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到几个月，整个华北全面沦陷。山河破碎之际，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决定南迁。
最终在1938年，在中国西南边城昆明，诞生了一所特殊的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仅仅存在了九年时间，但是其成就与光辉，已经逾越了时代和疆域的界限，但它保存了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
上周五，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传奇故事的电影《九零后》在上映，豆瓣评分高达8.1分。
作为5集系列纪录剧集《西南联大》的姐妹篇，电影《九零后》从片名到画风，从故事到人物的铮铮风骨，透露出来的都是青春的气息。
西南联大，一个横亘在近代教育史上的标杆，至今仍令无数现代人心驰神往。在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难得有一片净土安静地读书。说是大学，不过是临时借用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以及茅草房。
上一次在电影院怀念那个时代，还是《无问西东》。电影中一些动人的片段就来自“史实”，学生们坐在临时搭建的屋子里上课，雨水透过屋顶逐渐渗漏了下来。商学院教授陈岱孙数次提高了音量，可还是盖不过屋外的雨声，只好在黑板上写下了“静坐听雨“四个字。
空袭警报响起，沈光耀不为所动，和人群逆流，不躲空袭。要去厨房煮莲子水。这段素材来自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
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虽然辛酸，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总不失一种昂扬向上的气质。在那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他们也并不灰心，始终保持幽默感。
如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个“最穷“大学，造就的最“富有”的一批人。
那种真正的无问西东的求学，国破山河在的悲愤崛起和自由洒脱的精神，断壁残垣仍然群星闪耀。
在看到《九零后》这个片名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说的是今天的“90后”。然而当看到演员表中的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如雷贯耳的名字时，才恍然大悟，这是讲述如今年逾九旬的大师们与他们共同的母校西南联大的电影。
“九零后”也一语双关，既是他们的年龄也是他们的青春。
电影《九零后》是剧集版《西南联大》的微缩和延展，主干人物等均有再现，细节部分有重叠。
导演杨蓓在采访中中表示：
“《九零后》则完全从西南联大学子个体生命的角度进行叙事：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西南联大；他们眼中的学校，包括校园、课程、教授、同学；他们的学校生活：读书、泡茶馆、恋爱、跑警报；他们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如何参军，如何牺牲；西南联大这一段岁月对于他们每个人的影响；他们在九十多岁、一百多岁的高龄，如何回忆自己的母校。”
整部片子，从杨苡的旁白开始：“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杨苡，回忆起与巴金的友谊和对其二哥的少女暗恋心思。
翻译家巫宁坤回忆起他的学生、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的时候，非常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回忆汪曾祺，说“写东西写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
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已经96岁高龄（今年已满100岁）许渊冲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说起同学巫宁坤英文好了，然后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
许渊冲，在片中对于年少时恣意的自己丝毫不避讳：“杨振宁那时候老说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因为尽追女孩了。”
王希季回忆，联大宿舍里满是臭虫，咬得人整夜无法入睡，后来他慢慢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
躲避日军空袭时，邓稼先和杨振宁还能在防空洞里背《吊古战场文》……
在他们讲述时，可以看到他们眼睛中的光芒，尽管已年过九旬，但依旧神采奕奕。每每提到西南联大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与油然而生的自豪。
看《九零后》时，在电影数度流泪。也在想这样一所大学仅存在了九年，毕业学生3882人，却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政宁、李政道）、173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 。
如此成绩，举世少见，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它。
影片也在最后引用了冯友兰撰写的1178字碑文，给了我们答案。
西南联大真正的成功因素，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老师怎麽讲课，学校概不过问，全由学生自己选择评断，学生转系也非常简单，填一张表就行了，有学生四年读了好几个系才毕业。
杨振宁说：“我那时（1938—1944）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曾祺曾说，如果没有考取西南联大，自己大概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著一块石碑，写著“育才先育人”。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这个做人标准，就是联大所标榜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没有大楼，但出了大师。从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就有了一个高等的瞻望。
在动荡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师生是背负着民族复兴的希望的。它为国家保存坚毅的学术实力，延续中华文化命脉，奠下读书人要艰苦奋斗、困乏多情的救国、建国优良传统，由此而衍生美好的价值，才让大家心之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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