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姐没有上过大学，她那个年代能上高中也算有文化了。珍姐没上大学，不是成绩不好，也不是父母供不起。按说，珍姐的父母都是钢铁厂正经的工人，在那个年代，家境还算殷实，四大件还是有的。
珍姐没有上大学是因为爱情。他的高中语文老师去一个师范大学进修，她就跟着去了。
珍姐十八岁就去陪读，陪到二十岁。语文老师又借调到教育局，在珍姐二十二岁的时候成了公务员。那么这段师生恋就慢慢成了仕途障碍了。
珍姐二十三岁的时候，父母骂她是傻子，又是心疼又是无奈，叫她回来顶班。珍姐说语文老师也不是坏人，只是他这辈子更爱的是权力。
和那个时代的彷徨的人一样，珍姐带着行囊到了深圳。在深圳珍姐从打工妹开始做了线长，再做成了生产副厂长。珍姐说，这是基因，生产这点事，她爸妈是言传身教的。
临三十岁了，珍姐虽然已经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了，但大事还没着落。家里着急得不行不行的。于是，珍姐说你们等我上会儿学，把学历给补了再说。一半是为了推脱，一半是为了弥补遗憾，珍姐到了上海。
珍姐是不把自己折腾疲了，是不肯躺到床上的人。
于是珍姐平常也去摆摊，正赶上海消费第一次升级，需专业市场。于是珍姐把深圳的家底折腾到了上海，从华亭路折腾进了商场又折腾到了义乌。
珍姐四十岁的时候，依旧没有把书读完，也没有成家。不过除了她妈妈，没有人再敢说她什么不是。熟一点的叫她珍姐，不甚熟的人叫她董事长。
珍姐的买卖做到北京时，已经是泛传媒了。珍姐一开始吃了不少亏，跨界都是有成本的。但她天然可以和各大台买剧的大妈们扎到一起，家长里短聊聊做头发做脸就把买卖敲定了，剩下的便是大妈们给他各种物色对象。
珍姐最后选了一个画画的人，她说你就安心画吧，咱家不缺钱。
珍姐也参加了扶贫，让先生叫朋友们一起组织了场拍卖，善款给一个地方扶贫基金。
拍到快结束的时候，地方领导说分管领导突然过来了。领导是双手握着她的手的，趁着掌声大的时候他说：阿珍我对不起你啊！
珍姐很努力回忆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不碍事的，我们都这么老了。
珍姐问他头发染了吗？这么黑。他说没有。珍姐说：我染了的，三个月染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