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16日，正值日本樱花烂漫的季节，一篇名为《脱亚论》的文章匿名发表在日本《时事新报》上。
当然，后来人们都知道，它的作者是福泽谕吉。
《脱亚论》中有很多让人感到震惊，尤其是让中国人与朝鲜人感到愤怒的句子：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
「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当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际，彼二国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闭，实属不智......今之彼二国於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子不闻近墨者黑乎？」
《脱亚论》，它的文章就像它的标题一样，精炼、直接、且犀利。
而「脱亚入欧」，也是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转型中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奉行一生的理念：
「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演说馆前的福泽谕吉（1835-1901）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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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技术和物质层面上超过了东方，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面对这个事实，福泽谕吉选择与东亚彻底决裂，而不是「中体西用」；他选择了「脱亚」，而不是共同「兴亚」。
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时代选择的问题。
樱花下的庆应义塾大学一景。庆应义塾大学是由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立的第一所日本私立大学。
图片来源：Keio University
也许，治沉疴需用猛药。
历史当然能对福泽谕吉的思想作出评判，但历史也告诉人们：日本崛起了。
而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被印在了最大面值的日元上。
一万元日钞上的福泽谕吉头像，始印自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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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纸币多以政治领袖为头像，日本却独以各社会领域的精英为头像。
即将发行的新版日币亦是如此。
2019年4月9日，日本前首相、今财务相麻生太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日本将于2024年发行新版纸币样式，头像依旧是这些社会精英：
10000元日币头像将改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
5000元日币头像将改为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家津田梅子（1864-1929）；
1000元日币头像将改为日本近代医学之父北里柴三郎（1853-1931）。
新版日币上的涩泽荣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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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维新时代的功臣，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的故事，将从这些150年前的日本青年身上讲起。
涩泽荣一的生卒年颇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中国近代史的标尺上，他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去世于「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
从日本史的维度看，他贯穿了江户幕末、明治维新而至军国主义时代，一生浸沉在日本现代化浪潮的起伏中。
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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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出生于农民家庭，家里兼做生意。而其他青史留名的幕末英雄与维新功臣们，大都出于武士阶层，即使是下级武士，社会地位也远在农民商人之上。
1840年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国家，天皇只是象征性的元首，其权力完全被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架空。
幕府之外，200多个大小藩国各自为政，武士只对本藩藩主负责。
江户幕府是日本史上第三个幕府政权，自德川家康1603年受封征夷大将军开始，已统治日本两百多年。
1855年美国绘制的日本江户时代地图，德川幕府驻地江户（今东京），天皇驻地京都（今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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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深受儒学影响，施行重农抑商政策，与隔海相望的大清朝一样，面临着西方思想传入，社会伦理秩序受到冲击的问题。
早在1633年，受大航海贸易影响，德川家光（德川家康之孙）便颁布了锁国令，实行类似明清海禁的闭关锁国政策。
长期锁国带来的安逸使人麻痹，两个世纪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
而日本的「鸦片战争」也在十几年后险些来临。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船上共运载了63门大炮。
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近代铁甲舰，因为船体涂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这件事被称为「黑船来航」。
黑船来航事件让整个日本陷入恐慌，日本曾经所崇仰的大清朝已有前车之鉴，他们不得不慎重考虑。
为了避免战争，一年后，幕府与美国缔结《神奈川条约》，又称《日美和亲条约》。
条约规定，日本必须开放下田与函馆两处港口以通商，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
「黑船」之一的萨斯奎哈纳号，以美国萨斯奎哈纳河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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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的那一年，涩泽荣一13岁，福泽谕吉18岁。
而未来明治政府的重臣们，大久保利通23岁，伊藤博文12岁，山县有朋15岁，木户孝允20岁，西乡隆盛25岁。
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之外还有「世界」。
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军队之父、日本军国主义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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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打开后，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一时的剧变激起连锁震荡，大量黄金外流，国内经济秩序被打破。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日本社会掀起一股「尊王攘夷」的运动热潮。
大河剧《龙马传》中，坂本龙马（左）初遇桂小五郎（右，即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告诉坂本龙马「世界要比日本广阔千万倍」。在剧中，桂小五郎在第二次相遇时为坂本龙马讲解列强侵入将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坂本龙马大为震惊，也一度加入攘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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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对于普罗民众与尚未思考成熟的青年来说，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直接：
混乱的现状是由开国引发的，异邦的西洋人污染了日本社会，所以要「攘夷」；而开国源于幕府面对西方的软弱无能，所以他们打出天皇的旗号（尊王），以反对幕府（倒幕）。
这场轰轰烈烈的攘夷运动，参与者以武士为主，其中包括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乡隆盛等后来的「明治人物」，涩泽荣一也在其中。
日本的未来何去何从？年纪尚轻的他们或许还没有很成熟的思考，只知道一股脑地冲向前去。
但是，「攘夷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比起激进的「倒幕派」要求推翻幕府，西乡隆盛无疑是「温和」而「保守」的，他起初提倡「公武合体」（公家即朝廷，武家即幕府），推动皇室与幕府的合作。
但幕府大老（官职名）井伊直弼不愿同意皇室的「攘夷」要求，一心决意「开国」，公武合体的设想很快破产，倒幕的呼声反倒越来越高，井伊直弼也因主张开国而被攘夷派暗杀。
井伊直弼（1815-1860），幕末权臣，安政五年（1858年）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引起天皇与攘夷派不满，并因此兴起「安政大狱」以镇压攘夷派；而其本人也因主张开国被18名武士埋伏刺杀；就「开国」而言，井伊直弼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人物，他的被杀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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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实力最强的藩国之一长州藩，是攘夷派的大本营。长州藩在1863年至1864年间与英法美等国爆发了「下关战争」，结果惨败。
同时，长州藩与幕府的冲突也愈加激烈，1864年至1866年间，幕府接连发动两次「幕长战争」（又称征长战争），以征讨长州藩。
幕府倒台的丧钟，就在幕长战争中敲响了。
在倒幕志士坂本龙马（土佐藩下级武士，后主动脱藩）的斡旋下，实力最强大的两个藩国，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倒幕同盟，其中萨摩方代表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长州方代表为木户孝允。
以萨长军为主力的倒幕军，围绕在皇室周围，最终结束了幕府统治。
1868年，江户时代结束，明治时代开启。
木户孝允（1833-1877），明治维新三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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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也并非庸才，他在此之前便锐意改革，而他一生做过的最重要的决策，便是1867年的「大政奉还」与1868年的「江户无血开城」，后者将政权交还明治天皇，成全日本平和地迈入新的时代。
幕末时代的「攘夷」思潮，是一个社会受到外来侵扰的天然反应，它虽具有现实的诉求，但未免幼稚。
最先反对攘夷的人，也是最先接触西方思想的一批人，而随着日本开国日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才是日本摆脱困境的正确选择。
这也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背景与基础。
吉田松阴（1830-1859），幕末思想家，被认为是「尊王攘夷」思想的核心代表人物；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重臣均为其门下弟子；但其本人又对西学持十分开放之态度，曾因欲偷渡到美国留学而被捕，1859年死于幕府兴起的「安政大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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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是最早去到西方的日本人之一。他起初因经商才能出众，被还未继任为将军的德川庆喜（时名一桥庆喜）看重，之后成为幕府臣僚，并在1867年初被派往欧洲考察学习，幸运地躲过了幕府与倒幕派冲突最激烈的时段。
当他两年后回到日本，德川幕府已经不复存在，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
归国后的涩泽荣一起初继续跟随已经下台的德川庆喜，在德川庆喜的领地替他管理财政，并用从欧洲学来的股份制度创办起了公司，这是日本近代企业最早的起源之一。
不过没多久，他就因出众的财政才能被明治政府招揽，进入最高财务机构大藏省做高官，后来参与了币值改革、公债发行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
同时，还有一位比涩泽荣一更早两年抵达西方的人物，新岛襄。
彼时日本仍禁止国民出国，新岛襄冒着杀头的风险，藏在一艘美国商船上偷渡到美国。
一开始，他语言不通，但凭借着对新知识的渴求，最终竟在菲利普斯学院（Philips Academy）和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完成学业，拿到了美国大学学位，成为了日本史上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学士学位的日本人，并为后来的岩仓使团担任翻译。
「岩仓使团」是明治时代的第一件大事。
改革怎么改？
最初，谁也不知道。
于是，明治四年（1871年），政府决定派出107人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其中包括日本近半数的高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
他们用时一年零九个月，游历了12个欧美国家。
如此规模的出使，其求学决心可见一斑，就像一千年前的遣唐使不辞万里来到中国一样，只不过，他们现在选择的是西方。
岩仓使团耗资高达百万日元，占同年（1872年）政府财政收入的2%。
好在，他们为国家带回了答案。
岩仓使节合影（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其中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其余四人为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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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到粲然夺目的工业时代文明，日本使节们「始惊，次醉，终狂」，决意追赶西方的步伐。使团考察了西方国家经济、教育、工业等各方面，并重点关注各国的政治体制。
经过比较美国的民主共和，英国的君主立宪等制度，他们决定效法德国，施行还略有些专制集权意味的开明统治。
在德国，俾斯麦接见了使团，这对大久保利通影响尤为深刻，他甚至蓄起了俾斯麦的同款胡子。
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主导明治政府开展「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改革，他意志坚定，手段铁血，被誉为「东洋俾斯麦」。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蓄起了俾斯麦同款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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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掌舵之下的日本，快速冲入现代化的航道。
岩仓使团出行之前，政府内部达成共识：使团未归前，留守官员以维持现状为主，不进行改革。
但一场「征韩」的议论正在国内酝酿。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留守重臣都主张攻打韩国。
「征韩」论调的同时，日本还有着「征台」与「征俄」的论调；图为1874年日军出兵台湾，日军将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与台湾原住民首领会谈时的合影，居正中坐者为西乡从道。另，关于西乡隆盛是否真的支持征韩论，日本学者毛利敏彦认为西乡隆盛主张和平论、并不真正支持征韩论（见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变的研究》），另有日本学者坂野润治认为西乡隆盛是假装支持征韩、实则另有他因（见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但不管不同的历史人物动机为何，以历史事实来看，日本都先后与韩、中、俄三国爆发了战争。
一方面，武士阶层在倒幕运动中出力颇多，但明治政府一再褫夺武士特权，随着「废藩置县」「散发脱刀令」等政策的施行，武士尊严受损，社会上怨声四起，西乡隆盛认为征韩可以缓和武士的不满。
另一方面，日本向韩国遣使建交屡次被拒绝，出兵报复的声音甚嚣尘上。
但1873年9月刚回国的使节团，极力反对征韩。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繁荣，认为此时的日本要以「内治」为先，不应与韩国及大清朝发生冲突。而且，战争可能使武士势力膨胀，成为后续改革推行的阻力。
双方的冲突在10月底进入白热化。
明治天皇颁旨否决征韩，随即政府分裂，以大久保利通为核心的归国使臣迅速掌握了大权，征韩派纷纷辞职下野，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首，牵连官员、军士逾600人。
铃木年基《征韩议论图》，明治十年（1877）绘，坐于中央黑服者为西乡隆盛，红服者为岩仓具视，其余人有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
图片来源：东京经济大学机构资料库
在此次「征韩论政变」（又称「明治六年政变」）事件中，离开权力中枢的板垣退助，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参与政治。他建言开设民选议院，发起「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先驱。
他的愿景在16年后得以初步实现。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日本依宪开设国会，成为东亚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尽管这部宪法仍有诸多问题。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民主政治先驱，维新中主张「开设议会」，曾引东汉名将马援「马革裹尸志」，以表自己投身自由民权运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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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刚刚掌控集权政府的大久保利通急于大刀阔斧开展改革，他着重维新三大口号（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中的殖产兴业，在各领域设立官营示范厂，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而对外界的民主呼声充耳不闻。
被大久保利通改革牺牲的不只有民主，武士阶层也是。
武士本是一个注定不容于现代化国家的阶层，现代国家要求人权平等，明治政府推出征兵令、废刀令等政策，正一步步剥夺武士的特权与尊荣。
政变中下野的西乡隆盛，隐居鹿儿岛四年后（1877年），率领四万不满的武士挥师北上，打响了明治时代最大的一场内战——「西南战争」。
反叛以失败告终，西乡隆盛选择自杀于战场；
而不甘失败的武士，于次年暗杀了大久保利通；
西南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木户孝允正重病在床，他欲劝说西乡停兵而不得，于战争的炮火声中抱憾死去。
明治维新三杰逐一陨落，属于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西乡隆盛（1828-1877），明治维新三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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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作为明治政府曾经的军事领袖，并非猜不到失败的结局。早在三年前，同在征韩论政变中下野的江藤新平发动叛乱时，就数次求助于西乡隆盛，他曾不为所动。
出身下级武士的西乡隆盛一生不曾出国，他大概始终都无法摆脱那一份传统道德的羁绊：日本能不能没有武士？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有着截然相反的答案。
同样在1873年，涩泽荣一虽然没有卷入征韩论的政治旋涡，但他也选择了递交辞呈——33岁的涩泽荣一已高官至大藏省少辅（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前途无量，而他却选择了弃官从商。
涩泽荣一说，当年在欧洲，带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西方国家官员与商人的平等；而在日本，他少年时经商被武士侮辱，在维新开启之后，在他任职大藏省期间，看到的仍是卑躬屈膝的日本商人。
他决定身体力行，做那个打破官尊民卑传统的人。
辞官后，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是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银行——第一国立银行。
名为「国立」，其实是民间资本民间经营。而Bank这个英文词汇，也被涩泽荣一翻译成汉字「银行」，后来被中国接纳沿用。
第一国立银行，明治六年（1873）开业时的照片。
图片来源：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在后半生中，涩泽荣一不遗余力地创立一家又一家股份公司，参与创办的企业共达500余家，涉足几乎所有领域，以一己之力完善了本国的产业体系，无愧于日本近代产业先驱的赞誉。
纵览涩泽荣一的一生，也算少年得志，官途顺遂，但他真正的辉煌与巅峰，是从33岁弃官从商开始的。晚年的他自己也觉得，弃官前的人生皆是浪费。
1913年，孙中山去日本拜访73岁高龄的涩泽荣一，问询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涩泽荣一只劝他放弃政治，去做一个企业家。
在迈向现代化的大浪中，企业家真的要比政治家重要吗？
也许，日本纸币上的各领域社会精英，已经给出了答案。
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套政治制度的转变，社会、经济、教育、科学等等，缺少任何一个，都将是一个「残疾」的现代社会。
在这一维度上，作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将如何在企业、资本层面影响日本国家的近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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