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WAN LI SHI WU NIAN
前序
Siting watching clouds scud across the sky
大家都普遍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深层次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书，虽我读过，但有些晦涩难懂，于是查阅和观看本书的很多讲解评价，更认可的是说其是一本当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指南。这本书一共讲述6个人的起起伏伏，分别是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将军（戚继光）和一个文人（李贽），6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本书阅读有中断过，因为有些叙述跟已有想法冲突，后面再次拾起，然后写这篇文章。
ZHUYIJUN
第一位登场的是失意帝王
---朱翊钧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这一年张居正已去世五年了，万历皇帝坐在大殿之上突然间问工部的官员，他说张居正在北京的住宅抄家以后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是卖了还是租出去了，如果租出去了，那是租给谁了？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登上天子的宝座已经十五年了，对他来说，这十五年似乎显得特别的漫长，他其实在当时并不是很关心房子的去处，他只是突然想起了他曾经的老师兼首辅张先生。
万历还记得8岁那年的冬天，隆庆皇帝突然说要给他举行成人冠礼，他偷听到，他的父亲快不行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就按照宦官的引导，然后前后三次，以不同的装束出现在大殿之上，进行着种种复杂的礼仪。
第二年开春的一天，张居正行色匆匆地来到宫中，神情紧张。四天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万历皇帝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他一直记得大人们交给他的。当全部的官员以最恳切的词藻要求他继位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又流畅的说出了提前背诵好的内容，父堂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没有心情去想个人的名位，然后官员们再次恳请，他就在心里边默默的数着，第一次第二次，到了第三次他说，他应该以群臣所说的社稷为重，勉强接受大家的请求，慈圣太后告诉他身为皇帝，在这个世界上天下没有人和他平等。除了两位皇太后之外，他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张居正张先生，另外一个就是大伴冯宝。
在少年万历的回忆当中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他的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除了首辅之外，张居正还是万历的班主任，甚至是任课老师。甚至是教材的编写者，他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还有一个侍读，全都是张居正一手安排的。毫无疑问，张居正是一位严格的帝师。当万历的背诵，结结巴巴的时候他会引用圣人之言，去质问，这使皇帝无地自容，当皇帝的书法突飞猛进，赏赐给张居正时他就劝戒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枝小节，圣明的君主以德行治理天下，书法对苍生并无补益，随后他就取消了万历的书法课而只留下了经史。同样，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可谓言听计从，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回家葬父，四月离开北京，七月返回，这三个月的离别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的长久。在当时，所有重要的文件万历都会特派飞骑传送到千里之外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处理。总的来说，万历即位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菜的十年，北方的边患已经不再发生了，东南的倭患也已经绝迹了，国家的府库也日渐的充实了，这些成就当然不能不归功于张先生。
对于张居正，慈圣太后的一切教育都似乎清楚无误的向万历传达了一个信息，你永远可以信任张先生，这段时间他就这么勤勤恳恳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帝王的日常工作，单调、沉闷、重复，他的童年和少年从没有过叛逆，生活其实本来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但是慢慢地他长大了，事情渐渐地起了变化，万历十年的时候，张居正被皇上加封为太师，这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九天之后，五十七岁的张居正去世了，万历皇帝就陷入了巨大的悲伤和失落之中，但是这悲伤和失落当中还掺杂了一些万历皇帝当时说不出来的感受。就在那一年他十九岁了，他观看了官廷的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台上的国君感慨地唱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那作为国君呢，他只能主持祭祀一类的仪式。万历皇帝看完之后，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呢，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世界，张居正在任的时候，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一条鞭法、他的考成法，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现在他死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拉开了帷幕，仅仅是半年之后，各地官员揭露张居正的罪行就增加到了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贿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结党营私、好色无度，再后来甚至增加了谋权算位的罪名，并明确的指出来了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就是张居正政变的后盾，万历陷入了巨大的紊乱之中，他下令革除张居正儿子的官职，剥夺张居正态势的头衔，但他始终下不了抄家的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现。
他用朱批回答道：“张居正，侍朕冲龄，有10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但是两年后高拱的遗嘱面世了，书中大量可疑的证据出现，万历对张先生的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进来也化为乌有了，最终下达了抄家令，在抄家之后，有的官员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母亲额外加爱，万历一面指责了这些官员，一面又批准了一所空宅和1000亩田地作为赡养。万里至此，已经掌握了实际上的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张居正的死而获得自由，他一生的挣扎才刚刚开始。
19岁那年，他的长子朱常洛诞生，4年后，一生当中唯一心爱的女人给他生下了朱常洵。就在万历15年的时候，万历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种废长立幼的做法与当时整个文官集团所部署的圣人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大臣们开始不断地上书，要求他立朱常洛为太子，劝谏不成的大臣们就开始以辞职为要挟。再后来，万历皇帝不断的贬黜，不断的廷杖，但站出来的官员反而越来越多。其实这里面有的官员是在守卫儒家的道统义理，但是有的官员是清楚的知道贬黜和廷杖会让他们在整个天下博得忠诚的美名，如果计算正确，他日复职加官，乃是意中之事，这就是万历皇帝所说的“讪君卖直”。
万历18年，万历和文官集团的斗争逐渐的白热化，长子朱常洛虚岁已经9岁了，但是仍然没有被立为太子，所有的大学士集体递交了辞呈。万历皇帝不敢批准，他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拖延。万历登基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是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初代和三代打下的铁王座，现在已经变得舒适而又柔软。
文官集团这个可怕的生物，当初就是由初代和三代创造的，原本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现在早已经进化为意志，拥有自己意志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它所拥有的最终极的武器就是连法律都无可奈何的儒家毅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一个的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以自己的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
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却属于文官集团，他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他孤独地身居在宫中，唯一能跟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郑氏。当年18岁的万历遇到了14岁的郑氏时就陷入了热恋，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热恋居然终生不渝。别的嫔妃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在心灵深处却跟皇帝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甚至嘲笑皇上，同时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不断地鼓励皇帝，两个人曾经在佛前祈祷生死同心。万历生前在陵墓里面放了三个棺材，皇帝、皇后，另外一个自然就是天下大概唯一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女人。
万历29年身心俱疲的皇帝终于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场持续了15年的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了帷幕。万历皇帝在与文官博弈的漫长时间里，逐渐变得灰心丧气，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他产生了一种报复的意念，他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向他的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并且打破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记录。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他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他既不强迫官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都漠然置之，各种规定的礼仪仍然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
如果高级的职位出现了空缺，他宁可让他空着，也不派人去替补，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地向他提出，他也不加以反驳，因为他知道一旦回复，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想要沽名钓誉的愿望。如果有良心的官员为此提出辞呈，他既不挽留也不批准，如果官员因此径自离职，吏部建议说，我们要下令追捕，他还是置之不理。甚至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之后，他也拒绝参加丧礼，因为礼部制定了极其繁琐隆重的丧礼，以此纯化天下人性。可是万历皇帝早已经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都看透了，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
但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的细节事实上都出于万历亲手安排。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地实践了鲁迅先生那句“唯沉默是最高的轻蔑的人”。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只不过是紫禁城当中的一名囚徒。万历的怠政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没有使政府陷入瘫痪，因为文官集团自有它多年以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但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不可收拾的损伤，他对当时整个文官集团的分裂和颓靡负有最大的责任。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从此他可以更加躺平的，永远躺平下去了，只不过左右两个棺材里并没有郑氏的陪伴。
ZHANGJUZHENG
第二位登场的是逆天改命
---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史中毁誉参半的著名人物。《万历十五年》中提到“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足以见其气度不凡。他在任期间手腕强硬，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条鞭法、整顿吏治、整饬边疆、兴修水利，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在进行整理大明赋税，试图全力扭转持续下行的经济状态，的确让大明王朝呈现出兴兴向荣之态。
他的改革确实惠及人民，但久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党同伐异、串通心腹，其张氏集团在朝堂上只手遮天，甚至可以随意拦截官员上书，又确有欺君罔上之嫌。张居正一生都在试图以一己之力改革庞大而腐朽的体制，他的政策虽然有所成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根除大明封建王朝财政政策的积弊。
由于时代更迭，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越来越为地权集中的生产模式冲击，农民流离失所，并形成明朝中后期的“流民潮“。且明初设计的地权模式已然在腐败官府的膨胀需求下支离破碎，最终走向僵化。这是历朝历代封建制度的产物，而这并不能为张居正一人所挽救。
SHENSHIXING
第三位登场的是和事大佬
---申时行
Siting watching clouds scud across the sky
万历15年，申时行52岁了，他担任内阁首辅4年以来已经感觉到自己未老先衰，心力交瘁，在他任职的前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个是张居正的去世，另外一个就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的出生。当时的申之行并没有料到未来他整个的人生的得失荣辱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人的出生和死亡，他一上任就遇到了帝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张居正风波，申时行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是他的继任者，现在要清算张居正了，所以他的处境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和尴尬。他反对张居正的一些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前任的过失，以此来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他凭借着自己非常老练的政治智慧，在万历12年的时候把整个帝国从关于张居正的一切的争论当中拉了出来，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动荡，但很快他又迎来了帝国另外一个更加棘手的危机---立储风波。
其实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一直以来主张的都是忍耐，等待万历皇帝自己改变主意。他的皇上，也是他的学生，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如果假以时日的话，他自己会把这些问题合理的解决，施加压力，只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但日后事情的发展却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计。
文官集团埋怨申时行在立储一事上的态度过于的温和，要求他作为首辅，要对整个的全体的文官负责。年轻的京官们已经跃跃欲试地展开了对申时行的试探性的攻击，面对潮水般的弹劾和非议，申时行再也无法立足，他只能引咎自责，只能告老还乡。
申之行8年半的首辅生涯，很多人评价他为首鼠两端，和得一手好稀泥，但其实，申时行有着属于自己的对这个帝国统治当中精微奥秘的认识。第一，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而管理上的方法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他不仅可以指导行政，他甚至可以代替行政，它甚至可以代替技术。第二，国家为了解决问题而设立了文官，但是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第三，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的成败得失，事实上全看他是否能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第四，人都是有阴阳的，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是阳，不能告人的私欲是阴，调节阳和阴是一件处于首辅工作之首的复杂工作。第五，这个帝国既没有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宏愿，它的宗旨是什么？它的宗旨只不过是使大批的人民不要受限于饥荒，也就是在四书所谓的“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之下，维持整个帝国的长治久安。
申时行所效忠的帝国是如此的庞大，而通讯而技术而交通是如此的原始，文书从地方送达中央就需要一个月，地方官上书奏事，动辄就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词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他们所引用的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整整100年没有修订过了，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堆砌的基础之上，这个局应该如何破？
今天申时行，他就端坐在文渊阁当中，当年张居正留下的办公桌的后面，他当然不能够忘怀当年张居正的神情和气概。他的前任也是他的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他能够记千头万绪的种种的细节，他办事认真，他一丝不苟，他甚至亲自设定了各各种各样的表格的格式，同时又能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精微。
张居正的十年的新政，事实上整个的重点就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但是他的要求过于严厉了，以至于抗拒横生，他把所有的文官都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的监视之下，这就严重的威胁了文官集团的安全感。张居正用这一套偏激的做法，事实上是在跟整个文官集团作对，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来压制这些批评者，但是他一旦去世之后，他所有的心血，他所有的事业也一定会随之付之东流。
申时行是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要做的是跟整个文官集团合作，申时行决心要防止张居正一案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起整个明朝的滔天巨浪，所以他奏请了皇帝废除张居正当年制定的考成法。那这样张居正时代唯一具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了，为了中兴大明，申时行想到的办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诚意”。
经过张居正一案之后，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已经经不起再次的折腾了，当务之急就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信赖感，上下一致让大家各怀诚意，所以为此呢，与其暴露个人的阴，不如去提倡他们的阳，也就是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他认为只有精神上的力量才可以补助组织和技术上的不足。精神上的力量并非空虚之谈，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
在本朝的历史上，有的文官不顾酷暑，不故疫疾和百姓同食共居，在洪水的威胁下，他们能够去抢救危险的河堤，有的文官甚至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但是他们可以领导仓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甚至杀身成仁，如果各部、各院、各司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上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对各种事情都能充分的掌握。此念一开，信念则失，疑窦则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出现铤而走险的农民。而促进君臣之间诚意最首要的手段就是礼仪，儒家的经典越是平淡，越是简单就越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的听来听去，以此来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越是酷暑蒸人，那我们的早朝我们的经筵就越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哪怕就是皇帝的亲耕看起来就是表演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是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的。
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都相信这种表演，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那就是何等壮大的力量。给皇帝讲述儒家经典的经筵，典礼繁琐、仪式呆板、内容枯燥，而天色不明就要起床的，旷日持久的早朝更是让人疲惫，但是在就任万历的讲官之前，他就已经是先帝的讲官了，他对经筵和早朝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继续坚持经筵，为什么一定要继续坚持早朝？他不知道这样做一定会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吗？
他是这么想的，要想影响全体的文官，他必须首先要提供自己的诚意，所以他忠于职守，他兢兢业业的维护着明朝的这些传统的节目，但是万历皇帝已经逐渐长大了，万历14年的时候，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上一起来之后突然间就感觉头昏脑胀，所以需要停止早朝，停止经筵。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皇上刚刚说完自己精力上挺不住了，宦官却传出来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这让申时行感到非常的伤心，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甚至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但申时行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依然抖擞精神，摊开奏本，用楷书公公正正的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重龙体，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上觉得早起非常的困难的话，那不防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的推后一下，这些都是可以通融之列，但是后来的情况是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皇上和他相距不过1000米，但是这1000米大概是全世界最长的一千米，因为除了次数越来越少的早朝和经验之外，皇上已经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都是通过书面来完成的。
皇帝放弃了诚意，这让申时行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好坚持自己的信心，他等待着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万历10岁的时候就挥笔写下了径尺的大字，他写了4个字叫做“责难陈善”，写完之后把这4个字当场赐给了申之行，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够规劝自己的落实，提出有益的建议来。
这4个字的含义是那样的深邃，笔力也非常的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自然会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是13年之后，申时行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至今已经化为泡影。
我们前面讲到57岁那年，申时行因为立储风波被迫告老还乡了，他的老家是苏州，但是秀丽的苏州的美景并不能让他忘情于江湖，他在苏州又度过了整整23年的光阴，在他80岁大寿那一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那一年。万历皇帝派了特使来给他庆生，当时的申时行已经病重了，但是他仍然挣扎着面向北方行礼，然后回奏说皇上的圣旨他一定会认真的保管，作为子孙的传家之宝，但是赐给自己的白银和绸缎会全部归还，他无颜接受这么隆重的礼物，因为身为皇帝的首辅和老师，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然皇帝怎么现在还没有把皇长子立为太子，申时行赋闲在家的23年中，总觉得在他担任首辅8年半的时间里，曾经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帮助皇帝成为一个尧舜之君，这就是万历13年张居正一案结束之后，万历14年年初，皇上的朱长洵还有几个月才出生，但是这种机缘却是这样的短暂，他稍微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了。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的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万历十三年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大旱，河流见底，井中无水，各地的地方官，祈雨无效之后，万历皇帝决定亲自前往，所有的具体细节，全部都是由万历一一制定的，他要求2000名文官，2000名武官，所有的人穿着蓝色的布袍，而且全体步行前往天坛，而且不得乘马坐轿，包括他自己，而且沿途不再按照本朝的惯例要求店铺关门，行人回避。从黎明就出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天气最为炎热的时候，百官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申时行带领着文官们在皇极门向万历叩头退下，但万历却不能休息，因为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禀报，然后还要再参见太后，申时行在弥留之际的时候，最后又想起了他当年叩头准备退下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对他说的那句话，想到这他在病床上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在当年申时行站起来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万历皇帝突然叫住申时行，对他说了4个字“先生劳苦”。
HAIRUI
第四位登场的是模范官员
---海瑞
Siting watching clouds scud across the sky
万历15年海瑞去世了，当他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按理说像海瑞这样的人，他是屡屡地反抗上级，其实他是很难升得上去的，但是他得到了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嘉靖41年严嵩被免了之后，海瑞的声望大增，他很快升任了户部的云南司主事。
嘉靖44年，海瑞向嘉靖皇帝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当中说嘉靖皇帝是一个虚荣，是一个残忍，是一个自私，是一个多疑，是一个愚蠢的君主，所有的官吏贪污，赋税繁重，宫廷的无限浪费，以及各地的盗匪作乱，嘉靖皇帝本人应该负直接的责任。嘉靖皇帝给气疯了，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扔，他大喊说抓住这个人，别让这个人跑了。然后边上的宦官回话说海瑞在上奏本的时候就已经买好了一口棺材，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之后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这个奏本，一读再读，嘉靖并没有给予海瑞任何的处罚，但是他不允许按例抄发这个奏章，有时候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被海瑞骂了，就来找咱们出气。
但第二年的时候，嘉靖左思右想，意已难平，他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到东厂，海瑞就在狱中这么遥遥无期的住着，结果10个月之后嘉靖皇帝死了，隆庆皇帝登基了，海瑞又被释放出狱了，但是对他的安排立马就成为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因为海瑞的声望已经是被整个帝国所公认的，它当然是极端的廉洁。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也可能就是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他不会相信做人，为人处事会有阳和阴的分别，他肯定会用自己的古怪的标准去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安排呢？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比较合理的办法就让他升官，但是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在多年不懈的抗争之下，文渊阁和吏部最终向海瑞低头了。
海瑞最初被任命为南直隶的巡抚驻扎苏州，这里是全中国最富庶，同时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海瑞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新规，甚至具体到了所有的公文的办公用纸，不允许在写的字后面留空白，用这种方法来节约用纸。这些引起整个南直隶官场不满的事情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它介入了当地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纠纷。
开国之初的时候，洪武皇帝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去打击地主，打击豪绅、打击富户，他让整个帝国成为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的时候，根据当时户部的统计，全国能保有700亩以上的地主，整个全中国居然只有14,341户，而且他们的名单还需要备案，朱元璋要亲自过目，但是经过了这200多年历史的不断的发展，整个社会又出现了历代王朝后期非常严重的土地问题。
朱元璋可能生前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他的施政理念贯彻执行最坚决的居然不是他的后世子孙，居然是海瑞。明朝后期的高利贷是极为普遍，利率又极高，借贷的人大部分是不能偿还的，抵押的土地就归放高利贷的人所有了，官方曾经规定说利率不能超过三分，欠贷未还的5年内仍然可以用原价来赎回，但这些东西经常是一纸空文。海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居然是本朝前内阁首辅徐阶家族，他强制要求徐阶家族至少要退掉所有田地的一半，徐阶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疯狂的人，他只好被迫接受了。
其实如果海瑞杀一儆百，把徐阶这几个豪门大族的案件广为宣传，警示整个南直隶的富户们，他其实也许可以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当中取得成功，但是如果这么做，他就不是海瑞了，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这样的案件，当时他每天要收到3000~4000个相关的案件。
大家知道因为南方的农村它因为地形的原因，因为灌溉的原因它被划分成切割成了无数的小块，甚至每一块之间隔了很远的距离，而且当地放高利贷的不仅仅是富豪大户，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如果说他手头有点闲钱的话，他也会放高利贷给自己的亲戚，给自己的邻居，所以说这件事情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这就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极为的困难，变得特别的棘手。这种复杂的情况海瑞知不知道？
海瑞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就是这样让自己卷入了这么可怕的纷争当中，他孤军奋斗，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对抗着当时的整个社会。
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在当时是每一个中国文官家庭经济的基础，所以海瑞的做法事实上又是与整个文官集团在为敌，而且海瑞大规模的介入，它介入什么？介入了解决农村纠纷，靠士绅这样的传统和强大的租佃抵押的习惯，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而且蔓延到全国的话，它势所必然的甚至会威胁到整个大明帝国的安全。所以很快对海瑞的参奏弹劾，就像雪片般的到了皇帝那里。
先是说这个人只知道节约用纸，他不识大气，他有失巡抚的体统，再接下来就是他以一己的判断对百姓的产业做出裁决，这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再然后就是质疑海瑞说7个月之前你的媳妇和你的小妾为什么在同1个晚上死去呢？这应该是谋杀。于是海瑞被迫辞职了，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说，“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进一步的使他失去了在整个文官集团当中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府，张居正跟海瑞一样，他事实上对江浙地区的这些地主们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海瑞就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出来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写的回信就能够非常典型的体现出中国文人一贯的高超的技巧，就是表面上是同情，事实上是在责备。张居正就表达了说，他认为海瑞当年是因为轻率造躁进才导致的失败，所以他拒绝对海瑞伸出援手，这就使海瑞赋闲在家长达整整15年。15年之后他被重新启用为南京右前都御史，他不假思索地立马接受了这个认定，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选择，因为这一次他真正的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也走到了整个事业的最低点。
申时行当时作为首辅，他对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他对海瑞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他在给海瑞的信当中，他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盛朝为阙典”。这什么意思？这就含蓄的表达了，说这次启用你只是顺应民意，需要你这位有享有盛誉的清官来作为朝廷的点缀，但很快整个帝国的官员就会发现熟悉的海瑞又回来了，72岁的海瑞味道还是那样的纯正，他居然上奏万历皇帝，他说怎么样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受贿？
我们应该回到太祖皇帝的那个方法当中，什么方法？凡是贪赃在80万以上的官员全部剥皮10层，所以海瑞20多年来，他的信条，他的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也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是没有人去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只不过是一个舞台上的英雄，他只能在情绪上去激动大多数的观众。所以这样的提议在一时间引起了整个文官集团的轩然大波，海瑞连续提出了7次辞呈，但是每次都没有得到批准。
万历皇帝就出来和稀泥了，万历皇帝说，她说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废风气，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所以至此海瑞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帝国圈养的一个吉祥物。
万历15年的年底，海瑞的死讯传到北京，这让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胆的松了一口气。
QIJIGUANG
第五位登场的是军事天才
---戚继光
Siting watching clouds scud across the sky
万历15年，戚继光去世了，去世前他凄凉的结局自己想到了吗？我猜他能想到，因为身为中国古代的一代名将，尤其是明朝的一代名将，他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自觉。
戚继光上任前的明朝是什么样的？明朝拥有整整200万的常备军，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即便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有不到今天的1/10，但是军队数量居然也超过了今天中国军队的数量，但是在当时一股不到70人的倭寇居然能够成功的从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居然开始深入到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又过杭州，他们进入安徽，他们又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大圈子，然后退回到了江苏的武进。虽然最后被歼灭了，但是被他们杀伤的军民，据称竟然有4000多人。而当时南京贵为陪都，附近的驻军有整整12万人，在武器上没有代际差异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行动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很难找到的例子。
所以当时军户制度之衰落，后勤组织效率之低，兵器质量之低劣，军队训练之差已然至此。戚继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戚继光就任不久，很快就发现这些倭寇里面除了日本人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但是如果单从日本倭寇来看的话，他们作战勇猛，他们表现出来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极强的严密性，下级倭寇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管制，而且他们战术先进，他们官兵间配合默契，不管官方文件是如何不断地强调说，这是政府官兵来围剿海贼。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职业化的日本军人，于是戚继光决定用倭寇的方式打败倭寇。第一，倭寇作战勇猛，他要求自己的士兵比倭寇更加地勇猛，继续往上走，他不要军户和卫所里面的士兵，他要自行在浙江招募新军，标准很简单，脸色白皙，眼神清明的人一概不要，因为这样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城市里面的无赖游民、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他们自己不但会临阵逃脱，而且他们会唆使周围的人一块逃跑，他只招收青年农民里面的淳朴可靠的人。第二，倭寇纪律严格，他要求自己的军阀比倭寇更加的严格，军队各级集体负责，实行连坐法。士兵因为小便而敌对，就会受到割血耳朵的处罚。据传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就是由于违反了军法，被他毫不犹豫的给处死了。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这一治军方针终究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冀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当中向全军训话，只有他从浙江带来的3000名官兵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就如同没有下雨一样。第三，倭寇单兵作战能力强，他要求他的士兵的作战能力要比倭寇更强，他甚至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操练技术具体动作细节的研发上，他研发了具有辩证法精神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分解以及各种具体的知识形态，他甚至还给他们起了各种各样的迷奇的今天看来甚至有一些暧昧色彩的名目，比如说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空钓鱼式。第四，倭寇战术配合默契，他要求他的士兵的战术配合比倭寇更加的默契。他根据南方的地形特点为倭寇量身定制了大名鼎鼎的鸳鸯阵，每一个步兵配置队长一名，火兵一名，战士10名，这士兵战士里面最前面2名是两个藤牌兵掩护后队的前进，稳定本队的阵脚。右方的士兵是大型的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左边的士兵是小型的藤牌，带有标枪和腰刀，在牌后面掷出标枪，引诱敌人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再后面是两个狼筅兵，狼筅是选用三米长的坚硬的大毛竹，他把竹端斜削成尖状，保留四周非常尖锐的那些枝杈。狼筅兵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攻击，再后面是4个手持近4米长枪的长枪兵，这就是攻击的主力了。最后两个手持躺把的士兵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而且阵型变化灵活，你可以根据作战的需要把纵队变成横队，把一阵变成左右两个小镇，或者说左中右三个小镇，这就使得每一个步兵班当中的攻击武器和防御武器，长兵器和短兵器冷兵器和火器密切的配合，充分的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第五，他要求自己要比倭寇的首领更加了解敌情。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和黑两个颜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它还让人用泥土绘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还配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是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照标准步伐的时间，每迈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做这么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再是他掌握之中，所以带领着这样一支军队，从嘉靖38年开始，这支部队就开始创造一系列的惊人的战绩，他们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直到仙游之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倭寇就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所以明朝的抗倭大业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的武器，事实上体现了戚家军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农民军的色彩，但是戚继光事实上是非常了解火器的，火器在加军当中没有大放异彩，没有成为主流武器，是因为牵扯到了很多不容易解决的复杂的因素。
比如说1562年的时候，戚家军就已经达到了1万人，可是他的部队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军需处，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兵工署，因为按照明朝的军制来讲的话，部队里面的装备和武器是来源于全国各地各个辅线的分散的供应，质量就完全没法保证。在戚继光的著作当中，他就明确地提到各地所造的那些鸟冲的冲管经常有炸裂的威胁，所以导致了士兵们胆战心惊，不敢双手握着。有的火炮它的铅弹和它的口径的尺寸是不吻合的，有的火炮导火线无法点燃，所以戚继光所制定的战术仅仅就是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仅仅是作为协同作战的一个补充的。
名将俞大䣭曾经提出过一个想法，他说你看倭寇虽然来自于海上，但事实上他是更擅长陆战的，水战的水平反而很低。他主张说我们为什么不用战船和火炮把倭寇歼灭在海上，根本就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所以他提出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他亲自率领广大船只，数百艘兵数万来出击倭寇，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他最后壮志未酬含恨而死。俞大䣭他本人他没有理解到他的提议所涉及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军备的问题，而牵扯到了政治。
他的要求如果一旦成为事实，这需要整个大明帝国的军事体制、政治体制、文物的平衡，行政的效率，为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化的军事思想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是断然不能相容的，要不就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的组织而日益地精确和严密，要不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去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俞大䣭他等了整整一生也没有等来整改。我们今天来看他等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种改变要等到整整280多年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才能够看到那么一丝丝的曙光。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非常的现实，戚继光他私德是并不完美的，甚至有很多污点，你比如说他不节俭，他受贿他也行贿，但是他具有可贵的清醒的现实感。
在抗倭战争当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到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从来不去触动国家的体制，他只做自己职责范围内所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不可以极端的强调军事后勤的效率，你也不要去提倡技术的发展，你也不要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戚继光在隆庆二年的时候，他调任冀州，并且任职长达15年之久，冀州是华北九镇之一，他的防区是北京和东北一带文官集团，他们全部都熟读史书，他们知道如果说让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荆棘聚首，他经常会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
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的努力，它必然都会受到重重的阻力，但是他遇到了本朝第一政治家张居正，张居正在入阁之初本来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而冀州又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所以张居正对戚继光本人是极度的信任的，他既然无法赋予其中统筹整个军区的权力，他又找到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冀中军区内所有的其他的高级将领都去调往其他的镇，其他的军区，这样就不会遇事掣肘了。而且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的陆续的调遣到其他地方去。
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的10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太大了，所以没能实现，但是政府批准了他的另外一项建议，那就是把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冀州，作为全军的核心。倭寇用严密的小规模的战术配合作战，戚继光就用倭寇的方法来打败倭寇，但是蒙古人利用骑兵结对冲锋，用迅猛的力量和气势来去压倒对手。戚继光就决定用中原的方法来打败蒙古人，他把水田版的鸳鸯阵拼接成了草原版的鸳鸯阵，面对蒙古军强悍的骑兵出击，戚继光在草原版的鸳鸯阵上它加上了新的配置，一个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有步兵4000人，有重战车128辆，有轻战车216辆，战车上装有佛朗机轻炮，混成铝有的时候还会携带重达1000斤的大将军重炮，鸳鸯阵随着战车而推进，横拍手匍匐前进，去负责砍断敌人的马骑，长枪手负责枪挑敌军让他落马，然后竹制的狼筅已经升级为铁制，既然骑兵并不是我们中原军队所擅长的，那就让骑兵只负责迟滞敌人的进攻，然后让整个的战车有充裕的时间来展开战斗队形。
当敌军逼近的时候，骑兵立马就退入到战车的阵地当中来，来犯了大量的骑兵进入到火器射程，比如说250尺的时候，火器齐发大规模的杀伤敌军，然后步兵从战车之后冲出来杀敌，等到敌人的攻势被挫队形混乱的时候，骑兵再从车后面去整队出来，然后再进行出击，这样的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因为不久之后明朝就和蒙古人和解了，所以并没有产生严格的实战上的考验，也没有对军事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从纯粹的军事的角度来讲，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明朝和蒙古和解之后，和平能持续多久没有把握，谁都不知道，主战派就主张大规模的出动，主动地去出击，彻底的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但是张居正立马就把这个建议给否定了。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性，只是他清楚的看到了戚继光在冀中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和南兵的掺杂。北兵对南兵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事实上让戚继光很难组织大规模的主动出击，所以他在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事实上戚继光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和选择的自由的话，他一定以他的性格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攻势，创造那种流动性的战术，但是他收到张居正的信之后，他立马心领神会，他一点抱怨都没有，他立马转而去提议修筑长城，在开国大将徐达所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增加空心堡垒，全部升级改造。
这个作为一代卓越的将领，第一流的经理，第一流的组织家，第一流的工程建筑师，以及怀揣远大理想，但是又极端面对现实的男人的一生，它会让你不禁去幻想184年鸦片战争的时候，2万名近代化的英军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杀气腾腾，但仍在农业社会的明朝初期，面对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一批像戚继光一般的中国的天才将领的那战争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LIZHI
第六位登场的是矛盾哲体
—李贽
Siting watching clouds scud across the sky
李贽是儒家的信徒，在万历15年之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的义务。第二年他61岁了，他剃发为僧，李贽这个人他幼年丧母，他后来奋发读书，他做到了50多岁才做到云南姚安知府，2019年的时候他从云南辞职了，从此之后他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当官了。后来干脆他直接搬到庙里面去住了，如此一住便是10年。
李贽的思想在高中历史必修三的思想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李贽外号“李怼”，是因为他几乎怼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他都怼过谁呢？他怼重农抑商，他怼重文轻武，他怼孔子、怼周敦颐，他怼程颢，他怼张载，他对朱熹，他怼当代的前七子，他怼当代的后七子，配享孔庙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被李贽怼过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很少。他还怼克己复礼，他主张个性解放，他怼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他认为穿衣吃饭，其实人文物理，他怼传统的义利观，他怼卫道士们的伪善，他怼男尊女卑，他怼封建礼教，他怼包办婚姻，他怼等级尊卑，他还怼文以载道的传统的说教的文风，他怼思想禁锢，他甚至怼专制皇权，谁怼《西厢记》，他怼谁、谁怼《水浒传》他怼谁。他写的那本《藏书》一共68卷，它重新评价了战国到元朝800多个历史人物，他赞扬秦始皇，他认为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赞扬武则天，他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后，他在对政贽人物的评价上，你甚至能在李贽身上看到马基维利《君主论》的影子，他认为道德言辞不重要，执政的功绩才重要，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爱惜自己的名声，因此而束手束脚，应该忍辱负重，甚至不择手段以此来取得事业上的成果。所以李贽对抗的可不仅仅是文官集团，他怼的是整个几千年来中国所有的传统，李贽的做法和张居正、戚继光是那样的不同，但是李贽这个人却极其的崇拜张居正和戚继光，李贽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危害至小，但是一个清官可以危害至大。
他尊重海瑞，但同时他也曾经指出来过，他说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它只不过是一颗万年青草，它可以“傲霜雪但是不可以任栋梁”。历代的儒学大师里面，李贽唯一不骂的人大概可能就是王阳明了，因为李贽的老师是王襞，王襞的父亲是王艮，王艮是谁？王艮是王阳明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
整个泰州学派的开山祖师，李贽说自己自幼倔强难化，40岁的时候接触到了王阳明的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一生事实上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但李贽的一生也充满着内心矛盾的剧烈的交战而无法自解。你比如说他是儒家的信徒却削发为僧，他削发为僧却总是怀疑自己只不过是用佛门的袈裟遮盖以此来欺世盗名。
他赞成卓文君的私奔，但是他又赞成寡妇的守节殉夫，他经常批判自己的辩论对手缺乏诚信，但是他也经常发现自己本身也缺乏诚信，他经常是一边强烈的抨击朋友，一边又非常坦荡的去接受朋友们的接济，他痛恨官员的贪污受贿，但是他从来不会像海瑞一样不贪好礼，他的一生都痛苦于他的妻子，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是在他的妻子死后，他却没有一夜不梦见她，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焚书》和《藏书》，但是他又自信满满的，非常坚定的相信千百年之后他自己的书会大行于世，但他笔下的未来仍然是由皇帝统贽的，所以他的学说破坏性非常的强，但是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读者们很容易能够看出他反对的事物，但是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其实官方不怎么在乎李贽怪异的行为，比如说有人说他强迫自己的弟弟狎妓，有人说他到寡妇的卧室里面去化缘，官方真正在乎的是他感事诬民。监察官员提醒万历皇帝说，李贽著述立说，而且门徒甚多，威胁到了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而且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李贽现在已经到了通州了，他已经进了都城了，然后于是李贽就被抓进了监狱，但他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折磨，他甚至在监狱里面还能够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之后，政府司说这个建议不必判以重刑，只要把他押解回原籍就了事了。
但是李贽他让狱卒来给他剃头，趁着狱卒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刎，但他当时并没有断气，狱卒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贽展开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贽已经不能出声了，所以说他用手指在狱卒的掌心写字完成了这一次对话，狱卒问他“和尚痛否”，李贽答“不痛”，狱卒问“和尚何自割？”。李贽回答说“七十老翁何所求”。
看完这六种人生，我或许都不会选择任何一种，因为时代不同，所需不同。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