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尽苏东坡
1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跟欧阳修、王安石一样，也活了六十六岁（实足六十五岁）。
他是苏洵的长子，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山（现在的四川眉山市）人。苏洵娶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程夫人最初生了一个儿子叫景先，很小就夭折了，苏洵很想再生一个，便向张仙画像祈祷了七年，才算又生下了苏轼，因为母乳不够，由奶妈任氏喂养长大。
由于苏洵到京都去游学，苏轼一直到八岁才开始好好读书。先由母亲教他，后来因为程氏深信道教，又命令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做老师。
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感慨很深，不知不觉地就叹息起来，苏轼忽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滂，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滂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
范滂是东汉一位有气节有大志的人物，最后为国家的事被宦官害死，可说是慷慨成仁，他的母亲也能以儿子的殉难为荣。程氏本来是书香门第出身，从小耳濡目染，品德、学识都相当好，所以苏轼很幸运，一直受着很好的家教，再加上他天性聪颖，进步很快。
仁宗嘉祐二年，苏轼才二十一岁，到京都去考进士，正碰上考官欧阳修有心提倡古文，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切实的流弊，他读到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终于取了第二，复以苏轼的《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中了乙科。
苏轼画像·李公麟（传）
欧阳修当时对人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汗都流出来了！痛快，痛快！我要避开他，让他出人头地。”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年纪才十六岁，跟东坡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可惜红颜薄命，后来生下儿子苏迈，二十七岁就死了。
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嘉祐二年四月生病去世，刚好苏家父子三个都在京都，苏轼的妻子王氏才十八岁，苏辙的妻子只有十六岁，家里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她们怎么应付得了？苏轼在京都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就赶紧回乡料理亡母的丧事。
东坡从嘉祐二年回家奔丧，并料理了一些家务，一直到嘉祐四年才离开四川再去京城；路上妻子生儿子，行程格外困难。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才到达京师，暂时住在西冈，一家人的生活也相当艰苦，不久命令下来了，派他做河南福昌县主簿（相当于主任秘书），他没有去上任。
嘉祐六年再应试，考制策，列为三等，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从宋初以来，考制策得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个人。接着奉命担任陕西凤翔府签判（相当于副知府），苏轼就带了妻儿去上任。
2
知府宋选对他非常器重，好友胡允文又正好在做凤翔县令（凤翔县是凤翔府的府治所在），所以薪水虽然不多，精神上倒很愉快。他在公廨北面空地上筑了一座小园，当中有亭台楼榭，长窗曲栏，廊前凿了一个莲花池，种莲养鱼，生活在其中，也很有趣味。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很久不下雨，旱灾的情形很严重，曾经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清宫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所以就在扶风官舍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叫喜雨亭。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苏轼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从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了，载着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算设法运出，又碰上西夏入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驰，供应军粮民食，十分辛苦。
治平元年，英宗又听了韩琦的建议，征调陕西各地民丁编成义勇军，苏轼又奉命到各县去提举筹措，办得很有成绩，因而给英宗知道了要想奖励他，想召苏轼到翰林院来做知制诰，韩琦说：“我们大宋从来没有这种先例。”英宗也就作罢了。
这时，苏轼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不幸事件：他敬爱的妻子死了，只活了二十七岁，他的心情很坏；不到一年，父亲也亡故了，更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治平五年，续娶王氏的堂妹润之，熙宁三年生下次子苏迨，不幸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到四岁的时候，忽然没有吃药就好了。他跟续弦的感情也因此增进不少。东坡又曾娶一位姨太太王朝云，朝云信佛教，很虔诚，对他又敬又爱，朝云死后东坡非常伤心。
以后五年里，苏轼曾先后调到密州（现在的山东诸城市）、徐州（现在的江苏徐州市）、湖州（现在的浙江湖州市），因为他才气纵横，又有爱国爱民的抱负，时常写文章批评朝廷的政治措施，尤其对王安石的新政表示不满。
熙宁二年，他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对新政抨击得很厉害，王安石读了，气得不得了。熙宁四年，他被调到杭州做知州，不料几乎遭了杀身的大祸。
元丰二年，御史（相当于检察官）何正臣、李定、舒亶，因为原来跟他有点嫌隙，又想讨好王安石，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便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是御史们上班的地方。
李定他们用心恶毒，从苏轼的诗里一句两句地挖出来，甚至断章取义地加给他很大的罪名，譬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没法子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不对，其实东坡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又如“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为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他在湖州（现在的浙江湖州市吴兴区）被捉的时候，差役居然用绳子捆绑他，坐牢的时候又遭毒打，好像他是土匪强盗似的。杭州、湖州的老百姓因为他是难得的好官，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都痛哭失声，还一连好几个月为他作解厄道场，请道士和尚替他念经念咒，保佑他平安无事。
这个案子真是轰动一时，幸亏以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身份退休的张方平和以吏部侍郎身份退休的范镇，替他上疏挽救，才把情势和缓下来。神宗本来也爱他的才学，又看到他写给弟弟苏辙的遗诗（死前留给亲友的诗）里，有这样两句：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想到这样一位人杰，居然把自己比作小鹿和小鸡，不禁动了慈悲心，便下令赦免东坡的死罪。刚好又遇上皇太后生了病，下懿旨减免天下罪人的刑，冯宗道复审又对东坡有利，所以总算保住了性命。赦罪后五天，皇太后便亡故了，苏轼还做了挽词二章，以表示对她的感激。
3
苏轼这一场大灾祸，足足受了一百多天的折磨，对他的刺激自然很大，他对人生也有了更深的领悟，从此为人更为放旷通达。元丰三年，他被贬到黄州（现在的湖北黄冈市），生活困苦，衣食不足，住的地方也成问题，只好借住在一座庙里，但是没有薪水，一家如何生活？幸好朋友为他请愿，领了十多亩荒田，自耕自食，一下子变成一个亲自播种、收割的农夫了。
他在垦田的东坡上，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屋，自己称自己为东坡居士。“居士”是佛教称在家修行的人的特别名词，但是宋朝的文人即使不信佛，也喜欢用这两个字作号。
苏轼在黄州，除了每天挑水种菜以外，有空就遨游附近的山水，喝点儿酒，赏花听鸟，或写些诗词文章酬答各地的朋友，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许多杰作都是这一个时期写成的，像《安国寺寻春诗》《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中秋词》《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传说神宗读到《水调歌头》里的句子：“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非常感动，认为他虽流放在远处，仍旧没有忘记国君，所以有意把他召回，修撰国史，不过宰相王珪反对，就又作罢了。
苏轼在黄州写了另外一首《念奴娇》，当中有“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这阕词流传出来，大家都认为东坡已经死了，这是绝命词，神宗也有点相信了，于是特地问蒲宗孟，宗孟回答道：“最近外头是有这种传说，可是始终没能证实。”神宗正在吃饭，不禁长叹一声道：“像苏轼这样的人才，多少年才能有一个啊！”心里很不舒服，就此搁下筷子，不再进食。
那个时候，苏轼正生眼病，又长了恶疮，身体很坏，幸而不久痊愈，但是精神还没有复原，一时闭门谢客，专心休养。神宗知道了确实的消息，心里好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现在的河南汝南县）团练副使（相当于警察局副局长），苏轼上表谢恩，准备上任。
东坡在黄州五年，用钱非常节省，自己规定一家每天不超过一百五十钱。尽管如此，他的一点储蓄还是贴光了。起程时预定先游庐山（在现在的江西庐山市星子镇西北），后到筠州（现在的江西高安市），跟久别的弟弟见一次面，但是路费已经不太充裕，幸而庐山寺和尚对他很欢迎，使他非常欣慰。
苏轼一家到达金陵（现在的江苏南京）以后，因为旅途劳累，全家都病倒了。朝云所生的小儿子遁也不幸夭折了，东坡心里伤痛得很。
4
在金陵的时候，他跟他以前的政敌王安石交谈得很投机。当他看到王安石骑着驴子到江边来跟他见面，心里十分喜悦，也不顾衣冠的整齐，很快地迎上前去，一面嘴里说：“苏轼今天穿了普通的衣服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也很兴奋，嚷嚷道：“哎哟，礼仪哪里是为我们而制定的。”
以后，一连几天，两个人聊得很痛快。东坡仍不讳言，亲切地责备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违背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朗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几百年，才能出现东坡这样的人物！”
苏轼在金陵小住后，继续北上，这时天寒地冻，到达泗州（现在的安徽泗县）已经是元丰八年正月初一，全家都疲累不堪，眼看不得不休歇一阵子，于是只好上表给神宗，请求准许他就地休息。神宗照准了。
不久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皇太后高氏听政（代皇帝办理国事），司马光重新拜了宰相，对苏轼特别重视，命他改任登州（现在的山东蓬莱市）知州，接着又改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侍读，龙图阁学士，苏轼很诚恳地推辞，没有成功，只好上京去就职。其实这时东坡对做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苏轼画像丨明末陈洪绶绘
苏轼入京以后，发现实施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以后，不分青红皂白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
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主张和言行，可以说是对事不对人，现在他和王安石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免役法尤其出色，可以获得百世的利益，力劝司马光维持采用，司马光坚持不肯，他一气之下，竟指责司马光是“司马牛”，比喻他固执而不通达。
他又指陈恢复差役法有扰民的现象，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党了。可是新党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弄得两面都不讨好了。
那时在学术上也分三大派：蜀党以苏轼为领袖，浙党以程颐为领袖，刘挚是朔党的首领，彼此争论，很少安宁的日子。程颐是一位十分严肃的理学家，对苏轼的洒落豁达向来没有好感，竟指责他是放荡的无赖，苏轼也认为程颐过分空谈性理，不近人情。司马光的部下朱光达又不断地诬害他，使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于是不得不请求外调。
5
元祐四年三月，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京再作杭州知州，这时他已经五十四岁，左臂麻木，眼病复发，能去杭州做地方官，也就算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元祐四年七月，他正式到杭州上任，杭州原来是他旧日做官的地方，离开杭州十五年，现在重游旧地，眼看他辛苦开辟的西湖，满眼都是蒿草，荒芜了一大半，而且湖水几乎完全干涸，真是感慨万千。于是决心大力恢复西湖的旧观，上疏请求疏浚湖水，并且列举西湖不可荒废的五大理由，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灌溉价值。
为了一劳永逸，他采取运用人力代替救济的办法，让灾民们担任这一项工作，不但发米钱，而且注意民工的医药救恤，并革除经办人员的中饱和骚扰人民的积弊。关于湖上水闸的开关，水面放租种植菱藕以及经费的收支保管，都有妥善周密的安排，使人钦佩。又取葑田在湖中堆积成苏堤，长八百八十丈；湖中有深潭三处，则建立三座石塔，这就是有名的“三潭映月”。
这次苏轼在杭州两年，为人民兴建不少有益的事业，老百姓感激爱戴，真是把他当作父母一样。元祐六年，苏轼奉命回京，升任吏部尚书，人还没到，朝廷又因为他弟弟苏辙做了尚书右丞，就改任他为翰林承旨，但是反对派仍不肯放过他，不断在哲宗面前进谗打击他，他只有再请求外调。
不久，哲宗便命令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去做颍州（现在的安徽阜阳市）知州。元祐七年，又调为扬州知州，这时东坡已饱尝人世辛酸，白发满头，酒量也日渐增加，不过他心胸开朗，能够逆来顺受，摆脱烦恼，尽量维持闲适的心境。
元祐七年秋天，忽然又奉诏回朝升任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八年九月再外放，去做定州（现在的河北定州市）知州，绍圣初年又贬到英州（现在的广东英德市）去，接着贬成宁远军节度副使，到广东惠州（现在的广东惠州市）去上任。这时候，他对政治更为消极，诗里有“但愿饱秔稌”（只要能吃饱肚子！）的句子。
不料祸上加祸，他的政敌始终不肯放松他，三年以后他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老先生了，居然又有人怂恿皇帝把他贬到琼州（在现在的海南省）别驾。
6
海南岛如今已经是知名的度假胜地，但在宋朝那时候，可真是一片蛮荒世界，皇帝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苏轼只好把家眷留在惠州。
绍圣四年二月，带了三子苏过渡过风浪险恶的琼州海峡，到了儋耳昌化（现在海南岛的昌江县东南），先租了一间房屋歇脚，哪知小人仍步步逼迫，派官差把他们父子赶走，他们只好在一座寺庙旁的荒地上搭一所茅屋暂住。
吃不到肉，生了病也没有医药，冬天没有炭，夏天没有冷泉，题他的茅屋叫“桄榔庵”，父子俩每天出去采野生番薯，跟米饭配合着吃，并且用木头自制履板当鞋子。在这种生活中，东坡仍自得其乐，读读陶诗和柳宗元诗（他只带了这两本书出来），写写诗文，过了四年。
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也奉旨北归，先调到廉州（现在的广东合浦县），又改调舒州（现在的安徽怀宁县）节度副使，并准许他居住在永州（现在的湖南永州市），到了英州，又来了一道新命令，叫他做朝奉郎，于是又向北回京，到常州（现在的江苏常州市），停下休息几天，他便一病不起了。孝宗时追谥“文忠”，赠太师，埋葬在汝州郏城（现在的河南郏县）。
苏轼有诗四千多首，词赋三百多阕，散文三百多篇。诗的题材广，才气高，偶然有过于奔放直率、不够含蓄的毛病。词更深刻隽永。古文豪放，但是自有法度，往往波澜起伏，变化莫测，读来爽神。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议论也很精彩独特。著有《东坡全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志林》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