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范仲淹

北宋历史上群星璀璨，要说谁是文官第一，估计答案还是比较聚焦的。看文臣历史地位如何，最直接的路径是看谥号，谥号是“文正”的，差不多是文臣的最高追求，有宋一朝，谥文正的不过9人，北宋8人，南宋只有大儒朱熹的得意弟子蔡沈。

北宋八个谥号文正的文臣中，范仲淹和司马光是大家所熟知的，而范仲淹是由当朝皇帝授予的文正谥号，司马光是后任皇帝追封的。在历史长河中，大家都默认，只有范仲淹是文正谥号的标杆，别人适合不适合，直接比照范仲淹就可以。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跟随母亲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范仲淹幼年读书特别刻苦，据他自己后来说，读书的时候，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辞别了母亲只身来到京城求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官宦生涯。

他开始担任广德军的司理参军，随后担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接着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在这个位置上，他向江淮漕运张纶建造捍海的堤堰，以防止海潮给政府和老百姓带来的损失，张纶请奏朝廷让范仲淹担任了兴化县令，他开始征调民夫兴修海堤阻挡海潮对当地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破坏，在范仲淹的带领下，堤堰建成了，老百姓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当地很多人改姓范，以此来纪念这个父母官。

随后，在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府学中管理教务，后来的很多人才都是出自于范仲淹的手下。当然，第一次让范仲淹出名的事件发生在天圣七年（1029年）十一月冬至，皇帝要率领百官给刘太后庆寿，范仲淹上疏予以阻止，这个奏疏没有得到批复，范仲淹接着又让刘太后还政于赵祯，这份奏疏同样没有得到批复。没多久，范仲淹就由京官被外放为河中府同判。随后，范仲淹在京官与地方官之间进行了不停的变动，因为在地方上的政绩调到京城，随后因为抵抗了当权者的利益被外放到地方。景祐三年(1036年)，因为看不惯宰相吕夷简任用私人，最后被吕夷简诬以“朋党”，被贬到饶州知州，后来几乎贬死岭南，一同被贬的还有欧阳修，为此欧阳修还写过一篇《朋党论》进行抗辩。

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西北边境闹事，朝廷将范仲淹派到西北边境，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在西北的军队中，范仲淹享有崇高的威望，时人号称“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元昊就惧怕范仲淹，好水川之战，由于韩琦没有采纳范仲淹的建议，最后导致好水川之战的大败，范仲淹被贬官。在宋夏和议之后，看到国家呈现日益颓废的局面，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等一批老成谋国的臣子被陆续调回京城，充当宰相、枢密使和谏官，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以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堵塞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十项措施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整顿吏治”，史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宋朝的官员俸禄特别高，且官员数量特别多，朝廷养这么多官员对于财政来说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负担，面对冗官范仲淹大笔一挥，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立马就得走人，范仲淹下手之狠，同是改革派的富弼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他提醒范仲淹说，一个官员被淘汰意味着一家人哭泣，范仲淹回答得特别干脆，一家人哭总好过一州人哭。

这样的改革立即就引起了全体官员阶层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以改革之名行朋党之实，开始的时候赵祯还支持范仲淹，后来告状的内容升级，说范仲淹等人准备另立皇帝，因为他们有证据，这份证据后来证明是夏竦的诬陷，夏竦被免去枢密使一职以后，便买了一个婢女，整天临摹石介的手迹，最后她以石介的口吻给富弼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废黜赵祯，赵祯实在扛不住了，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经慷慨激昂的赵祯退缩了，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庆历新政实行仅一年多的时间，改革措施也先后逐项被取缔。

范仲淹被贬出京，先后在杭州做知州、知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被调到颍州，他拖着病躯前去赴任，五月二十日途径徐州时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死讯传开，举国悲痛，他当官地方的老百姓以祭奠父母的礼节祭奠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范仲淹死时家无余财，只能暂借官府房子居住，他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大宋王朝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也走过了它的巅峰岁月。

“庆历新政”的失败，史书上说，主要原因是由于宋仁宗赵祯对改革不坚定，如果改革真的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皇帝为什么不坚持呢？这个问题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答案是很明晰的。范仲淹倡导的改革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大宋王朝的统治，但是“庆历新政”实施的改革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作为当事人的皇帝必然会放弃未来的目标而保持暂时的和谐，这是符合正常思维的，“庆历新政”失败中隐含的很多问题其实是不清楚的，范仲淹这些当权者到底有没有搞“朋党”？夏竦让婢女伪造的一封信件为什么那么容易见效？夏竦为什么会编造替代宋仁宗赵祯的谎言？换句话说，当时坊间是不是流传着有人想废黜皇帝的说法？其实抛开“朋党”和“阴谋”的猜想，就“庆历新政”实施与不实施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

“庆历新政”实施还是停止？这是一个长远利益与即期利益的博弈，组织中的高层决策者经常会遇到，官员的低效和边境的危机，这两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大宋帝国必然面临日薄西山的命运，从长远看，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改革会带来阵痛，大宋帝国有没有抵抗这个阵痛的能力？如果因阵痛过大导致大宋帝国难以度过现实的难关，那么改革的结果就会走向改革初衷的相反面，如其立即死亡，不如苟延残喘，这应该是赵祯在内心权衡的一种结果。管理学上分析事件时从两个维度进行考虑——重要性和紧急程度，改革很重要但是不紧急，这原本是一个慢工细活，但是，由于改革的力度过快过大，导致产生了比改革更紧急且重要的问题——不改革，两害相权，赵祯只能选择终止改革，不然，要是统治利益集团产生了动荡，他真的有可能因为管理不当而被废黜。

“庆历新政”失败了，伴随着新政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其实这个副产品以前就有，只不过没有公开。）——“朋党”，自此以后，“朋党”的斗争公开化了，无原则的党争让管理阶层矛盾不断激化，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越来越低。

资料来源：朱晔著《理说宋朝（北宋篇）》，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