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年前的今天，120个本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孩子，集体失学
上月末，美国发布了《暂时禁止部分中国留学生、研究人员入境总统公告》。虽然目前这项政策，只限制一小部分与军方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但还是让很多理工科留学生，陷入提心吊胆之中，担心自己几年的努力一朝白费。其实139年前的今天（1881年6月8日），中国的赴美小留学生，也曾面临学业突然中断的困境。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那篇《詹天佑》，但其实当年，我们本可以有120个“詹天佑”。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要从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也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hóng）说起。1850年，一年一度的美式足球大赛，正在耶鲁校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球场上，有个球员穿着丝绸长衫，草帽下塞着长辫，站在挤成一团的人群旁边，非常显眼，此人便是容闳。几年前，他被一名传教士带到了美国，之后进入耶鲁，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眼前的游戏和对抗，与他之前对教育和学术的认知大相径庭，他正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忽然球向他滚来，他拾起球，开始飞奔，长袍被风吹起，辫子松下来在风中飞舞被对手抓住。在倒地的瞬间，他把球抛下用力一踢，球飞过了球门线，为新生队赢得胜利。直至毕业，这一瞬间都是容闳在耶鲁的几年中，最闪光的时刻。在这所学校，他学会理解的不只是美式足球，还有与科举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虽然理工类学科成绩平平，但凭借着优秀的英文写作能力，他还是通过每个学期的评测，四年后拿到了学士学位。毕业时，他曾考虑过在美国多留几年，继续学习一门实用的专业，但出于经济原因和与日俱增的思乡之情，他还是踏上了归国的客轮。如果说林则徐和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 “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出身微寒的容闳，就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草根”。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回国后的好几年里，他辗转广州、香港、上海，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更不用说什么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了。外国律师的圈子排挤他，怕他的语言优势抢了他们的业务。因为不收受贿赂，清朝政府的官员视他为异端，他也不愿跟腐败的“同事”们同流合污。在不同“体制内”经历了挫败后，他进入商界闯荡，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能，得到了上海上流社会的认可，成为了一家英国公司的丝茶交易商。正因为容闳对当官并不感兴趣，曾国藩十分放心地将兴建军工厂和出国采购机械的事，交由他来操办。工厂建好后，他问容闳，若想改进，还需要做些什么，容闳提出了培养军工人才的建议。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恰好与李鸿章的规划不谋而合，话音未落，曾国藩就表示了同意。选派120名12～14岁的学童，在四年中分四批，到美国学习15年，让他们都能和自己一样，通过大学的高等教育，从陈腐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成为复兴祖国的精英。方案被批准了，但朝廷却意味深长地，任命了一名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官员陈兰彬，与他共同负责此事。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容闳，并没有在意陈兰彬的存在，天真地畅想着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多姿多彩的生活。由于当时中国的通讯很落后，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晓“留学计划”，相比考取功名，“不靠谱”的赴美深造，对他们来说也毫无吸引力。受“孝道”和“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所束缚，没谁会愿意跑那么远去念书。虽然困难重重，但最终容闳还是召集到了120个学童，并且当中没有一名满族贵胄子弟。就这样，他和陈兰彬带着第一批30个小留学生，乘坐“北京精神”号轮船漂洋过海，抵达了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初到美国的一段时间里，孩子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们好像永远都按不够电子门铃，一听到叮当的铃声，就咯咯笑个不停，或者打开水龙头，着迷地盯着水流……在旧金山停留几天后，大家搭乘火车，横穿美国，前往东部的寄宿家庭。第一次“走火车路”，孩子们兴奋不已，这其中便包括未来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在学校，身着长袍留着辫子的小留学生经常抱怨，自己被本地同学嘲笑为“中国女孩”。容闳自然是理解这种苦恼，他想同意孩子们剪掉辫子，改穿制服的请求，却遭到了“同事”陈兰彬的阻挠。在这名严格遵守儒家教义的官员看来，自己被朝廷派到美国，就是为了确保幼童对传统的绝对忠诚。几番商讨之后，双方只能各退一步，允许幼童们穿套装，但决不准剪掉辫子。在容闳的鼓励下，天资聪颖的学童们迅速掌握了英语，消除文化隔阂，结交到了新朋友，开始自由地学习和生活。在刻苦学习之余，他们会利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参加跳舞，甚至组建了一支“东方人棒球队”，在不同的领域展现出各自的天赋。< 詹天佑（后排右二）等酷爱运动的“留美幼童”组成的“东方人棒球队” >詹天佑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进入耶鲁后，两次获得数学奖学金。梁敦彦刚到美国18个月，就能游刃有余地用英文写诗，且练就了高超的棒球球技。小留学生茁壮成长，越来越适应异国生活，容闳很欣慰，陈兰彬却很生气。在这位官僚眼中，幼童们向着学术和文明的方向每迈进一小步，就是向脱离清廷的控制迈出一大步。看着身穿着长袍读的中国孩子，变成了穿衬衫西服的“美国青年”，陈兰彬的恐惧和忧虑与日俱增。他先是写信向李鸿章打小报告，抱怨幼童们的“放肆”，建议终止留学计划（此时曾国藩已去世，李鸿章接手了留学事宜）。之后，又在每个黄历上的黄道吉日，召集学生到他那里，听他诵读《圣谕广训》，向皇帝行礼表示臣服。可事不遂愿，不被准许剪辫子的小留学生们，早就剪掉了心里的辫子。在他们的脑海中，向着千里之外的皇帝下跪，是愚蠢的，毫无意义。只有课堂上学到的数学、地理、科学、航海等学科，才能带来实际的成长。1876年，升任中国驻美特使的陈兰彬忙于外交事务，派了另一个坚定的儒生吴子登，接替他监控小留学生免受“野蛮文化”侵蚀。他一边公开训斥学童，一边在背地里写信给李鸿章，禀报不实信息，污蔑留学幼童在容闳的纵容下，整日不学无术。在报告里，他编造说学生们见异思迁，去教堂礼拜，变成了基督徒，秘密结社。尽管吴子登不遗余力的打压，学生们还是在美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17岁的詹天佑，顺利进入耶鲁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他对初到美国时的那次火车之旅记忆犹新，立志要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此时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报效祖国的小留学生们，并不知道，吴子登的信传回国内后，朝野中人言啧啧，清廷已经对他们渐渐失去了耐心。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随着中美关系冷却和西部经济危机蔓延，排华情绪开始涌动。军事学校不招收中国人，小留学生被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拒之门外。李鸿章原本想通过公派留学培养出一批职业军人，但现在这个计划却落空了，对他而言学童们已经失去了价值。听说李鸿章十分敬仰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格兰特将军，他辗转联系到了马克·吐温，在这位美国作家的帮助下，请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派遣留学生。但天意难测，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还是上呈了奏折，要求中止留学计划，召回留学生。当时，120个留学生中，有60多名已经进入美国高校，其中22名在耶鲁，8名在麻省理工，3人在哥伦比亚大学，1人在哈佛，其余分散东北部各所学院。如果再有五年，他们就都能毕业，只得依依不舍的踏上归途。只有学习进度较快的詹天佑和欧阳庚，能够在回国前，拿到毕业证。这些留学生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被清兵包围，监禁了四天，才被放归回家。期间不断被官员审问：为何在美国待了这么久，为何不早点回国，是否还效忠皇上？然而这只是多舛命运的开始，这些没有拿大学文凭的学童们，回国后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天津，投奔在李鸿章门下，成为了北洋水师的军官，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克服了迷茫沮丧，勤奋工作，少数人终于不负厚望，挤入上流，在清朝覆灭后，引领国家进行改革。还差一年就能从耶鲁毕业的梁敦彦，先在天津电报学堂任教，之后得张之洞赏识，从事外交工作，出任晚清最后一任外务部大臣。是他推荐了同窗詹天佑，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吴仰曾、邝荣光、唐国安等，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矿业工程师。唐绍仪为袁世凯所用，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若留学计划没有中止，学童们能完成学业，一定会有更多人能在不同领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才。而改变小留学生命运的容闳，在计划终止后，对教育和改革的热情依旧不减，他把多年的积蓄，都花在了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上。百日维新失败，他被清政府通缉逮捕，逃往美国，却发现，自己50年的美国公民权已被撤销。容闳本有机会做富商，做高官，却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和改革。从他人生的起伏中，我们能同时看见一个人的伟大和渺小。可惜他拼尽全力，为衰落的祖国寻找出路，却终究无法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一百年前，一道奏旨，为120个学童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使容闳多年的付出功亏一篑。时过境迁，如今的留学生虽然已不用背负扭转国运的重任，但他们却依旧面临着相似的波折。一条政策法令，不知可以粉碎多少年轻人的梦，让那些致力于打通学术交流渠道的工作者，心血付之东流。当我们通过历史来洞察今日，前人所负载的苦涩与无奈，是多么的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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