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一部分基层执法人员都认为，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可以先处罚，后移送公安，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关于“拘留折抵刑期、罚款折抵罚金”的规定，说明实践中确实存在先行政处罚、后刑事处罚的情形。
同时，不同意先处罚、后移送的，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引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中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及时”不是个可以量化的词，理解起来因人而异，有人认为我快速走完行政处罚程序，再移送给公安，只要没耽误什么事，就是及时。
想要搞清楚到底能不能先处罚、后移送，就得把目光从法条上收回来，一是跳出行政法，站在云端往下看；二是俯下身子，到执法实践中找答案。
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法律分为私法和公法，公法又分为行政法和刑法，违反了行政法，由行政机关管辖，违反了刑法，由公检法管辖，两者界线很清晰，一旦涉嫌犯罪，行政机关就不再具有管辖权，应当立即移送，不能先处罚、后移送。移送实质上是指，对涉嫌犯罪的案件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另外，刑事责任较行政责任是更为严厉的国家惩罚，为体现过罚相当原则，也应当适用刑事优先原则。
所以，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现当事人涉嫌犯罪的，不能继续行使行政管辖权，更不能以罚代刑。
二、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举个例子，当事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本罪为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故意实施了在所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之行为，或者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仍然予以销售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某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没有第一时间移送公安，而是继续调查，准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再移送，没想到当事人不知道从哪听到了要移送公安的消息，携款潜逃了，导致案件长期悬而不能决。
如果当初及时移送公安，公安及时把当事人控制起来，就不会发生后边的事了。与公安相比，行政机关的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都十分有限，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无法控制当事人之间的串供，也不能阻止当事人销毁、隐藏关键证据，更不能阻拦当事人感觉情势不妙而逃跑，大部分行政机关连查询、冻结当事人的存款、汇款的权力都没有。
所以，行政机关没有金刚钻，揽不了涉刑事案件这个瓷器活，发现涉嫌犯罪及时移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是正道。如果不及时移送，罚不了款是小事，贻误了战机，让犯罪分子逃跑了或者串供、毁灭证据，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局面，也是谁也承担不起的责任。
三、一事不再劳，一事不再扰
行政调查的取证标准是低于刑事侦查的，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往往不符合刑事要求，如果先处罚、后移送，公安机关往往要重复取证，浪费了国家的行政和司法资源。
同时，让当事人因同一事由接受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两次审查，也人为延长了案件的处理周期，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
综上，先处罚、后移送是不对的，那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拘留折抵刑期、罚款折抵罚金”又是怎么回事？如果单从本条看似乎可以先罚款后移送，但我们不能脱离法律体系和执法实践对法条做片面理解，这条规定本身属于查漏补缺的补救条款，意思是“万一发生先处罚、后移送的情况，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应当拘留折抵刑期、罚款折抵罚金”。
比如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追诉标准：“(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当事人被举报假冒A注册商标，经查证非法经营额只有3万，不够5万，不构成犯罪，遂做行政处罚。但不久又有人举报张某同时假冒B注册商标，非法经营额4万，两次的非法经营额加起来7万（超过5万），也符合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且非法经营额3万以上的条件，已经够罪，这就属于先行政处罚、后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再比如虚假广告行为，《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五条规定：“虽未达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也构成虚假广告罪，应当移交公安，这也属于先行政处罚、后刑事处罚的情况。但这些都属于少数个例。
结语：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涉嫌犯罪，应第一时间移送公安机关，不能作出行政处罚后再行移送。《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拘留折抵刑期、罚款折抵罚金”情形，是由于法律衔接所产生的极个别例外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