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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公开场合介绍父亲的身份时，我几乎都要费一番口舌。因为从语音上不好分辨，“棕匠”与“中将”听起来是一回事，好几次都让听话的人大吃一惊：“令尊原来是位中将呀！”一脸的惊羡，陡生敬意。我知道对方误解了，虽有些尬尴，但得赶紧做解释。解释半天，对方才明白，原来我父亲不是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将军，而是一个干千家活、吃千家饭的棕工手艺人。
在我们老家，习惯于把棕工叫棕匠。我父亲这一生与棕结下不解之缘，所有的棕树与棕制品，如棕绳、蓑衣、棕绷、棕刷等，在我父亲眼里全都是宝贝，无论何时何地见到这些，父亲就特别开心，甚至手舞足蹈，不管不顾，神彩飞场地大讲特讲棕的好处。父亲这一生是不幸的，但他给人的直觉又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他对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很坦然，从不怨天尤人。
在我刚满4岁那年，母亲因难产去世。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父亲续娶了临村一个刚守寡还没生过孩子的女人。这个成了我继母的女人又矮又胖，还有哮喘，一年四季离不开一种叫“麻黄片”的白色片剂，医生说属茶碱麻黄碱片，用于支气管哮喘、慢性喘型支气管炎。继母对这个白色小片剂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一旦哮喘严重，只要服下这个白色片剂很快就不“咝咝”喘息。
不幸的是，继母到来刚满一年，一场火灾将我们居住的整个村子烧得精光。当时，已逃出火海的父亲发现我和大姐还在大火包围中，便冲回火海。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父亲拼命把我们救了出来，但他却被无情的大火烧残了左手。望着一片废墟，看着两个哇哇哭成一团只有四、五岁的孩子（大姐只比我大一岁多）和一个躺在担架上的残废人，继母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命运对她不公也无情。
当时，有人劝她趁早离开这个家，反正孩子不是她生的，来到这个家日子也不长，可以心安理得一走了之。但继母没走，她选择留了下来，她心里十分清楚以后的日子将是何等艰难。感谢继母没有抛弃我们，感谢她与父亲同甘共苦把我们养大。
假如继母当时出走，重伤的父亲谁来照顾？两个不知事的孩子谁来抚养？政府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何况那么大一个村庄，一百多号人都和我们一样，无家可归，更何况处在那样一个饥馑的年代，有几家能吃饱穿暖？
在政府安排的临时居住点住了半年之后，一家人仅靠政府的接济难以活下去，父亲便用一副箩筐挑着我和大姐，带着继母离开了家乡，长途跋涉到鄂西利川一个叫乌龙河的村寨投靠那里的大姑妈。双目失明的大姑妈热情收留了我们，尽管她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但她没有嫌弃我们。在大姑妈家住了一段时间，父亲又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到另外一个山寨的二姑妈家，然后又到三姑妈家，就这样轮流着在三个姑妈家吃住了两年时间。我不明白，三个姑妈怎么从我老家四川（现为重庆）嫁到几百里外的鄂西这么偏僻的山寨里来？后来，我隐约听说是我爷爷在解放前带着一家人逃荒逃到这里，只把我父亲带回老家。但也有人说是我爷爷跟村里的本家老爷发生冲突吃了官司举家逃到这里。大姑父请当地一位姓宋的师傅，教我父亲做蓑衣和跳“端公”。宋师傅见我父亲只有一只手，担心学不了，不愿教。我父亲说，就是登天也要把这门手艺学会，要不然，今后这一家子人咋活？宋师傅见我父亲铁了心要学，便把手艺传给我父亲。从此，父亲靠这两门“手艺”挣钱养家糊口，并一生相随。赚了一些钱后，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返回老家，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在原来被火烧的废墟上重新修建房屋定居下来。
自从父亲学会了棕工手艺后，就一直在鄂西一带的村寨之间行走，一生与鄂西结下不解之缘，是那一带的村寨养活了我父亲，也养活了我们一家。
那些年，鄂西的自然生态很好，满山遍野都是棕树。乡民们用棕树杆上剥下来的棕皮请棕匠做成蓑衣、棕绳、棕垫、棕扫帚，用途十分广泛。在乡民们眼中，棕树是个宝。“千棵棕万棵桐，一年四季吃不穷”成了乡民们的口头禅。
我父亲就靠这门手艺，带着一帮徒弟长年累月在鄂西的村寨里行走，给农户做蓑衣，加工棕垫、棕绳，风里来雨里去很是辛苦。若是哪天没揽上活还得饿着肚子“冲壳子”（冲壳子是鄂西方言，意指晚上没地方睡觉，便钻进堆在农户家门外的玉米壳里过夜），个中辛酸，只有父亲知道。
改革开放前，农村人靠挣工分吃饭，我继母身体不太好，队里只给她算半个劳动力，我们姐弟都小，不能干活挣工分，一家子人就靠父亲这门手艺挣钱，每年交给队里规定的“公积金”后换取两个整劳动力的工分，再换取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春节一过就带着三五个徒弟翻山越岭去二百多公里外的鄂西一带做棕工手艺，年底才回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像飘来飘去的影子，一年四季见不着几天。每次看到父亲回来，我就躲得远远的，偷偷看着父亲跟村里人说话。
我父亲特别热爱这门手艺，常常带着得意的口吻对别人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养儿不学艺，挑断箩篼系。”
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不让你儿子学门手艺，你儿子这辈子就没多大出息，只能干苦活累活。在我父亲的引导下，方圆几十里的村子先后不下200人成了我父亲的徒弟。我父亲一批批地带，每批次带三五人，一般三五个月可出师，出师之后二三人组成一个团队开始独立干活。父亲带徒弟从不收学艺费，出师时，还会给徒弟们几十元的“分红”，让徒弟们拿去另起炉灶开张营业。
几十年下来，父亲的徒弟遍布于鄂西几个县的乡村，只要村寨里出现棕匠，十有八九是父亲的徒弟。
我在百度里搜了一下，父亲这一生最得意也最钟情的蓑衣，它的起源很古老。它最先是用一种叫“蓑草”的草叶编制成衣服一样的雨具，用于农耕劳作时遮风挡雨，后来人们发现了棕皮，就以棕皮取替“蓑草”编制而成，但仍叫“蓑衣”。历代诗人在诗作中都出现过“蓑衣”一词，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宋朝诗人苏轼的《浣溪沙》一诗“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民间广泛使用蓑衣，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塑料产品的大量出现，蓑衣便结束了它在农耕中的历史使命。
父亲一生对棕树以及棕制品有一种特殊感情，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棕树或棕制品，他都要停下来仔细看一会儿，有时忍不住还伸手去摸一摸，他脸上的神情就像在抚摸自己的孩子，深情而痴迷。
小时候，我见过父亲加工蓑衣的整个工艺流程，看上去并不十分复杂。首先是用专门割棕片的一把弯刀（刀刃很锋利）从棕树上把棕片一片一片割下来，放在水桶或大木盆里浸泡一会，捞起来甩掉棕片纤维上的棕灰，用一把象耙梭一样的铁抓子扣在板凳头上，五根铁爪子朝上，看上去十分狰狞。父亲坐在板凳上，用他仅有的一只手握着一把卷成圆柱状湿漉漉的棕片朝铁爪子上抓扯几下，把棕片头上的硬壳抓烂后，再将棕片放到铁爪子上，扯成棕丝，然后将棕丝卷在一起放在一条高板凳上，压上一块石头或砖块。父亲坐在矮板凳上，一边哼着小调,一边用两个脚趾弯成鹰瓜一样夹住棕丝，右手旋转绞棕绳用的竹制转盘，随着转盘的快速旋转，棕丝越拉越长，长到右手伸到极限后，将右手一停，伸出右手食指往转盘上一勾，呼啦啦转盘缠着棕线眨眼间旋转到夹着棕丝的脚趾边，接着，父亲的两个弯着的脚趾又开始拉址棕丝，右手旋转竹制转盘，待棕线拉到右手伸到极限时，再重复前面的动作。如此反复四五十次，转盘上缠满棕线，足够缝出一件蓑衣了,父亲就在一张方桌上将事先做好的棕领放好捋直，用砖头或拳头大的石头压住，再把选好的棕片一片片铺上去。把里子铺好后，填入棕骨丝和棕丝，厚薄均匀，用一块木板压实，然后盖上棕片包裹成蓑衣毛坯，用一根一尺二寸长、细筷子一样粗细的蓑衣针，针眼上套着棕线，在毛坯上稀稀拉拉缝几针，称之为行针，以固定蓑衣毛坯。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套着棕线的蓑衣针将整个蓑衣里里外外从头到尾缝制一遍，像纳鞋底一样，再把蓑衣四周的边沿锁边，跟裁缝师傅给衣服锁边一样。一个人加工一件蓑衣，从浸泡棕片到收针完工，动作快一点，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慢一点则需要四个小时左右。但我父亲只有一只手，时间稍长一点。尤其是冬天，天气寒冷，父亲依然要光着左脚伸出两个脚趾夹住湿漉漉的棕丝，一般人很难坚持，但父亲坚持了几十年，并不觉得有什么过不去。那时加工一床蓑衣的工钱是2元。
我父亲虽然为人忠厚，但长年累月在外做营生，见的人多了也变得有些“奸商”味儿，时不时打点小算盘，耍点小滑头。有时遇上比较老实又想赚钱的农户，父亲一打听他家棕树多，便灵机一动，主意就来了。“要赚钱好简单嘛，把你家的棕片全剐回来做成蓑衣挑到街上去卖，一件蓑衣再孬也要卖四块五，工钱才两块，一件赚二块五，十件二十五，一百件哩，就是二百伍，你去哪赚么多钱嘛。我看你比较实诚才给你出这个主意，我反正是做手艺，到哪都是做。” 农户听我父亲这一说，掰起手指头一算，便兴冲冲地提着割刀把自家满山满坡的棕片割回来，在房前坝子里堆起一座山。我父亲带着三个徒弟足足干了一个月，农户为了让我父亲和徒弟们把看家手艺都拿出来，把蓑衣质量整好一点，挑到街上卖个好价钱，便每天中午酒肉相待。做完这一档活，父亲挣了不少工钱，乐得眉开眼笑，一个劲地对徒弟们说：看到没，这跟神仙过的日子有啥区别？！
虽然我父亲认为他和徒弟们过的是神仙日子，但长年累月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风里来雨里去寻找活干也难免产生厌倦情绪，还是希望有个固定地方干活挣钱。1981年春，我父亲带着三个徒弟在利川县（现为利川市）黄泥塘公社做手艺时无意中听说公社准备办一个综合加工厂。我父亲听了，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大徒弟谭大毛去黄泥塘公社，找到分管的麻主任把自己的办厂思路和盘托出，还特别强调说：黄泥塘地盘上到处是砍不完的杂木松树，用不尽的棕片，办一个棕床、棕垫加工厂，效益一定很好，我做这门手艺几十年了，手下有一大帮徒弟，只要麻主任同意，我立马就把厂子建起来。
五十开外的麻主任听后一连说了三个“好”，末了还特别加一句：你把综合厂办起来，到时候有了成绩，我把你们的户口迁过来，让你们吃商品粮。
我父亲一听兴奋得手都发抖，这可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吃商品粮，那要让老家多少人羡慕死啊！父亲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把高考落榜的我带过去，将来迁户口时把我作为第一个来办。
但遗憾的是，父亲带着我和他召集起来的二十多个徒弟在那个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干了一年后，加工出来堆积成山的棕床棕垫无人销售，快要退休的麻主任也不管不问，只管签纸条让我们去加工厂对面的供销社领取加工棕床棕垫的原材料棕片和杂木，每月让我们按时去企管站领生活费，我们也只管加工从不过问销售，认为是公社企管站的事。结果，辛辛苦苦加工出来的产品堆在库房发霉，被老鼠咬坏，卖不出去。新来的公社书记看了，一气之下把综合厂关了，说我们这帮手艺人球屁不懂瞎胡闹办捶子个综合厂，纯粹是混饭吃，浪费公社的钱财。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完全是改革开放之初，不懂市场经济的父亲与麻主任联手上演的一场闹剧。别说转户口吃商品粮，二十多号人辛苦一年连分文的工钱都没有。我在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遥远的玛鲁河》里详细记录过那段经历，书中主人公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我曾经的真实写照。
父亲是个乐天派，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他喜欢摆龙门阵、唱山歌，尤其擅长讲《百花楼造反，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世团圆》《薛顶山与樊梨花》，还边讲边唱。村子里的人每次见他外出做手艺回来，就笑着说：老哥，来一曲。于是，父亲就拉开嗓子唱起来。“哩嗬个溜溜伊呀来呀，哩嗬个溜溜伊呀，梁山伯会见祝英哪台呀……”父亲的嗓音清脆、圆润，男女老少围在坝子听他唱，唱完之后，父亲又绘声绘色地讲他在外面的所见所闻。
父亲总是带着微笑面对他的各种不幸，我从明事开始就未见他流过一滴眼泪。文革期间，因父亲时不时给人跳端公驱邪除晦，被村里的掌权派当“牛鬼蛇神”拉去批斗、游村、罚跪、吊打、挂大木牌，但父亲从没向他们说过一句求饶的话，默默地承受各种打击。每次被游村、批斗之后，刚一完事，父亲就乐呵呵地讲他在外面的见闻，还哼几声“梁山伯会见祝英台”。有时，父亲站在台上挨批斗还嘻皮笑脸，站在身后看管他的人就揍他，父亲便笑嘻嘻地说：轻点嘛，我儿子在下面看着哩，当心他长大后揍你！
正是受父亲的影响，我才懂得了人生在于拼搏、不要向困难低头、乐观向好的人生态度，靠自我奋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正是我父亲的希望和自豪，他的儿子走出了那个偏僻贫穷的山村，成为村里人祖祖辈辈唯一的文化人，走进了大都市人群的生活。他那满是皱褶的脸上似乎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豪，逢人便说：我二娃子有出息哩！
这是苦命的父亲忍辱负重后获得的唯一快乐和希望。
后来，父亲赖以生存的棕工手艺完全被塑料制品替代。在外面干了大半辈子棕工活的父亲，农活干不了，改学其它手艺年龄大了又不行，整天无所事事，想找人听他摆龙门阵也没人。以前常来看他的徒弟也渐渐少了，到后来一年半载都没几个徒弟来看他，父亲感到很是失落，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在家门口或者在村头黄桷树下坐着抽闷烟，一坐就是大半天。他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没人知道。
一个在外奔波大半辈子突然沉静下来的老人，虽然他的身体静了下来，但他的内心却静不下来。他眼前不断浮现的一定是他在风里雨里走村串户大声吆喝“做蓑衣喽”的情景，以及漫山遍野的棕树和黄灿灿的棕皮，有辛酸有快乐，有失落有回味。
我明白，做了大半辈子棕工手艺的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资财富，但他吃苦耐劳、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却是值得我们传承的。
作者简介：秦拓夫，原名秦顺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迄今为止在《民族文学》《红岩》《西江月》《鸭绿江》《青年文学家》《河南文学》《文艺报》《当代散文报》《山西民间文学》《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作家网》等100多家报刊和网站发表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500多万字，出版纪实文集和中、长篇小说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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