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刑场上惨遭酷刑，被大卸八块。
袁崇焕墓地
壮怀激烈 屡建奇功
袁崇焕（1584—1630），字之素，号自如，祖藉广东东莞，后迁至广西藤县。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而自此以后，屡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才如愿以偿，成为进士而进入仕途，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
为人慷慨且富胆略的袁崇焕，喜爱谈兵。除处理本县政务外，很注意边塞军务。其时，东北后金势力日见崛起壮大，不时入犯，以致战火连年不断。身居南国的袁崇焕，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辽东战事的发展与演变。他“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经常“论塞上事，晓其扼塞情形”。因此，“以边才自许”，一心想亲赴战争前线，为拯救国家的危难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至京朝觐接受吏部考察。由监察御史侯恂推荐，被破格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从而为其提供了一块发挥聪明才智的天地，他如鱼得水，任意腾跃。不久，后金八旗兵向辽西挺进，攻克明朝重镇广宁，明军溃退。他趁机暗中“单骑出阅关内外”，对如何抵御后金的进攻，了然于胸，发出“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的铿锵誓言，表现出他的自信和胆略。明朝廷的大臣也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华，便超擢为佥事，监山海关外诸军，并“发帑金二十万”以便招募。袁崇焕慨然赴任，招募士卒，安置失业流民，身体力行，不畏荆棘虎豹，深得将士信赖。经略王在晋“议修重城八里镇”，袁崇焕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以为非策”。因人微言轻，不被重视。待大学士孙承宗行边赴辽时，支持袁崇焕，“驳重城议”。在讨论守卫要塞时，袁崇焕主守宁远，王在晋等提出异议，主守觉华。孙承宗再次支持袁崇焕，命其与满桂率五千人驻守宁远，修筑城池，并定规制，一年而后，“遂为关外重镇。”加上袁崇焕勤于职守，“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袁崇焕以功进兵备副使，再升山东右参政。天启五年（1625）夏，袁崇焕奉孙承宗之命，遣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廓，备战守，防线东移，收复失地二百余里，这既是袁崇焕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的开始，又是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用武之地。同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专权，事事掣肘，且又遭言官弹劾，“诬左袒东林”，不安其位，便自请求去。魏忠贤趁机派其党羽高第代孙承宗为蓟辽经略。
高第本是懦弱胆小之徒，他的出任，给袁崇焕原进取精神以极大的节制。高第曾提出“关外必不可守，应锦州、右屯诸城的守县及将士，全部撤至关内”。袁崇焕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是，高第以其经略的权势。不听劝告，仍一意孤行，欲并撤宁、前二城。袁崇焕不得已，只得以“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来坚持。结果，在高第的指令下，除宁、前二城之外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城器具及屯兵等尽撤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震”。（《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对高第的狂妄无知和骄横十分愤慨，一腔热血，报效无门。因此，他连续三次上书朝廷请求回家。本来，魏忠贤想让其党羽替代袁崇焕，无奈阄党多是无能之辈，根本找不出一个象样的人来。再加上东线守御正紧，不得不勉强升迁袁崇焕为按察使，仍驻守宁远。然而，由于高第的胡作非为，使袁崇焕“数年心血，委于一旦。敌志始骄矣。”
以萨尔浒之战的胜利而迅速壮大起来的后金努尔哈赤，乘高第内撤之机，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率兵西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长驱直入，连续攻占右屯至途山众多城池，进逼宁远。宁远军民见“虏势甚张，人心惶骇欲逃”。明朝廷得知，也十分吃惊，文武大臣没有善谋良策，私下认为宁远必不可守。辽东经略高第龟缩在山海关内，拥兵不救，使宁远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
袁崇焕面对努尔哈赤的咄咄逼人之势，镇定自若，召集满桂等将士誓守宁远。“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同时命满桂、左辅、祖大寿、朱梅四员大将领兵分守定远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城墙上架设红夷大炮，另派专人宣传督阵，“城上及四门为援。”一切布署已定，袁崇焕告谕全城军民：“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军民为其诚意所感动，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努尔哈赤率兵抵达距宁远五里之地驻扎，切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又考虑后金兵长途跋涉，士马疲惫，不轻易攻城，而遣使向袁崇焕劝降，以换得充裕的时间。理所当然地遭到袁崇焕的严正拒绝：“义当死守，岂有降理！”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便于正月二十四日挥兵攻击宁远城，袁崇焕令发西洋巨炮，后金兵死伤甚众，但仍不退却，掘城不止。由于弓箭、火炮不及墙角，有两三处城墙被后金兵掘开。在此危急时刻，袁崇焕身先士卒，抢堵决口，中矢负伤。将士劝其退下，他厉声说：“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宁远不守，则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复何乐也！”便“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就这样，双方一直激战至二更时分。努尔哈赤见一时难予攻克，即鸣金收兵后撤。袁崇焕趁机选派勇敢士卒，顺城而下，烧毁后金的战车。此后，努尔哈赤连续进攻，袁崇焕指挥将士沉着应战。直到二十六日。经过一番激战，后金兵死伤惨重，努尔哈赤无计可施，才不得不解围而去。他对诸将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也？”怀着遭受挫折的莫大遗憾，闷闷不乐，毒疮暴发而死。这是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宁远大捷。消息传到北京，文武百官欣喜若狂，称赞“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的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袁崇焕被推为右佥都御史。同年三月，升任辽东巡抚，魏忠贤以袁崇焕不服从自己的旨意，派党羽刘应坤、纪用出镇监军，袁崇焕对此不满，上疏谏止，没有结果。在论功行赏时，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
高第不救宁远，又折辱诸将而遭罢斥，朝廷派兵部尚书王之臣代其职。王之臣亦是庸才，与袁崇焕政见不合。为调和计，分关内、关外，由王之臣与袁崇焕分别督理。袁崇焕从中意识到“廷臣忌己”且深知党争的激烈，于是上书，奏报捍御和进取大计，恳切希望皇帝和廷臣对边臣始终如一，不要被“谤书”、“毁言”所惑。袁崇焕的一片赤诚和屡建的战功，得到朝廷信赖。而此时的后金，努尔哈赤死，由皇太极继立汗位，他不仅要稳固内部，还要调整兵力，准备再战。由于袁崇焕的骁勇坚毅，又一次赢得对后金的宁锦大捷。这是明朝对后金的第二次胜利，其中有袁崇焕的大功在。可是，魏忠贤反而唆使党羽弹劾“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在叙功时，魏忠贤尚在襁褓的从孙竟被封为安平伯，冒滥增秩赐荫的文官武将多达数百人，而袁崇焕仅增一秩而已。梁启超为之感慨地说：“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此乃真所谓入木三分之论。袁崇焕在阉党的诬陷和排挤下，愤然乞休归里，离开了纵横驰骋的战场。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和千古之冤。
归去来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皇帝朱由校离开人世，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怀着扭转危局的决心和使大明王朝重新振兴的愿望，对朝政进行了一番整顿。尤其是智除魏忠贤、客氏，阉党首恶受到应有处置，朝政渐趋清明。同时采纳廷臣推荐，召回袁崇焕，擢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七月，袁崇焕奉命来到北京。其时，年为四十有五、正当血气方刚的袁崇焕，对政局的变化过于乐观，尤其是对阉党余孽势力、蓟辽边防军事形势的估计又过于简单，所以当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平台召见时，他那勇于冒险、自信、自负的性格所生发出来的重大责任感，以及再立新功的强烈愿望，与朱由检竭力扭转危机成为中兴之主的渴求相吻合。前者喜出望外，后者优礼有加，情感的浓雾在君臣之间扩散，理智随之消减，暴露出来的是袁崇焕的轻率和朱由检的轻信。请看如下对话：朱由检慰问一番之后，即询问道：“东兵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没，辽民涂炭。卿万里召赴，忠勇可嘉。有所方略，具实奏闻。”袁崇焕回答说：“收复辽东失地的策略在奏疏中说得明白具体。我受陛下眷顾，希望赐予‘便宜’之权，预计五年时间，辽东可以全部收复。”朱由检极为高兴，说道：“只要辽东能够收复，奖赏，乃至封伯封侯，我决不吝惜。若你努力从事，击退后金，解除其威胁，你的子孙也会受到恩惠及封赏。”在旁的钱龙锡等四位阁臣，异口同声地说：“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袁崇焕看到皇帝如此大方，礼贤下士，又有阁臣的夸奖，深感亲切和舒畅，急忙叩头感谢。（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袁崇焕陛见》）
谈话至此，朱由检退殿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收复辽东的具体计划是什么？被情感主宰着的袁崇焕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说：“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这时，袁崇焕才似乎从情感的浓雾中解脱出来，稍有理智，自觉失言，比较冷静地对变幻且蕴藏危机的时局和边防军事形势重新考虑；尤其是从前任熊延弼、孙承宗等人的悲惨结局，以及自己前次愤然乞休归里的事件中，悟出了问题的严重和复杂。为了补救因轻率答对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在朱由检休息过后再次答对时，袁崇焕就着重提出颇感难办而又必须办理的诸多事务。他说：“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筹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对此难题，朱由检件件许诺，并令四部官员，按照袁崇焕所言，从速办理。接着，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心，制金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朱由检特意站起来倾听，告谕道：“卿无疑虑，朕自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求收回曾赐给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改赐袁崇焕，朱由检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尽管如此，袁崇焕心中的疑虑仍未消除，在其离京赴任前夕，又上书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扼，不敢不告。”朱由检不加思索地“优诏答之”。（《明史·袁崇焕传》）作为一位磊落飒爽的边臣大将，肩负重任，又如此战战兢兢，犹如履薄冰的心态，个中甘苦，只有当事者自知。
袁崇焕虽然没有把朱由检的许诺看成是全部付诸实践的事实，但无疑是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便于崇祯元年（1628）八月抵达山海关实施五年收复辽东的壮举。他下车伊始，即着手处理驻守宁远的川湖兵士哗变，斩其首恶，戒谕胁从，使哗变迅速平息。后来，为了事权统一，对驻守皮岛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听节制，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终于以阅兵为名，诱杀了有叛国之迹且飞扬拔扈的毛文龙。与此同时，改革了兵制，使其更适宜于对后金的抗御，辽东防线更加坚固。成为皇太极开拓进取以成努尔哈赤之业的一大障碍。
袁崇焕在辽东的举措，或事先奏请，或事后补报，都得到朱由检的“嘉奖”，满朝文武无不认为有袁崇焕在，五年复辽，指日可待，盲目乐观的情绪，犹如迷雾一样，笼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唯有袁崇焕的头脑还较为清醒。自己许下的诺言是收复辽东，不仅仅是抗击和防御，因此，自“知兵力不及，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利用议和的手段，促使后金后撤，让出辽东。便没有在朱由检及百官大臣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更为可虑的是，若后金兵避实就虚，同样会使议和受挫，影响宏图伟略的实现。为此，他综观边塞防务，上书说：“唯蓟门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建议：“蓟门单薄，宜宿重兵。”明确指出：“严饬前督师，峻防固御，为今日急着。”这种积极而重要的奏疏，朱由检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按照常例，交付科部会同商议，拖延因循，相对薄弱的北边防线，未及时整饬，依然如故。
“岳飞”式的悲剧结局
事变的发生，不出袁崇焕的预料。皇太极在与袁崇焕的争战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他变得聪明起来。遂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联合蒙古科尔沁等部落。并以其为向导，避开宁远、锦州，由蒙古境入侵，直抵长城，再分兵三路，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南下。由于明朝北方防线塞垣颓落，部伍废弛，毫无抵御能力，一遇后金兵，即四散溃逃，后金兵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县，大肆抢劫。史称“己已之变”。
朱由检及百官大臣，惊恐万分，一面宣布京师戒严，一面敕令各镇兵马赴京勤王。袁崇焕在未得诏令之前，即率领祖大寿、何可刚等将士驰赴京师救援，于十一月十日抵达蓟州。朱由检得知，极为高兴，“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率诸道援军”。对袁崇焕的信任，无以复加，袁崇焕亦十分感激皇帝的知遇，分派将士，守卫郡县重镇，亲率兵马直趋京师，扎营广渠门外，令祖大寿、王承允等驻守西南。此时，皇太极也兵临城下，见袁崇焕已列阵布兵，大出所料。既然率兵到此，就发起进攻，袁崇焕督兵从广渠门、德胜门出击，展开激战。皇太极的兵马死伤甚众，下令后撤，移营南海子。加上后金兵远道而来，难以持久，准备渐渐撤退，返回沈阳。但又深知袁崇焕非等闲之辈，不除掉他，终难解心头之恨，于是便施以离间密计。恰巧，此时后金兵俘获明朝的太监杨春、王德成，皇太极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监视，并授以反间之计。高、鲍二人奉命来到监押杨、王的处所，看到二位太监似睡未睡，便故作耳语道：“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当时杨春并未熟睡，将高、鲍的话牢记在心。次日，高鸿中故意放走了杨、王二太监。杨春回到朝廷，将高、鲍所言详细奏报。
其实，在皇太极率兵抵达京师，兵临城下之时，北京城中就传说袁崇焕召来后金兵；阉党余孽也造谣惑众，说袁崇焕“引敌兵长驱，要上以城下之盟”朱由检为之心动，但需要袁崇焕督各镇兵，没有表示什么。当十一月二十三日，袁崇焕在被召见之后，提出率兵入城休整时，朱由检不许。二十五日再次请求“外城休士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仍然不许。至此，朱由检得到太监杨春的报告，信而不疑。十二月初一日，轻信而刚愎自用的朱由检再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袁崇焕正在派遗副总兵张弘谟等进击后金兵，得知皇帝召见议饷，立即赶赴平台，待袁崇焕一到，朱由检就责问为什么杀毛文龙、援兵逗留？因事出突然，袁崇焕毫无思想准备，未能及时答对，即令绑捆袁崇焕，交付锦衣入狱囚禁。在旁的阁臣成基命，见皇上如此处置，颇感不安，即叩头请求皇上慎重，朱由检说：“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又叩头说：“兵临城下，非他时比！”朱由检仍不省悟。祖大寿见此情景，十分畏惧，便奔出平台，与何可刚率领辽东将士向东开拔，毁山海关，直抵宁远。朝野为之震动。
此时的皇太极，以静待机而动。在遗使持书与明朝议和的同时，且猎且行，得知其反间计奏效，袁崇焕被捕入狱，大喜若狂，以为是天赐良机，便挥兵趋良乡，择路而归，沿途攻陷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回到沈阳。历时七个月。
明朝遭此“己已之变”，作为皇帝的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更不愿为此承担责任。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及皇帝处理政务的无误，将一切罪责推给袁崇焕，便是最好的办法。加上阉党余孽勾结温体仁等，大肆鼓噪，谋兴大狱，借此报复。于是，朱由检便在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下达圣谕说：“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虏，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谈迁《国榷》卷91）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这样，袁崇焕含着极大的冤屈被磔于西市，结束了叱咤风云的暂短人生。
有史料记载，袁崇焕死得极为惨烈。因受朝廷舆论的影响，京师居民确信袁崇焕“召敌入京”、“献地讲和”、对其恨之入骨，纷纷“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亲自目睹其惨状的夏复苏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袁崇焕蒙受的一大冤案，直到清初才真相大白。因此，《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发明》评论说：“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其率兵勤王，实属有功无罪。壮烈始则甚喜甚至，倚若长城。一闻杨太监之言，不审虚实，即下崇焕于狱，寻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古今未被治而偾其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壮愍此举之甚者。”又大发感叹：“刑章颠倒，国法何存？岂唯不知将将之道，抑亦大夫御下之方矣！”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朱由检中皇太极反间之计而冤杀袁崇焕的严重过失。同时说明了朱由检的昏庸和朝政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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