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系列】一场流产的社会变革 转载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的出土，不但让世人看到了《老子》的原貌，同时还让世人了解到老子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透过文章中所描述的一幕幕生活场景，向世人展现了一幅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春秋晚期社会清晰的历史画巻，其中不但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与思想真实情况，同时还可以触摸到一场已经被历史尘封鲜为人知的社会变革斗争的相关信息。

这是一场在史书中已经被古人彻底深埋，没有了标识的社会变革斗争，要还原其本来面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必须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的相关信息中慢慢说起。春秋晚期东周社会，在强势诸侯国的挟制下周天子已大权旁落，完全失去了做为天下共主的威严，沦为向诸侯乞讨养活的寄生虫。同时许多诸侯国战乱不已，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有识之士迫切期望变法革新。公元前545年周灵王驾崩，因太子晋已去世，由次子姬贵继承王位，是为周景王。景王姬贵在位期间立志励精图治重振朝纲，老聃时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在他心目中周景王是个有能力、有作为、可信赖的君王，于是就始终抱着“以道佐人主”的姿态，宣扬道学理论并在学宫讲学为培养人才，积极配合变法革新。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 )，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卿士燮与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签订的合约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第一次弭兵会盟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等春秋时期的强国，都想再一次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为第二次弭兵积极进行外交活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之外结盟。“弭兵”盟会召开后，侯国与侯国之间的战争大为减少，此后的十几年未有战事发生，而晋、楚两大国之间，在其后的40年内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介于两大侯国间的中原各侯国，有了一个暂时和平的环境。侯国间的斗争，就转入各侯国内部斗争。各侯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样，就使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渐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所以说，“弭兵”盟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国间的争霸转向侯国内大夫间兼并的一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一年。争霸斗争的战场，则由中原转向东南地区的楚、吴、越间进行了。诸侯国在“弭兵会盟”的休战状态下，有识之士都把目光投向内部变革。如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即公孙侨，字子美公元前543年执政，卒于公元前522年。）实行改革就是典型例子。他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保障改革成果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铸刑鼎”。子产执政20年，使郑国内部安定，生产发展；对外维护了国家尊严，使大国不敢轻视郑国这一小国。此时周景王姬贵身为天子，面临窘境却陷入无力回天的尴尬局面。据《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独独晋国没有?”荀跞的随员籍谈答复说，当初晋国受封时，王室就没有赐以礼器，目下晋国又忙于对付戎狄，送不出礼物来。姬贵列数了王室赐给晋国的土地器物，讽刺世代掌管典籍的籍谈是“数典而忘其祖”，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源。这件事说明，春秋初年王室还能赐些土地器物给诸侯，这时却只能靠向诸侯乞讨度日了，天子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那么一心要改变窘困现状的周景王究竟采取了那些变法措施，其结果又是如何呢？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羸国，天未厌祸焉，而又离民以佐灾，无乃不可乎？将民之与处而离之，将灾是备囮而召之，则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凋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图之！”王弗听，卒铸大钱。这是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关于铸钱记载。大钱是指相对于小而轻的小铜钱而言，因份量要比现行的铜钱要重，铸这种大钱所需要的铜材也比小钱要多用得多，故谓重币。可能是由于常年战乱受灾减产等原因导致物价飞涨，形成“物重钱轻”的局面，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应该是由各诸侯国自行铸造的小铜钱，这种小币已经不能顺应飞涨物价的需求。了解社情民意的周景王一是为了方便商品交易，二是想通过钱币发行强化朝廷对财政大权的掌握，所以力排众议执意要实施“铸大钱”这一无奈的举措。虽然在至今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尚未见有所谓周朝“大钱”实物的踪影，但从已发掘出土的楚国金币——“郢爰”来看，“大钱”是以添加重量来增大币值，而“郢爰”是以改变材质来提高币值，两者异曲同工其实功能是一致的。说明“大钱”与“郢爰”都属重币，是古代钱币从铜质向金质发展阶段，为了顺应市场物价飞涨需求的产物。这是在周景王 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干的第一件大事。《国语··周语下》中还载有“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这件事 ：周景王 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且夫钟不过以动声，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两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今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 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这最后“钟不和”一句是《左传》对“铸大钟  ”这件事所作出耐人寻味的最终评价。这句说的“钟不和”与前面说的“钟成，伶人告和”的事实是完全不符的。伶人是从专业的角度经检验后“告和”的。而这里的所谓“钟不和”，其实并非指真正的钟不和，而是指“政不和”。说的是周景王在三年之中做了“铸大钱 ”、“铸大钟  ”两件大事，遭到了单穆公等掌权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从而造成“政不和”问题。说明朝廷的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是周景王变法干的第二件大事。编钟是古代显示高贵身份的乐器，一般是专供王者祭祀或餐饮时使用。王者是通过编钟所发出的不同音律和声调来向上苍与黎民传播各种心灵信息的。编钟按音律与使用功能分为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种，周景王所铸的钟是属于“六曰无射，使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的无射钟。因此周景王铸大钟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的音乐享受而是有其政治意图的。他是“万乘之君”国家的最高元首。他要通过铸无射钟“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来彰显国威，凝聚民心，以博取更多民众对国泰民安、和谐气象的追求与认同。所以这决不是他个人追求奢侈生活的表现，而是一种协调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关系，以此提高君王地位的手段。因此他才执意要“铸无射而为之大林”。为什么说周景王所以要铸这样大型的无射编钟，不是为了个人享受？因为王宫里不缺乏供他个人欣赏的编钟；也不是要把所铸的大钟安置在宫廷馆舍内部供少数人享用，更不是为了死后把它带进陵墓以彰显帝王身份的尊贵，重点就在于要“为之大林”。也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可移动转运到外地大大的林子里去，由伶人们集体演奏，让周围劳作之余到林子里来休憩的民众都能欣赏到，使和谐悦耳的钟乐韵律能在民众心中激起涟漪发挥更大的震撼效应，起到以乐颂德“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的潜移默化作用。否则就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铸造无射大钟的了。周景王的革新意图和亲民举动是身为诸侯王终日锦衣鼎食无忧无虑不知民间疾苦的权贵大臣们所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此举又遭到了单穆公等人的强烈反对。据说当时周景王还特地让老子起草了名为“前哲令德之则”的法律条文，铸在“无射钟”上公布于众。他的这一措施则同郑国子产的“铸刑书”如出一辙，更能说明周景王的变法革新其根本目的是在于“深根固祗”为民众办好事，也就是要让前哲所倡导的德行植根于民众心中。说白了这就是在推行老聃在其名著《五千言》中所阐述的“以下为基”、尊道贵德的政治理念。要使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就要把“德”与“和”作为大家共同追逐的生活目标。可以看出景王与老聃君臣之间在对待变革问题上是相互配合、十分默契的。他们这些打破常规的做法，当然要遭到高高在上被“私欲”冲昏头脑的利益既得者——王公贵族们的不满和极力反对。应当说，这又是一起周景王通过颁行礼乐新制度，强化君王权威，调和君主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改革措施，因而再次遭到了以单穆公为代表的一帮保守势力阻挠的政治事件。我们还从《老子》文章的用词中知道，“大”字不尽是大小的含义，还包含着国家最高等级的意思。如“国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所以无论“铸大钟”或“铸大钱”，都是为了改革国家的金融与礼乐制度，施行中央集权的重大变法决策。因此周景王“铸大钱”也好“铸大钟”也罢，其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与享受，更谈不上什么“害金”。而在君王大权旁落的形势下提出，是有其重大政治变革意图的。他是“万乘之君”国家的最高元首，他要通过铸大钱集中掌控财政大权并以铸无射钟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从而彰显君权与国威，获取更多民众对君王和国家的敬畏之情。所以这不是他个人奢侈生活的表现而是一种提高国君政治地位的手段。他们这些打破常规的做法，当然要遭到高高在上被“私欲”冲昏头脑的利益既得者——王公贵族们的极力反对。单穆公也不是不知道周景王铸钱与铸钟的真正意图，而是有意不让周景王加强与百姓联系的意图得逞。单穆公的反对理由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也就是所谓的“害金”，似乎强调的都还是资金困难问题；二是“无射有林，耳弗及”，讲的是周景王所铸的无射编钟有多组，个人耳朵不能全部听得见，所以“不可以知和”，这好像是专业技术问题；三是“比之不度”，是说无射编钟超过了形制不合规矩，换句话说就是与使用者身份不符。这三条理由说得振振有词看似有理，但对一个“万乘之君”的周天子来讲，未免是太刻薄了。因为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而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无论是数量或形制都远远超过这些，这套编钟是按大小和音阶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钟共65枚。同期出土的还有包括鼎、簋在内数量多得惊人的青铜器和近百件其它乐器。周景王卒于公元前520年与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年代非常接近，当时所掌握的铸钟工艺应当也是不相上下的。曾侯乙仅是个附庸于楚国的小国侯王，死后就能有如此气派的大型编钟陪葬，说明铸大钟无论在资金、材料、工艺上都并非难事，相形之下做为周天子的景王当时人还活着，竟然为了铸造所谓的“大钟”而受到侯王单穆公的如此百般掣肘，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到寒酸！说穿了这决不会是因为资金困难、技术不过关或形制有问题，而是君王没有财权、地位受到侯王挟制的窘境造成的。很明显是单穆公害怕君王扩大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所以故意找出的借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周景王听到单穆公的反对意见后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问律于伶州鸠。”虚心地向这位当代最好的音乐家伶州鸠深入讨教编钟音律如何和谐的专业性问题。伶州鸠的回答更是耐人寻味。他先以“臣之守官弗及也”作为借口进行推脱，接着讲了许多乐理知识后，就又以“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为话题，将政治与音乐扯到了一起，明明是个顶尖音乐家却不肯回答专业问题又摆出一副政治家姿态说：“妨正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也就是说：关于“铸大钟”的和与不和不是技术上的问题，问题是出在政治方面；这种问题不是我们专业机构所能解决的了的。清楚说明大音乐家伶州鸠虽然精通乐理但无法摆脱政治的压力，因此认为钟的和与不和的症结不在于乐器制作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由于君臣之间出现了不和的政治危机。在三年之中，周景王既铸大钱又铸大钟都是意在扩大君王的地位、削弱侯王的权力，与诸侯王之间在权利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诸侯王单穆公对社会变革可能出现的后果感到担忧，哀叹说“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这里的“民”指的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靠搜刮民财挥霍无度的他们自己。因为“铸大钱”和“铸大钟”的耗用主要来源于各诸侯国多年来所囤积的财力与物力，这是需要他们来作贡献的，根本不必直接向百姓去索要。做为地方政权的统领这也是责无旁贷的。就是说，周景王通过铸大钱与铸大钟的中央集权措施频频向地方收权，不断拉拢周天子与老百姓的直接关系，使诸侯国“绝民资”而又“鲜其继”；如果继续这样做，诸侯王的霸权日子就无法再过下去了。最后还放出狠话说：“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表面上单穆公是以“铸大钱”、“铸大钟”两次“害金”为借口，实际上单穆公心知肚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是故意以此为由头制造舆论，甚至利用权势发动受控的臣子与民众予以阻挠。说明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既不是资金问题更不是专业技术问题而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当“钟成，伶人告和”时，当代顶级的音乐家伶州鸠这时就跳出来与单穆公一唱一和，避开对其进行的专业咨询，直截了当地以政治家的语言作答说：“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所谓的“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这只是想借用民众的名义来粉饰自己。真正的意思是“惧一之废也”。这里的“惧一之废也。”历来文人都是作为伶州鸠对“铸大钟”与“铸大钱”两项措施今后必有一项被“废”所作出的预言，这种的解释是毫无科学道理的。其实伶州鸠的这句话是一语道破了诸侯王的害怕心理。“惧一之废也。”是说侯王他们在担心自己手中的权力会一步一步地被周景王夺光。一旦侯王的权力被削弱，手下老百姓就有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而听命于君王。所以他们要打着维护民众利益的旗帜，挑动君王与民众的矛盾。这说明周景王自上而下的这种社会变革，当下还只是君王一厢情愿的贸然行动，既遭到侯王的强烈抵制又缺乏广泛群众舆论工作的基础，也就是说还没形成水到渠成的局面，还必须在强化道学理论教育方面狠下功夫。周景王在临死前还干了最后一件大事。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戊辰，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五月庚辰，见王（悼王姬猛），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策动变法革新的周景王，事前已经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所觉察并对继位问题做了交代。因为七年前，他尽心培养的接班人太子寿与穆王后相继去世，随后他又从嫔妃中选定了王子姬猛与姬匄比较年轻的母亲做为新王后；使得原均为庶子的姬猛与姬匄随之升格变为嫡子，虽然他们还年幼，但都可望成为王位继承人。按照封建社会继承王位的传统礼制，正常情况下，王位是必须由嫡子满十八岁完成“成人礼”后，册封为太子再来继承的。由于姬猛尚在年幼，不堪担负当前改革的重任，所以周景王在太子姬寿早夭，新太子名分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把继位的目光投向了已经成年并有政治头脑的庶长子姬朝身上。据《左传》记载，周景王有十多个王子，他们均为庶子，然而姬猛、姬匄两兄弟因生母继位为新王后，故姬猛、姬匄兄弟俩变身成嫡出，但未及成人尚在年幼，且姬猛体弱，根本无力在错综复杂的变法浪潮中，执掌朝政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革新目标。考虑到庶长子姬期已经成年，并能全力支持变法革新，所以由姬期继位才是最佳选择。无论是《左传》或《国语》都说景王多“宠人”，其实所谓“宠人”指的就是朝中的革新派，尤其是庶长子姬期。所以周景王着意要将王位传给长子姬期。若论“废嫡立庶”本是不合封建传统礼法制度的。然周景王此举实属无奈，但是为了实施变法后继有人以振兴朝纲而不得不为之。其实这也是景王实行变法中冲破封建礼法制度正在准备中的一项最大举措。他知道这一重大变革，必定会遭到单穆公与刘献公等人的激烈反对，所以在出狩之前就嘱咐大夫宾起要扶立庶长子姬朝为嗣君，而且在出狩时让王子朝留守王城，对此作了预先安排。这些事情单穆公与刘献公等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紧要关头周景王却在出狩途中突然猝死，使他的计划落空。代表朝廷保守派势力的单穆公、刘文公（刘献公死后由单穆公确定的接班人）等权臣迫不及待，趁机不顾周景王的生前意愿，杀死了支持景王变革的大夫宾起，私下更立年幼的所谓嫡子姬猛为王，还在单穆公家中胁迫众臣效忠。关于《左传》所记载的这次周景王以狩猎为借口，要趁机杀掉反对变革的单穆公与刘献公的行动，结果周景王在途经荣国时突发“心疾”而悴死，形势由此发生了大逆转。实际上“王有心疾”这个说法，不是由御医得出的诊断，而是来源于音乐家伶州鳩在早此一年的预测。《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19年）春，天王將铸无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则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摦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从这句话中可知，所谓“王有心疾”完全是出自大音乐家伶州鸠之口的想象，他是根据个人对音乐的见解作出的判断，没有丝毫病情体征方面的事实依据。这种先见之明是值得怀疑的。应当说能致人悴死的“心疾”，指的是器质性的心脏病如心肌梗死等，而按照伶州鳩的描述，这些只是从乐器、乐理分析中猜测出的心理症候。心脏疾病与心理症候是两种不同的医学概念，一个是客观上器质性的生理疾病，一个是主观上精神性的心理症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心理上的精神症状应当是导致狂妄或抑郁的因素，而不是造成悴死的主因。更何况是仅凭理论推测来证明事先已作出的“王其以心疾死乎！”的断定。虽然生活中也有因“心灵交瘁”而悴死的病例，但多是在极度悲伤和忧郁的境遇中才会发生的；也有因精神过分亢奋激动引起脑卒中而悴死者那也只是导火索，即所谓诱因。当时周景王还是壮年，正在准备上北山狩猎，说明精力还是很充沛的，那个计划杀人的说法根本经不得推敲。当时周景王的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单、刘二人手里，他虽贵为天子却势单力薄处于受控的劣势，何况单、刘二人均为姬姓的族亲，做为讲究“仁义”的国君他不会也决不敢有此念头，更不可能带着包括“子众”在内的庞大队伍去执行杀人计划；而且尚未受到喜获“猎物”那样的重大刺激，心态应当相对是平静的。可是这里却信以为真地引用伶州鸠在前一年 “王有心疾”的臆测，作为“猝死”的理由，应该是别有用心的。伶州鸠做为宫廷顶级音乐大师不回答专业问题，却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预言家和医学圣手，从他的两次表态中可以知道，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没有政治立场的纯粹艺术家，显然伶州鸠是早就意识到宫廷中的两派斗争，而且明了单穆公一方是稳操胜券的，他是个铁杆保守派故意帮着单穆公说话的。相信在这一事件中，以单穆公为首的诸侯王决不是等闲之辈，他对周景王的变法早就存有戒心，而且当时朝廷已在他的权势严控之下，周景王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果说周景王确有什么预谋的话，刘、单二人也是不会没有察觉的。何况单氏与刘氏均为周景王的姬姓族亲，他们知道景王姬贵决不忍对之轻易下杀手的。因为在周景王与老聃所遵奉的道学理论中只有“人无弃人”、“ 声人恒善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神明”的信条。这里的“”字，虽未见于现代字典，但很关键，就是要采取教化、挽救办法的意思。若真是要杀掉单、刘二人，只须在王宫内下旨让御林军来执行就行了，岂不简单利索，何必要带着大队人马跑到偏远的猎场去，还得要亲自动手呢？难道不知君王一旦离开宫廷就会失去了安全保护的环境，置身于危险境地吗？而且还带上家属同行，一起去凑热闹看杀人，岂不是笑话！更何况单、刘二人所以能在朝廷上肆无忌惮专横跋扈视天子如无物，凭借的则是他们所踞有的侯国强大实力做后盾，已经大权旁落丧失威严的周景王绝对是不敢不计后果对他二人轻举妄动的，而且他们此行身边绝对是有戒备的，岂能轻易就擒！所以说《左传》中“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这些说法都是极不合情理与逻辑的。再看《左传》的描述中，是先有“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的确凿记载，然后才提到周景王要杀他们的意图。说明主动要杀人的一方应是单穆公，而不是周景王。这就使得不能不怀疑这一事件的发生，应当就是单穆公蓄意已久的“引蛇出洞”大阴谋。说周景王要杀他们，只是事后倒打一耙而已。于是为掩人耳目就借口周景王是在途经荣锜氏家中突发 “心疾”而悴死。掌握朝政大权的单穆公不是先回王城，而是随即拥立景王年幼的嫡子姬猛为王，世称周悼王，并在自己家中要挟“群王子”立盟效忠不得异心。单穆公行动如此迅速匆忙，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胁迫“群王子”拥护由他私立的景王年幼嫡子姬猛为王，不让“群王子”们被庶长子姬朝利用，生怕遵照周景王生前意愿立庶长子姬朝为王。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嫡庶之争”，而是因为庶长子姬朝有政治头脑是主张社会变革的，嫡子姬猛年幼无知是可以挟持而听任摆布的。这意图是明摆着的。说白了是保守派与革新派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较量。所谓的狩猎是假，阴谋弑君才是真！此时留守在王城的长子姬期闻此噩耗盛感悲愤，于是就在毛伯得、尹文公、召庄公、召简公等革新派人士支持下，率领守城兵卒及百工自立为王，与之抗衡。因此在王城内外形成了对立的东、西两个王室。在争斗中，西王姬期曾战胜刘文公刘卷，并进入单穆公单旗家中劫持了躲藏起来的东王姬猛，后在追击溃败的刘、单队伍时，又被刘、单联络诸侯晋顷公，由晋顷公派遣的晋军抢回姬猛；体质虚弱的姬猛经受不了如此惊吓，在位仅半年即病死了，谥号周悼王。接着保守派又拥立姬猛之弟姬匄继位，即周敬王。如此在王畿附近，相持了近五年的王位争夺战，结果于公元前516年冬在晋国军队的参与并猛力攻击下，王子期等人因势孤不敌终于退出王城而奔楚，同时还将朝廷所藏大量典籍亦运往楚国并致文各诸侯国对“废长立幼”这一做法予以强烈声讨。十二月，周敬王入王城就位。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宫廷王室争斗中，以王子期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由于失去了周景王这一靠山，没了威权的保护伞和赖以支撑的强大军队及雄厚的财力与物资做保障，根本无力与强势诸侯王支持的保守势力相对抗，最后逃奔楚国而且被杀死。此时尚在幼年的周敬王就在强大晋国与赵国军队的保护下攻入王城坐上王位，他也只能乖乖地俯首听命任凭把持朝政的诸侯单氏肆意摆布。实际上已沦为保守势力权臣们的傀儡。一场由周景王亲自策动的变法革新斗争，就这样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关于这场斗争的性质，据《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均说是“庶孽之祸”的“王子朝之乱”；而二百年后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却认为是，“单氏取周，……臣之弑其君者也。”究竟谁对谁非由来意见不一，要得出正确结论，还得以事实为根据再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说得明白。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在周景王的众多王子中，不但年龄居长而且最有政治头脑深得景王宠爱。周景王曾经拟为储君托付给大臣宾起，待时期成熟辅佐上位。说明他是继周景王之后当之无愧的改革派领袖。而被单穆公私立的悼王姬猛，不但年幼，而且在位仅半年就病死了。随后继位的其弟敬王姬匄，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单穆公为什么要在嫡庶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专擅朝廷不让革新派掌权的用心是很明显的。虽然《左传》上是把王子朝作为反面人物来记述的，但从他的言行中还是可以体会到他为这场社会变革所付出的一片诚心和惨痛代价。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公元前516年他被扶持东王姬匄登位的晋师击败而奔楚，带走的是被他视为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周王室大量典籍，而且遣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冠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則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頾，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请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賛，思肆其罔极。兹不榖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榖，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甘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文中义正词严句句在理，处处体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可见他并非是谋权篡位之徒。从《老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周景王变法出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处境困难，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处于劣势的周景王贸然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了这场社会变革斗争最后以流产失败告终。实际上老子对严峻的形势是早有估计的。他一直再三强调，要改造“不道”、“无德”的社会，必须首先从改造世界观入手，统一对“道”的认识，这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好办法。可是以今天的观点来分析，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都犯了知识分子幼稚病；因为没有强大的信仰力、法制力和武力做正面力量的后盾，任凭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手段，都是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的。教育手段只能作为信仰力、法制力和武力的延伸辅助办法来使用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周王朝分封制经过几十代的世袭与传承，已经破坏了以信仰力、法制力和武力作为社会三大支柱的牢固基础，随着各诸侯国的日益强大，作为天下共主的君王，已经丧失了可以左右局势的掌控权。意味着“人治”时代已经走进来死胡同，将要被“法治”时代所取代。一个已经丧失了三大支柱的封建政权想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恢复统治能力，这是不可想象的，纵观历史信仰力、法制力和武力是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可须臾或缺的保障。没有了这些要搞变法革新只能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妄想。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会懂得这些道理，要求他们使用法制或武力去惩治手下已经武装到牙齿的腐败政权。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显然面对古代封建社会如此尖锐复杂的政治局面，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已经意识到实现社会改造的艰难，因为要清除的不是人而是人的错误思想观念。《老子》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不伤人”的方针。认为：“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涖（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意思就是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像烹调一锅小鱼一样，要用“道”来直接面对那些具体而繁杂的天下事务。特别是那些代表地方局部利益的“鬼”不听代表国家利益的“神”的指挥，不是那些“鬼”不听从“神”的指挥，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神”不欲因此伤害到人。不是当今的主张不欲伤害到人，历代圣贤的思想同样都反对伤害到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相互不伤害人，这样对逐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最后达到和谐统一可以起到双倍的效果可见他是掌握唯物辩证法，懂得事物运动规律并以此指导社会发展，在治国方针方面展示了一幅以王为首、以国为体、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蓝图，提出以和为贵、以德为用、以道为归的思想来完善它。他通过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掌握了社会“不道”的第一手资料，以反映在自然规律中的唯物辩证法为依据，因此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可以说他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政治变革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这部五千多字的《老子》就是时任“周守藏室之史”职务的老聃，为这场变革所撰写的政治宣言。我们不敢相信王子朝在“诏告”中所提到的“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的“先王之经”应当指的就是《老子》这部书中所阐释的道学理论。不过从周景王与老子的君臣亲密关系分析，《老子》中提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众日行，不离其辎重；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意思是说，重为轻的根本，清为躁的主人。因此国君率领王子、随扈人等多日出行，总是不敢离开随军的辎重。只有在四周有官员的保卫下，吃饭睡觉时心神才会觉得明白安稳。为什么贵为万乘之王的国君，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天下还轻？因为看轻了自己吃亏的只是个人本身利益，办事浮躁头脑不冷静失去的则是做为国君的责任。这里说的“君”与“万乘之王”正是周景王。老子把随行中亲眼目睹的周景王以其“万乘之王”身份，“不离其辎重；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的事实，赞美他“身轻天下”就是把个人性命安危看得比天下要轻的高尚品行。因此《老子》这部书与“先王之经”之间，一定有着许多共同点，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从《老子》中可以知道，老子是个坚决主张在社会变革中必须坚持以“道”治国，反对以武力取天下的学者。他的治国理论中有个明显特点就是强调“始制有名”，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十分强调社会体制结构的合理名分，他坚持以人体器官健康运行为模式设计出和谐统一的国家格局；要求实行中央集权，理顺上下关系。他就是以这样从自然之道中总结出的事物运行规律来启示君王和教育侯王。他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也。”这就是要求侯王要明确自己的位置，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以民生为重对“不道”的言行要“知止”；能够“知止”才不会遭殃。别以为用自己统治本国人民的办法就可以用来管理天下；本国好比“小谷”，天下像是“江海”，两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是劝告侯王不应当存有任何图谋天下的痴心妄想。很清楚，老子的改革思路是要求诸侯国统治者改造思想转变观念，不要为图谋天下而争权夺利。老子是个以“道”为准绳，实事求是、爱憎分明的学者，他的这一说法是对君王的启示也是对侯王的告诫，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他对周景王品德与作为的肯定。应当说老子是周景王所宠信的臣子，他辅佐在君王身边，也是君王最好的参谋。所以《老子》中所表达的改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在周景王的身上。因为《老子》这本书就是以周景王时期的变法斗争为背景写成的，书中的内容是站在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和整体百姓的利益出发说话的。按照老子的辩证观点，他对矛盾双方所存在的问题是不主张以简单的武力来解决的。他的主张一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统一对“道”的认识；二是重视社会实践让事实说话，坚持以“德”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三是建立中央集权的以“有道”君王为“大”的国家“得一”体制，从而消除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按照老聃在其著述《老子》中所宣讲的道学理论，革除弊政，以下为基，关注民生，创建“有德”境界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