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高蟾·《金陵晚望》
遥望当年繁华似锦的金陵城，如今却也只能在这岁暮残景中伴随着秋风呜咽，纵然世间有再多的丹青妙手，也无法勾勒出我那难以言喻的伤心之境。
此情此景下，晚唐诗人高蟾不禁在心中呐喊，六朝古都尚衰败至此，如今危机四伏、摇摇欲之的大唐又该走向何方？
（秋风萧瑟）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最让人遗憾的朝代，那非唐朝莫属了。唐朝的遗憾在于巅峰时期的迅速衰败，就好比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突然拿到了癌症确诊单，最终在病痛的折磨下凄惨离去。
提到唐朝的灭亡，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毒瘤”，那么“毒瘤”被割除后的藩镇就是扩散的“癌细胞”，“癌细胞”越扩越远，“毒瘤”越长越多，最终“不治身亡”。
而安史之乱和藩镇之祸又都是地方性的叛乱，提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不得不提行政区划。因此，我们一起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抽丝剥茧，看看唐朝这个巨人是如何一步步“癌变”的。
所谓行政区划，即中央为了管理地方而进行的行政区域划分。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可以追溯到大禹划分天下九州，然后夏、商、周三代又采取分封制，通过分封诸侯来管理疆域。
（禹分天下九州）
后来秦统一全国后，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开始形成，行政区划正式被定义，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书》
天下被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又设县作为基层政区。
（秦朝郡县制）
后汉承秦制，继续沿袭郡县制。但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郡的数量得到了激增，汉武帝时期上升到了100多个，汉王朝对地方的管理开始捉襟见肘了。
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将天下重新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个监察区称之为“州”，每州设置一名“刺史”。州刺史仅代表中央巡查、检核所辖郡县的吏治，并无实际的行政权。
（东汉十三州）
到了东汉末年，汉王朝为了有效镇压各地叛乱的黄巾军，改刺史为“州牧”，独掌一州之军政大权，比如我们熟知的刘表，即是由荆州刺史转为荆州牧。
就这样，州由虚的行政监察机构变成了郡一级之上的政区实体，刺史也由仅能代行监察权的“虚职”变成了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
州的由虚变实、由分权到集权，大大增强了地方的实力，黄巾军也迅速被消灭。但是尾大不掉，实力大大增强的地方开始了群雄逐鹿，大汉的天下瞬间四分五裂，汉王朝也在无休无止的割据中灭亡。
（群雄逐鹿）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统治者们为了避免重蹈汉王朝的覆辙，开始不断地缩减州的行政区域。隋朝统一后，隋文帝杨坚干脆直接“罢天下郡”，直接减少了一级行政区划，回归到了秦朝最初的模样。
接下来就是唐朝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唐朝是如何在行政区划上埋下“死亡的种子”的。
首先唐承隋制，沿袭了隋朝的从州到县的制度，但是随着疆域的扩大以及人口的增长，本来数量就已经很多的“州”变得更多了，到了唐太宗时期，州的数量激增到了200多个。
于是连唐太宗这样兢兢业业的皇帝都管不过来了，于是他依据山川形势，将天下数百个州，划分成了十个大区，每一个大区称为“道”。到了开元盛世，唐玄宗觉得十个道还少了，于是：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旧唐书》
（唐十五道）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前面大汉的十三州还历历在目，唐朝设置道，并设置采访使，完全是对大汉朝的“依葫芦画瓢”，只不过“州”变成“道”，“刺史”变成了“采访使”。同时，和刺史一样，采访使也只能代行监察权，并未掌握实际的行政权。
但是毕竟时代在进步，唐朝在行政区划上还是做了一些“革新”的，那就是增加了“节度使”一职。所谓节度使，即持节在地方调度军事的都督，可以理解为一地之最高军事长官，其辖区则称为“藩镇”。
贞观、武周之后，随着府兵制的退化，唐代边疆的形势开始由攻转守，于是在接近少数民族的道，唐王朝设置了十个藩镇，并任命了九位节度使，一位经略使，统称“十节度经略”。
就这样，唐朝的行政区划变成了这个样子：
（唐朝的行政区划）
藩镇在设置之初，节度使是和采访使一同存在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对外战略形势的改变，尚武的唐王朝为了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便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节度使的职权瞬间得到了极度扩大，开始兼及一地之军事、政治、经济、人事大权，所辖区域少则数州，多则数道。
（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
在这样的畸形“喂养”下，“毒瘤”开始出现了，他就是我们熟悉的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年间，深受宠信的安禄山除任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集各种权力为一身的安禄山慢慢开始坐不住了。同时，在唐玄宗的骄奢淫逸下，朝政极速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安史之乱随之爆发。
叛乱发生后，唐王朝为了让各地有能力平息叛军，复制了东汉王朝饮鸩止渴的方法，将藩镇这种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行政区划推广到了全国。
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兵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旧唐书》
朝廷明确规定：天下诸道节度使可以自行征兵，军需由各地自负，同时可自置官署，任命本道之郡、县官员。在朝廷的推动下，“藩镇”最终和“道”结合在了一起，各道即是各藩镇，各个藩镇的节度使都大权在握、雄踞一方。
随着地方实力的日益膨胀，平叛的效果也日益明显，虽然唐王朝元气大伤，但是最终安史之乱还是被平息了，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训，把原来由安禄山盘踞的“河朔三镇”，仍然交给了向唐军投降的安禄山的几位旧将（薛嵩、田承嗣、张志忠、李怀仙）去管辖。结果可想而知，此三镇反叛不止，唐王朝却始终无力制服。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
就这样，一个“毒瘤”被切除了，又有四个“毒瘤”长了出来。
（河朔三镇）
紧接着，在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诸多内陆的藩镇节度使，看到朝廷对“河朔三镇”毫无办法，便疯狂开启了学习模式，扩充实力的同时，还不忘和朝廷对抗一下。到了唐德宗年间，全国各地的藩镇数量达44个之多，“癌细胞”的不断扩散，最终致使唐朝的地图是这个样子的：
（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势力在独掌一方之军政大权的同时，又衍生出了半世袭模式，父传子、子传孙、帅传将，自秦以来建立的大一统集权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再加上唐王朝在对抗这些藩镇势力时胜少负多、不断妥协，大唐开始病入膏肓了。
藩镇割据下的大唐，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再加上唐王朝昏庸无能、极度腐败，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下，压倒大唐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那就是唐末的农民起义。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
以黄巢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先后持续了25年之久，在给社会带来极大破坏的同时，也给了唐王朝致命的一击。
（黄巢起义）
在农民起义之前，分散在唐朝各地的藩镇势力本质上还没有脱离朝廷行政区的范畴，但是，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藩镇或保存实力蓄势待发、或借战乱之机脱唐自立，正式开启了质变，从行政机构变成了一方诸侯，成为了瓦解李唐统治、肢解大唐江山的最直接因素。
农民起义失败后，藩镇势力完全无视了唐王朝，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形成了“无藩不反”的极端局面。
乾符（唐僖宗年号）之后，天下乱离。礼乐征伐，不自朝廷。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旧唐书》
公元907年，唐朝最大的割据势力朱温通过禅让的方式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代唐称帝，建国号梁，唐朝最终灭亡。
唐朝的藩镇之乱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开始，一直到朱温代唐结束，藩镇祸乱唐朝长达140余年，整整占据了唐朝寿命的一半，唐朝总共经历了十八帝，足足有十一帝饱受藩镇之苦。
（唐）
藩镇之乱可以说是导致唐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回头看唐王朝作为国家的核心，在面对这颗不断繁衍的“毒瘤”时，至少有以下几点不作为：
其一、缺乏居安思危的潜在意识，有东汉亡于群雄割据的覆辙在前，却依然沉溺于开元盛世的“伪繁华”下，放纵地方势力的不断增长，导致安史之乱；
其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满足于表面上的安稳，对藩镇势力采取了纵容和妥协的策略，致使藩镇势力极具增多，一发不可收拾；
其三、在藩镇割据的情况下，唐王朝依然不思悔改，致使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助长了藩镇的割据，最终灭亡。
唐王朝对待藩镇的态度就像一个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身强体壮时有恃无恐，极度挥霍，等到“毒瘤”出现后，又催眠自己，告诉自己身体没问题，到了最终病入膏肓时，又拒绝治疗，最终死亡。
大唐的轰然倒塌再次说明了守业远比创业困难得多，如果不懂得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即使曾经再繁华、再荣耀，也终究只是过往云烟……
（沐茗，为你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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