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昨天（28日）闭幕。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并建议国务院将这个方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是人们所谓“大部制”改革方案。大部制改革，就是把行政权力“合并同类项”，按照市场发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规范权力的行使方式，收窄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和领域，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公权私用的寻租机会，还原政府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真正履行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承诺。
当然，谁都知道，大部制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是公众欢迎而既得利益者抵触和抵抗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难点更在于当下扭曲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公众对公权力制约不力的政治结构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性和约束性的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意味着权力掌有者的损益，并且是自我损益。这也正是以往涉及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改革常常困难重重、进退往复的主要原因。
如果从还原国家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的角度讲，大部制改革还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更不是给行政权力挪个地方、换块招牌。国家行政权力行使机构在数量上的减少，必须辅以在权力结构上的实质性改革，必须伴以对资源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的实质性改革，从而把一些机构垄断的权力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还给公民，把因垄断权力而生的“不当得利”还给市场、还给社会、还给公民。
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权力属性及其结构方面的改革，那么，国家权力行使机构在数量上的增减就只是一种行政机构的变动，不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更与政治改革无涉。以往所谓“精简机构”，之所以机构越精简越膨胀，其原因盖在没有触及限制权力、约束权力这个根本。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其所处何地、招牌为甚，那还不是权力说了算的事？
如果要真正要限制权力、约束权力，那么，国家预、决算的审议和批准机关就应该为国家权力机构定制一条制式的腰带，紧紧勒住权力的“腰围”，而不能只为权力提供一条任由其“腰围”无限膨胀的松紧带。显然，大部制改革和精简机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限制住权力机构膨胀本能，就必须为权力机构制定刚性的预算。预算“硬”了，负责预、决算的机构“硬”了，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发生变革，大部制改革才能获得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部制改革，不是给权力挪个地方、换块招牌的所谓“精简机构”，而应该是对权力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开始，是对权力进行“瘦身”的“割肉”之举。显然，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就必须首先对权力进行“瘦身”。权力不“瘦身”，为其庞大身躯打造笼子的巨大成本，也必定使“关进笼子”的政治承诺落空。
这里所谓给权力“瘦身”，就是分拆垄断权力，剥离不当得利，增加权力的服务属性。为此，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言明了实行大部制所必须的权力改革范围，即“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依法行政”。
由此，“减少”、“下放”、“改革”是今后权力设置和运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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