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12月19日，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一代文坛大师钱钟书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8岁。 妻子杨绛遵从他的遗嘱，不办葬礼，不留骨灰。 淡泊名利，简单低调，似乎贯穿着钱老的一生。 以至于很多人一谈到钱钟书，第一反应就是《围城》，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可有些印记，时间不会抹去。 钱钟书最令人折服的，是他的才气。 一提起钱钟书，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围城》。 自1980年重版起，《围城》的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它还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但，钱钟书的才气远不止于此。 除了散文小说，钱钟书还做过社科院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写《管锥篇》、《宋诗选注》，还是《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小组成员，可谓在治学与创作之间游刃有余…… 钱钟书出名后，曾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钱钟书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但是，下过《管锥编》、《谈艺录》、《围城》这样“金蛋”的、狂傲不羁又风趣幽默的钱钟书，谁又能不想见见呢？ 钱钟书之狂，一在于才学上的眼高于顶，少有人入得了他的法眼。 钱钟书是19岁那年考进清华的，一进去就闹得全校闻名，起因是他与导师吴宓的一段对话。 有一次吴宓问他：钟书，你觉得我这节课讲得怎么样？ 钱钟书想都没想直接说：不怎么样。 他形容老师吴宓的长相：“脑袋如一颗炸弹”、“眼睛像两只火红的煤球”，憨厚的吴宓被他描写得像怪兽。 他笔下的《围城》就是一本毒舌段子大全：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话多。”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没得救。” 幽默到刻薄，让人又气又笑。 他从清华毕业后，外文系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他一口拒绝，理由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除了傲气，钱钟书还有抹不掉的书生意气。 写《谈艺录》，就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对陈寅恪，说他懂那么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谈鲁迅，说他文章写得不错，但他写不了长篇…… 关于自己的狂，钱钟书是心中有数的，他有句名言是：“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志气的，到了30岁还狂则是没头脑的。” 三四十岁以后，他逐渐由狂变成了狷，锋芒还在，只是变成了内敛。 大师亦凡人，很多人揪着他的“毒舌”黑他人品，其实只不过是他太敏锐，他擅长发现人性中隐藏的东西，毫不修饰地表达出来而已。 正如他自己所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真性情，不虚伪，不遮掩，这就是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最打动人的，却是他的痴气。
在很多不了解钱钟书的人看来，这样的他，“狂”的不近人情，可只有杨绛知道，钱钟书实在是个很有温度的人。
他俩的爱情，是“车马邮件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真实写照。
1932年，风和日丽的一天，钱钟书约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见面。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两人自此相爱相知。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钱钟书给杨绛写下了民国最美的情话：从此以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一句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美的承诺。
留学英国时，“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为妻子做早餐，一做就是几十年；钱钟书吃不惯英国食物，杨绛自己省下他愿吃的部分，却仍担心他吃不饱。
为了保护杨绛，钱钟书握笔的手，甘愿拿起木板，和别人打架；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
要知道，钱钟书可是一个在生活中，不会打蝴蝶结，连筷子都像小孩子一样用抓的“笨拙之人”。
谁能想象，为了所爱之人花费了他多少心思。这对钱钟书来说，比研究学术要难多了。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心思，这句话用在这里，一点都没错。
在钱钟书眼里，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又何尝不是如此。杨绛欣赏他的才华横溢，温文尔雅，更欣赏他的有情有义。
钱钟书曾说“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但是他与杨绛的一生却诠释了完美的爱情的模样。
钱钟书最可爱的，是他少向世人展露的天真调皮。
钱钟书先生虽然著书立说，工作忙碌，但是在女儿钱瑗心里，他却是个长不大的“老顽童”。
那时候的夫妻往往生育数个孩子，尤其是他们这样生活优渥、社会地位高的家庭，但钱瑗是家里的独生女，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钱钟书很早就跟妻子提起：“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杨绛哭笑不得：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其实，是他不忍心让她再受生育之苦，每次女儿生日的时候，他总要说：“这是母难日。”
钱瑗小时候经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别于很多父母生育后就踏入“丧偶式育儿”，钱钟书对女儿的爱直接体现在跟女儿的互动上。
不仅教导女儿读书，还经常童心大发，偷偷告诉女儿某篇书稿里的“丑孩子”就是指她，然后把书稿藏起来任女儿翻找，藏了太多次连自己都忘记书稿最终放在哪里了。
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钱瑗的性格。
钱瑗晚年患癌症，在病床上生褥疮，每日输液，承受着生理的痛苦，却乐观地笑着对来访的朋友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
钱钟书是女儿圆圆儿时的玩伴，是女儿的学习榜样，也是女儿的精神支柱。
钱钟书，他狂傲不羁，却得恩师吴宓赏识；
他恃才傲物，却俘获杨绛一生相守；
他普通人出身，却学贯东西闻名中外；
他的《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他所著的《谈艺录》、《管锥编》等书，都为世界文化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有人评价他说：“中国古典文化里最后一个风雅之士。”
他知世故而不世故，深谙世事却不问世事，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离热闹且深耕文艺，他姿态潇洒，以另一种方式铸就了自己心中理想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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