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兵先生，是我在金渡中学上初二、初三时（1992—1993年）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名字也许我写得不准确，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军人，所以喜欢别人喊他为“兵老师”，或者直接称呼他“老兵”，他就是这么介绍自己的。见面的第一节课，印象中只见一团胖乎乎的黑影，直直地移向讲台。惊诧间，他已站定，不高的个头，身宽体胖，昂首挺胸，犹如弥勒。大大的头颅，留着板寸，虽是慈眉善目，言语之中，却透着不容挑战的威严，像一座山一样的“蛮横”。别看他身子胖，走起路来却是步伐矫健，还能跳绳、踢毽子。甚至有时候还和班上力气大的学生掰手腕。他尽可能地融入学生之中，以便弱化他师长的威严。先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睁大双眼，便不怒而威。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向农村的纵深吹进，“到大城市打工，可以迅速致富”“去少林寺习武，可以行侠江湖”——一股股暗流也影响着懵懂少年的成长。乡村中学的周边，也有着复杂的环境，受城市影响、很坏的“地痞流氓”，自然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若不刹住这股社会不良之风，不但荒废了学业，也不可能让学生成才。这不仅仅出于恨铁不成钢的爱子之心，更关键的是有这种“横人”的存在，拳拳之心驱使他必须要对学生加以保护。老先生当然是很疼爱大家的，看到或听说谁受了欺负，他都要跟上去呵斥制止。他还找隔壁的班主任交流谈心，做好各方的教育工作。教鞭虽是他的标配，但更给力的，还是他那弯曲后的手指，谁要是被他一击，月余摸头，还能记忆犹存，便不敢再造次。如今，我们还经常在群里开玩笑：“不听话，老先生拐栗子上身。”他也会笑着说：“我现在不打人了！”事实如此，他不会舍得打人的。老先生看着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在那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年代，教鞭就是“策马”的利器。每个孩子就是匹小马，容易陷进淤泥里；不在后面猛抽几鞭子，又怎么能爆发，跳出这个圈子呢？他想尽办法，让我们在初中阶段能走出去，不要困在这“泯然众人”中。作为乡村中学的教师，他兢兢业业地付出，惩戒也是有明显效果的。我不是搞教育的，这个话题应该比较沉重，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从家乡“拐栗子上子身”“黄蟮煨绿豆”这些俗语中能看出，教育还是要严厉的。虽然教育的惩戒权不等于教师的教鞭，但教鞭并没有被排除在惩戒之外。1993年中考，我们班的升学率位居金渡中学全年级第一名，金渡中学也因此打了一个翻身仗，延续了随后几年的辉煌。我觉得这些和“老兵”老师，以及和他有着同样敬业精神的乡村教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能够想念他，尊敬他，并不是“某个人”得到过他多少照顾和偏爱，或者和他有过更多的交往。他对学生的爱，对一位老师来说是普通而平凡的。但同学都能记住他，很感激他，这就是他为师的伟大之处。感恩，不是因为他给你开了小灶，而是在这个集体里，他是各有“摸排”，因材施教。初为我们班主任，他便找各个学生谈话，甚至要求家长来校见面，以便能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甚至哪些学生自控力比较差，他都寻找机会交流，做到了如指掌。无论是白天在课堂，还是晚自习，他都一直陪伴着我们。他家住在离金渡中学不远的龙山小学，午饭得回家吃，放学时他和同行的学生一道，有说有笑。吃完午饭，他便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往往有陆续归校的同学，低头疾走着越过他，赶往教室“通风报信”。于是乎，教室瞬间恢复了安静：看书的，写字的，来不及归位便就地“交流探讨”的，就各行其事了！他也静悄悄的，在外面转一圈，看看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是否还管用。然后又在学校里各个角落扫视，看是否有人逗留。巡视完这一切，他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备课、办公。就这样，还有让他不省心的事情：比如上山去把贪玩的孩子们赶下山头之类的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中午在学校吃饭的学生，需要“饭长”到食堂拎饭桶回到班级，再由“饭长”用碗分发下去。菜是从家里带来的玻璃瓶装好的，冷菜。即便在冬天，也就匆匆放到饭里焐焐，就着饭吃下去。学校又处于一个山岗之上，缺水。吃完饭了，学生们就会陆续地去山下不远的池塘，自行洗碗。经常是全校学生，形成长长的洗碗大军。那池塘，在一个山坳的脚下，污染很少。同学们洗碗后，便要在山上三五成群的“切磋”、玩耍、嬉闹，以便逃脱老先生的视线和“追捕”。教育是良心事业，不是熬一锅粥，不能厚此薄彼，吴老师正是公平正义的执行者，他并没有给哪个学生开小灶补课，而是创造一切可能，在有限的可管控的时间里，尽心尽责。只对“特殊群体”的学生，因材施教地“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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