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损害后果无法确定的纠纷。
有一些医疗损害是存在有效治疗手段的，通过治疗后可以康复或减轻受损情况，例如损伤输尿管，是通过再植修复还是单纯置入DJ管，这两者的伤残等级是不一样的，治疗后肾功能继续保留还是有可能继续受损伤残等级也不一样；有一些医疗损害是存在很长时间康复期的，例如新生儿脑瘫，康复期长达数年，而且随着生长发育，智力、相应肢体功能也会有所改善，所以伤残等级不确定，一般要6-8岁以后才能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有一些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还在积极的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例如肠镜导致消化道穿孔，虽已行手术治疗，但患者因感染性休克入住ICU，病情尚不稳定，病危状态尚未解除，有可能痊愈，有可能死亡。
对于上述这些损害后果不明确的纠纷，患方肯定不会以经治疗后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为基础主张赔偿，医院也不愿意以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为基础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没有协商的必要基础——比较确切的损害后果，几乎没有协商成功的机会，努力协商没有任何意义。
二、涉及巨额赔偿，而无法给医院施加任何压力促成协商的。
有些医疗纠纷，涉及巨额赔偿，特别是公立医院的纠纷，因行政机构对双方私下协商有明显金额限制时，协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难，而当患方无法施加任何促成协商的压力时，怎么折腾其实意义不大。例如植物人医疗纠纷，患者后续治疗并不在纠纷医院，一直在其他医院治疗并由家属承担治疗费用，这种案例涉及的赔偿往往上百万，医院的医务科工作人员、甚至院领导都没有权限决定这么大金额的赔偿（或是不愿意担责），而且协商解决并不会给医院带来什么获益的情况下（或减轻什么压力的情况下），患方一心想协商解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还例如患者出现医疗损害后，病情危重，但也并非没有治疗手段，只是费用比较高昂，可能存在严重伤残，最终家属放弃治疗回家，这种情况因为患者已出院，而且不是在医院死亡，但主张的又是以死亡为后果的赔偿，患方几乎丧失了所有与医院协商的筹码，费劲去协商，几乎没有机会。
三、涉及几个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
有些特殊的医疗纠纷，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医疗机构的问题，例如患者急性发病，120出诊不及时，到第一家医院后又出现误诊，病情加重转至第二家医院，第二家医院又没有及时抢救，最终患者死亡。维权过程中家属同时找三家机构主张赔偿，这种情况想通过协商解决，几乎不可能，因为哪家医疗机构都会认为自己责任最小或无责任，都希望其他医疗机构来承担责任，患方也几乎不可能做到让一家医院赔偿后，再找另外一家医院赔偿。这种情况，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三家医疗机构同时起诉，让鉴定机构、法院来认定各自的责任。
四、交通事故受伤又出现医疗损害的。
交通事故受伤后治疗过程中出现医疗损害产生纠纷的并不少，很多当事人想，我先找肇事者保险公司赔了，再找医院协商赔偿，这样可以获得两份赔偿。这种想法过于单纯，保险公司一旦知道涉及医疗损害，是不可能主动赔偿的，叫患者找医院，而医院在患者就诊时就已经知道是交通事故，非常清楚这一类人身损害赔偿是不能叠加的，是采取“填平”原则，所以也要患者先找保险公司赔。这种情况下和医院、甚至保险公司都不可能达成调解协议，唯有鉴定机构、法院才能认定各自的责任。
五、打击面过大，影响过大的医疗纠纷案件。
有一些医疗纠纷，患方当事人维权过度，已经让医院无法在私下协商解决，只能公事公办。例如，发生新生儿窒息的医疗纠纷，患儿出生不久死亡，父母接受不了打击，在医院吵闹数天，打横幅、吹喇叭都做过了，已经满城风雨，见医院不妥协，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到行政机构，行政机构未能做出满意处理后，又对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投诉举报的。这种医疗纠纷，产生比较大的舆情，如果医院在任何条件下妥协与患方达成协议，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行政机构也很可能不允许医院私自达成协议，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患方要想协商解决几乎不可能，通过法院解决纠纷是对双方最合适的途径。
六、医院已早早表示无协商意愿的案件。
大部分医院都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患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但某些医院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医疗损害都不愿意与患者协商，他们在患方交涉初始就指出必须走司法程序才能解决纠纷的，特别是部队医院、知名大医院，行政机构、医调委、医学会都对这一类医院讳莫如深，不建议走协商途径，或许走司法程序解决纠纷是医院的内部制度，或许医院认为走司法程序能让他们损失最小。
以上种种情形，希望患方朋友不要再费劲和医院协商，尽早走法律程序，避免不必要的时间、精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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