龙江省领空，整个防空系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两架歼－6战机腾空而起，向发现苏联飞机的我国空域飞去。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关系当时处于低谷阶段，苏联飞机闯入我国领空，意欲何为？
防空系统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架民航客机，我歼-6战斗机飞行员升空后，识别出对方是一架安-24小型螺旋桨民航客机。
尽管基本排除了对方武装入侵的可能性，但我方飞行员还是保持高度戒备，紧紧跟随。不一会，安-24发出信号，请求在我东北某机场降落，我方经请示有关部门后，予以拒绝。
因为当时的两国关系难言友好，另外谁也不敢保证，这架飞机上坐的是什么人，一旦他们携带武器、图谋不轨，后果将不堪设想。外事无小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方的决定无可厚非。
14点30分，安-24突然迫降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里。
由于安-24是架小型飞机，加上地面被严冬冻得很硬实，从平整度和硬度上来说倒也符合降落条件，飞机在滑行了不到400米后，停住了。
飞机降落后，当地的驻军官兵和公安干警随即赶到，将飞机团团包围。
十分钟后，一名飞行员高举双手走下飞机，打着手势对驻军负责人说：
“飞机是我劫持过来的，我要来中国避难。”
通常情况下，劫持飞机的动机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一是恐怖或激进分子，想通过劫机释放被关押的同伙，有政治诉求；二是动机不良分子，想通过劫机到敌对国家或地区享受生活；还有就是想敲诈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所在国家一笔巨款，以供自己享受。
这位苏联飞行员大概能归类到第二种情况，他劫机的动机是出于对领导的不满。
我当地驻军通过翻译得知，劫机者名叫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1952年出生于苏联阿塞拜疆巴库市，出身于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列兹金族。
1970年，阿里穆拉多夫进入到萨索夫飞行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属的飞行大队工作。
1976年，阿里穆拉多夫成为安-24飞机驾驶员，由于他业务能力强，工作踏踏实实，表现突出，四年后获得“工程师—飞行员” 证。
三十而立那一年，阿里穆拉多夫认识了心爱的姑娘冬妮娅，对方是一名舞蹈教师，貌美如花，落落大方。阿里穆拉多夫对她一见钟情，立马狂追，冬妮娅也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飞行员情有独钟，于是两人陷入热恋，不久后走入婚姻殿堂。
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对阿里穆拉多夫逐渐冷漠，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阿里穆拉多夫无奈发现，妻子红杏出墙了，更难过的是，那个插足自己家庭的“第三者”，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伊万诺夫。
上司是苏共党员、领导干部，整天开会教育同事们要讲道德，自己怎么可以不讲武德，破坏下属的婚姻？阿里穆拉多夫很是苦恼，有些想不通。
郁闷之下，阿里穆拉多夫尝试着整理上司的“黑材料”，不久后，一封举报伊万诺夫贪污和腐化的信件寄到了上级有关部门。
信件寄出后，阿里穆拉多夫满怀希望开始等待，他相信伊万诺夫的好日子不多了，上级肯定会将这样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
等啊等，几天过去了，他不但没有等来伊万诺夫被免职的消息，反而等来了上司对他的打击报复。
伊万诺夫公然对他说：“你不是要告我吗？举报信第二天就到我手上了。结果怎么样，我还是我。小样儿，不服？继续告呀。”
后来的事可想而知，伊万诺夫天天发起降维打击，给他穿小鞋，还把他当成精神分裂症患者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治疗”。阿里穆拉多夫毫无反手之力，直到伊万诺夫调任之后，阿里穆拉多夫才恢复工作，当了副驾驶员。
但就在此时，妻子决然提出要跟他离婚。
这时的阿里穆拉多夫，心中万念俱灰，他觉得以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之大，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不如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到国外去。
与苏联亲近的东欧或蒙古、朝鲜，肯定是没法去，去了也会被逮回来，阿里穆拉多夫不想挑战这种“一日游”的经历。
当时中苏关系并非友好，苏联内部的宣传机器整天挑东方巨龙的毛病。阿里穆拉多夫辩证地想：苏联本身就是违法者的“天堂”，它宣传的东西就只能反着看，他们说中国不好，那我偏要到中国去。
阿里穆拉多夫产生了去往中国“避难”的想法，并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在一次正常飞行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利器，逼迫驾驶员改变航向，飞往中国。
得知这名苏联飞行员的劫机目的后，我当地驻军犯了难，他们没有处置权限，就向上级火速汇报。
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微妙时期，对待这种紧急情况只能谨慎处理，几个部门磋商后，重任就落在了外交部身上。
当日子夜，外交部的一位副司长紧急出发，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当时正是寒冬腊月，黑龙江气温达到了零下几十度，这架飞机迫降之后，机上的3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出于谨慎，也可能有一些对东道主的不信任感，待在飞机上，不想下来。
这要是将他们冻出个好歹来，将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带来不必要的外交纠纷。
副司长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公安部以及民航局的负责人早已先期达到，机场上一架军用运输机已经启动，其他部门的同志一同登机，紧急飞往哈尔滨。
此时，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正在现场对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苦口婆心地劝说。
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20多个年头，“积怨”太深，导致“谈判”很难一下子进入到推心置腹的友好模式。
这些苏联公民得知飞机被劫持到中国后，本来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中国人将会如何处置自己，无不忐忑不安。
我方人员很贴心地给他们送上了棉被、食品和饮用水，对方犹豫片刻，接受了。因为安-24是小型飞机，此次航线是从雅库斯克飞伊尔库斯克，是苏联远东地区的短途支线，机上储存的食品和油料不足，我方此举属于雪中送炭，仁至义尽。
但是王耀臣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却遇到了麻烦，请了半天，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
因为在他们看来，按照国际法，待在飞机上就形同于待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人敢奈何他们，下了飞机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似乎就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有一定的危险性。
半夜时分，随着飞机上燃油的不断消耗，温度开始降低，就这样，他们也忍住了，没挪窝。王耀臣见大家不愿意下飞机，只好将两台车辆开到飞机旁，开足暖气往飞机里“强行”送温暖。
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问题一天不解决，你飞机肯定不能走，乘客滞留在飞机里属于自缚手脚，自己找不自在。
于是王耀臣再次走进机舱，用俄语向乘客向大家解释。他诚恳表示，我方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更重视你们的生命健康，只有配合我们，你们才能平安回家。
经过努力工作，乘客的情绪缓和下来，敌意慢慢降低。
凌晨5点之后，丰盛的食品到来了，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被送上了飞机。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苏联乘客感受到了我方浓浓的暖意，不知不觉中缓和了情绪。
到了中午9点多钟，副司长等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事发机场。在听取王耀臣同志的汇报后，副司长和大家进行讨论，商议下一步工作。
然后，副司长也登上了飞机，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并重申对他们身体的关切：“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把大家冻坏了，怎么回家啊？”
吃饱喝足的苏联乘客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带头下飞机，大家照样不为所动。
机长这时候来了一句：“我们在等我国的大使，听他的安排，在他来之前，你们说什么也没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直升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
格里山一脸怒气，显然对劫机者非常不满，他见面之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见劫机者。
我方副司长不卑不亢地说：劫机者已经被我们安排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他违反了我国法律，正在接受处理，你暂时不适合和他见面。”
格里山碰了个软钉子，神情有点尴尬，他悻悻地说：“那我和乘客见个面吧。”随即来到客舱，他没有安慰大家，而是先问责道：“谁是机长，这是怎么回事?”
言外之意是，你们真无能，让人把飞机劫持到中国，丢脸！
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干部，立即耷拉下脑袋，准备乖乖听训。接着，格里山拉着机长往旷野走去，他们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开始说起悄悄话，一说就是半个小时，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些啥。
谈话结束后，格里山仍然不许乘客下飞机，说要等大使馆下令。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眼看白天又要过去，夜晚即将来临，乘客又要面临严寒考验，意外随时都会发生。
两国外交部门其实也一直在保持联系，就有关事宜不停进行沟通，我驻苏大使馆李则望大使火速会见苏外交部官员，通报最新情况，提醒对方，应该配合我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宾馆，否则对方人员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我们概不承担后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汉学家，贾丕才是中文名字，俄语名字是米哈伊尔·斯捷帕诺维奇·卡皮查）听说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宾馆，表态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应该服从中方的安排嘛。”
他一放话，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下午17点30分，我方派去11辆空调车来到了现场。
苏方人员不再执拗，而是积极配合转移行动，又是整理行李，又是暂时封存飞机，还拟定了交接文书。
不久，满载苏联人员的车队出发了。
不得不说苏联人的政治觉悟极高，组织纪律性也很强，在没有见到大使馆外交官之前，面对突发事件，他们坚持不下飞机，哪怕挨冻也不妥协，确实是表现出来了难得的“硬气”。
到达齐齐哈尔的接待宾馆后，已是深夜23点多钟。宾馆早就准备了两个楼面的客房，还准备了热水，让客人们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吃了顿冒着热气的晚餐。
次日凌晨时分，苏联大使馆回电告知我方，决定派飞机到哈尔滨机场迎接乘客回国。
21日天刚蒙蒙亮，齐齐哈尔的地方官员就赶到了，他们给每位苏联乘客送了一件羽绒服。要知道当时的羽绒服在我国尚属奢侈品，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件，倒爷把羽绒服倒到莫斯科黑市上，更成为了苏联国内的紧俏商品、是纯粹的硬通货。
我方行事颇为周全，带来的羽绒服什么尺码、什么颜色的都很齐全，可以任君挑选。还向儿童发放了一些玩具和糖果，一时间对方的大人小孩都十分开心，惊喜连连，交口称赞，大有一种“你们早跟我们来这一套不就早下飞机了嘛”的感慨。
吃过丰盛的早餐，黑龙江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到苏联乘客下榻的宾馆，欢送他们离开齐齐哈尔。苏联客人依依不舍挥手告别，赶向哈尔滨机场，在那里，苏联人派去的一架图-134客机早已经落地等待。
傍晚5点40分，苏联飞机要起飞了，我方人员送到舷梯旁，向他们挥手致意。不少苏联乘客动情地流下热泪，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用他们刚学会的中国话说：“谢谢!”“再见!”
飞机起飞后，格里山郑重地对我方官员说：“我代表大使馆，对中方当局表示衷心感谢!”
乘客离开了，劫机者后来怎么样了？
当时我国跟苏联关系没有正常化，两国也没有签署罪犯引渡条例，劫机者只能在中国接受审判。
劫机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的1986年3月4日，我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判处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有期徒刑八年。
判决书指出，阿里穆拉多夫劫持飞机的行为，严重危害航空安全，是国际上公认的刑事犯罪，我国政府对此历来持反对态度。对劫机者无论以何种理由和何种借口，也无论其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都要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至此，发生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劫机事件”宣布告一段落。
按照判决，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的刑期本该到1994年才期满。但计划不如变化快，1991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苏联都成这样了，再关押阿里穆拉多夫，也就失去了太大的意义。从人道主义出发，我方在1991年释放了阿里穆拉多夫。
直到此刻，阿里穆拉多夫才知道，自己当年矢志不渝要离开的“祖国”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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