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关于文化建设、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已经成为共识。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拐点之后，要求文化重建、文化伦理重塑的呼声渐高。这其中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即“现代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都出现高度理性化特征，其核心内容是有效率性、可控制性、可计算性及可预测性，社会已然“麦当劳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外生型”的，是按西方经济模式进行的“追赶式发展”，也就是以提高发展速度、压缩发展时间、采取非常规的发展措施来进行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带来诸多的不和谐——人与人的不和谐、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以及人的内在不和谐，因此人们在道德观上、幸福观上、消费观上、文化观上、科技观上以及发展观上表现出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笼统说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和观点，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价值的追求和命运的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在道德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道德被功利化。其实，道德是基于意志活动，而不是理性；道德追求善，而不是求真。情感、意志、欲望是人各不同，这就决定了无法把它们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这些东西是理性无法支配的，理性不能帮助人的意志做出判断，相反，在理性无力做出判断的地方，却正是情感大显身手的地方，人对于人生的爱，对于无限的崇拜等等，使人在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总是借助情感来加以选择。
在道德问题上，如果抛开了道义感、正义感、良知等等这些道德情感，人就只能依据功利来进行判断和选择。经济伦理、发展伦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的沦丧，也就在所难免。
在幸福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幸福被物质化和客观化。在社会理性化研究视野中，情感问题并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因而在幸福问题上，“幸福感”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幸福被客观化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银行存款，这些原本是作为实现幸福的条件和手段的东西被当成了幸福本身，被作为目的性存在而不遗余力地追求。这是一种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作为工具的理性所指向的是人对自然的占有和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这种价值取向的结局必然是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情感危机。
从国家方面来说，所增加的也许只是作为生活数量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生活质量的价值；从人的方面来说，它带来的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孤独、忧郁及焦虑的感觉日益增长。幸福感的失落导致了这样的“幸福悖论”：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
在消费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消费演变为消费主义。它是以“多买多用多扔”的生活方式和“多多益善”的价值观为特征，赤裸裸的“全民淘宝”使消费数量成为人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拥有不断增多的物品和服务，被认为是最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的道路，高消费是个人生活“现代化”的标志。这种功利理性下的消费观，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时尚。这种局面，是物质幸福观导致的，消费仅是经济法则衡量的结果。因为涉及金钱和物品的经济法则，大多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消费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它产生的生活方式使人在社会关系、心理和精神需求方面减少的甚至比得到的多；金钱越来越多，物质越来越丰富，时间却越来越少，孤独感和疏离感越来越强，这是追逐金钱和消费中忽略家庭关系和团体关系的必然结果。二是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消费者生活在一个过度包装、一次性使用、迅速废弃、不可维修的商品和易变的时尚中，对自然环境负责、对他人负责以及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感没有了，消费失去了伦理规范，或严重背离“节制”的传统文化精神。因此，对购买和消费，不仅应以经济法则，而且也应以伦理规范来衡量，因为伦理学考虑的大多是如何抑制那种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在文化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大众文化沦落为把人变傻的娱乐工具。文化发展中潜藏着消费主义原则，工业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使文化被市场资本和技术文明所控制，大众文化产销中到处充满“迎合”和“媚俗”，文化不再文化了，它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娱乐至死的倾向与审美正义的缺失呈现一种巨大的反差，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求。在“为胸部和下半身”写作或制作风行的时代，像动物一样坦诚地、赤裸裸地高歌欲望和表白功利的时候，使人类坚守人性升华和精神进化的立场，反对各种形式的人类异化、文化物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审美正义的君临。
在科技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科技正成为失去人文情怀的工具理性的工具。首先，在科技的使用上，采取“工具论”的态度，在人们的心目中，科技只不过是装着精巧戏法的盒子，能够变换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它是无关价值和伦理的“没心没肺”的工具，使用它只是为了求效不是为了求善，只盘算它所带来的利益，忽视其使用代价，导致其误用和滥用。忽视它对人、人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在科学发展上，由于它过多地承载了人类欲望的使命而失去人文规范和价值约束，指导科技发展的原则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能够”做什么，不是以合乎人类的需要为准，而是以“什么是可能做到”为准。另外，在科技发展带来的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的变化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正遭受未来的冲击，不仅使人感到“茫然的迷惑”，而且有可能会使人类陷入危险而不可自拔的境地。再次，在科技进步追求上，有可能背离人类的终极目标。例如，研究汽车的学者无一例外地将“速度”与“舒适”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很少思考人类到底需要多高的速度与什么程度的舒适，更不会思考为了这种“速度”与“舒适”，世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在科技地位上，科技中心主义使科技成为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在科技推动下的发展忘记或忽略了价值和人性的作用，致使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严重脱节，具体说，就是科技与人性失衡发展。在科技发展和运用上，必须恢复人类的责任意识，从伦理担当的角度，使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从认识范围延伸到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环境意识，避免人类成为进化的牺牲品而不是成为进化的主人。因此，人类在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更需要文化的发展，在加入人性因素、伦理规范和价值约束后，科技的性质才会发生变化。如果科技进步的速度仍然远远超出文化发展的速度，那么社会问题将会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科技与人性的平衡发展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准则，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未来的基本趋势。
在发展观上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发展局限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它从效率、财富、收入增长等物的视角看待发展而不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待发展，它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衡量发展而不是用社会指数、幸福指数、人的发展指数等有关人的尺度衡量发展，它的理性是经济人的理性：即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与“伦理学”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而且同环境、社会和谐等主要原则相违背。它的直接后果是：伴随着财富和个人收入的提高而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从众多的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和自由。它将个人行为主体作为发展计划中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发展的主体。它按经济的技术的逻辑发展而不是按人性要求的逻辑、人道主义原则发展，它是按物的必然逻辑而不是人的应当逻辑发展，它是强加于人的发展，而不是可以为人选择的发展。总之，这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种发展观让我们付出了发展的沉重代价。作者 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党校 孟繁颖 选自2012年3月2日《齐齐哈尔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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