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黄巾起义兴灭的史实，然后又用一集介绍了文不醜对黄巾起义背后迷局的猜测。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再回到史实的介绍。
随着黄巾起义被镇压，东汉的历史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灵帝解禁党锢，士人们回到了朝堂。大家会不念前嫌，通力合作，修补将倾之大厦；还是会相互动手，让王朝崩裂呢？历史证明，当时的帝国精英们集体做出了最愚蠢的选择。
光和七年（184）十二月二十九日，灵帝改元中平，象征着“中原太平”。在灵帝生命最后的五年以及他刚崩殂的那几个月里，帝国经历了五轮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交锋。而这五轮交锋很少有论史者提及，仿佛东汉末年的历史从黄巾之乱直接就进入了董卓暴政的阶段。
可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这五轮交锋，我们就很难看清董卓之乱背后隐藏的秘密。
这个系列，我们会围绕士大夫和宦官这五轮交锋展开。在其中，我们会穿插着讲一讲董卓的成长，和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对上一集有印象的看官都知道，皇帝把宦官当做利剑，无情地打击士大夫。而黄巾之乱后，随着党锢的解除，皇帝的危机感逐渐增强。宦官们也急于消除他们与太平道交往的痕迹，巩固他们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于是便成为了打击清流、祸国乱政的急先锋。而士大夫们也在苦寻出路。
早在中平元年（184）三月，黄巾之乱刚爆发的时候，侍中向栩、张钧就因为上书陈述宦官的危害，被阉党污蔑与太平道勾结，下狱杀死了。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李贤注曰：时钧上书曰：“今斩常侍，悬其首于南郊以谢天下，即兵自消也。”帝以章示常侍，故下狱也。）
《后汉书·独行列传》曰：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后汉书·宦者列传》曰：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同样是中平元年（184）三月，朝廷点将发兵，卢植、皇甫嵩、朱儁出征。出征前皇甫嵩的护军司马傅燮上书痛陈宦官之祸，大宦官赵忠恨死了他。
《后汉书·傅燮传》曰：后（傅燮）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殛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鈇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书奏，宦者赵忠见而忿恶。
中平元年（184）六月，宦官们又诬陷北中郎将卢植拥兵自重，差点杀了他。
《后汉书·卢植传》曰：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卢）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埶，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
同样是中平元年（184）六月，宦官又因为豫州刺史王允发现了他们与黄巾勾结的罪证而想要杀死他。
《后汉书·王允传》曰：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等受降数十万。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
中平元年（184）八月，宦官怂恿有司弹劾镇贼中郎将朱儁，搞得他十分被动。
黄巾之乱尚未平定时，宦官都这么过分了。要到了天下太平，宦官们还不都得抖起来啊！党锢虽然解除，但士大夫们对自己的前景并不看好。
于是他们先发制人，想要联合武将清除宦官。当时最厉害的武将是谁呢？当然就是刚刚在下曲阳斩杀张宝而“威震天下”的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皇甫嵩啦！
皇甫嵩是首倡破除党锢的，因此清流士大夫们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但他们还是先找了一位比较边缘性的人物来试探皇甫嵩的口风。毕竟“清君侧”可能要掉脑袋的。清流们找了故信都令汉阳人阎忠来游说皇甫嵩。汉阳郡其实就是后来曹魏所辖的天水郡，也就是出姜维的那地方。天水阎氏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名门，但远在边鄙，和中原士大夫有一定距离，但也有利益关联。基于这种微妙的距离感，阎忠被选中来执行这次任务。阎忠本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的眼光可是很毒辣的。当时武威人贾诩没有名气，阎忠一眼就看出这小子蔫坏，有张良、陈平那样的奇才。当然，贾诩的出场还要再等等。
说回到皇甫嵩这里。当时，阎忠十分贸然地就找到了皇甫嵩。他说皇甫嵩功劳大、人品好，但是不早作谋划就有可能失去眼前的所有功绩。皇甫嵩追问，阎忠声情并茂地讲述着皇甫嵩的功劳，对灵帝宠幸宦官表达了深深的不满，于是他希望皇甫嵩能够率领他现在管辖的军队，大概有五六万吧，过漳水、渡孟津，诛杀宦官，消灭群凶。到那个时候就算他皇甫嵩南面称帝也未尝不可！
皇甫嵩听后吓了一身冷汗，张角几十万人都没成功的事儿，我这几万人就能成功？再说皇甫嵩也不是那种心怀篡逆的人，于是立马回绝了。阎忠知道自己差事没办成，只能成为弃子逃回老家去了。
《后汉书·皇甫嵩传》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曹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地。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捴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奏、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士大夫们第一次扶植代理人就惨遭失败；可灵帝的代理人，也就是宦官们却不会停下来等待。他们开始了第一轮对士大夫的猛攻。
中平二年（185）二月，洛阳南宫云台和乐成门连续两天失火，于是中常侍张让、赵忠劝说灵帝对全国的耕地加收田税，每亩收十钱，用以修缮宫殿，铸造巨大的铜人。
《后汉书·宦者列传》月：明年，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
注意，此时黄巾之乱才过去两个月，大战之后民生肯定凋敝，百姓生计无着。不仅如此，史书记载，当年一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月，全国还发生了大瘟疫，很可能是战死人员的尸体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而引发的。可宦官们不管这些，他们急于讨好皇帝，竟然提出了加税这样的馊主意。
你看上去每亩田收十钱并不多，但是如果加上各级的贪污呢？皇帝收十钱，有的刺史就敢收百钱，有的太守就敢收千钱，至于下面的县长县令啬夫里魁敢收多少，就说不清楚了。而且此例若开，就有可能天天都有加税，那老百姓还活不活了？
于是，士大夫们不干了。
乐安太守陆康上书，以“鲁宣公”“鲁哀公”的例子来劝诫皇上。陆康出身自吴郡四大姓的陆氏，他就是以后东吴丞相陆逊的叔爷爷，这会儿陆逊应该一岁多。陆康的奏呈递交上去后，宦官们看不过眼了，说陆康举亡国之君的例子是大不敬，把他押赴廷尉监狱，准备杀死。侍御史刘岱上书为他辩解，陆康才未被处死，只是放逐还乡。这位刘岱是汉室宗亲，以后还会在讨董之战中出现，正是由于他的突然死亡才给了曹操入主兖州的机会，此事容后再表。
《后汉书·陆康传》曰：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而比水旱伤稼，百姓贫苦。（陆）康上疏谏曰：“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书奏，内幸因此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待御史刘岱典考其事，岱为表陈解释，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
说回营造宫殿的事儿。灵帝不仅加派田亩税，还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名贵的木材和奇美的石料。宦官们在验收时，百般挑剔，对认为不合格的，他们强迫州、郡的押运官贱卖物资，价格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各州、郡不能完成定额，于是重新购买木材，而宦官们仍是百般挑剔，不肯立即接收，致使运来的木材都堆积在一起坏朽了，但宫殿是怎么修也修不好。可想而知，宫殿坏得这么恰到好处，怎么能随便修好！
《后汉书·宦者列传》曰：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灵帝宣布：朕现在正在修宫殿，各地官员们也在为朕采办木材奇石。趁着这个机会，你们肯定没少贪污。于是他派出宦官和皇家卫士一道，到各地去收取贿赂。
同时，灵帝规定：新任的刺史、太守等都要预先交钱才能赴任。因为灵帝认为他们赴任后就可以马上贪污，而这个“大好局面”是我皇帝为你们营造的。现在我要修宫殿，你们都得出钱。大郡的太守，通常要交二三千万钱，其余的依官职等级不同而各有差别。凡是新委任的官员，都要先去皇帝的西园议定应交纳的钱数，钱货两清方能赴任。
许多士大夫被任命后表示：我没钱，去不了。于是干脆辞职不干。宦官表示：你们什么意思？皇帝去年刚刚宣布解除党锢，现在给你们机会做官你们不去？是不是给脸不要脸？于是强行要求士大夫交钱、赴任。
《后汉书·宦者列传》曰：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其实这就是皇帝宁愿天下沸腾，也要故意为难士大夫，让他们在天下人心中留一个贪腐的名声。
士大夫当然要反抗，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司马直站了出来。这个河内司马氏就是司马懿他们家。司马直算是司马懿的同族叔伯，当时司马懿也应该五六岁了。这位司马直被任命为冀州钜鹿郡的太守，因为他平素清廉，宦官们给他打了个九折，让他少交三百万就能赴任。河内司马氏不缺这些钱，可这事儿也太恶心人了，搞得我们好像要当个贪官还抠抠搜搜的。司马直直接拒绝赴任，但皇帝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交钱赴任。他走出京师洛阳，向北还没过孟津，就留下了一份奏呈，然后服毒自杀了。他在这封绝笔中痛陈当时的弊政，表示不忍心为官一任，还盘剥一方。此事马上就传开了，皇帝也听说了。
《后汉书·宦者列传》曰：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帐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灵帝一合计：得，这事儿让他们士大夫给破解了。要是人人都交钱赴任，然后自杀，这臭名声可就只能皇帝自己背负了。而且清流们还真干得出来这种事儿。行吧，见好就收吧。皇帝征收“修宫钱”的闹剧这才暂时停止。
到此，士宦的第一轮较量暂告一段落。这次较量，明显是宦官及其背后的灵帝更胜一筹。因为这次闹剧其实对士大夫的名声打击还是挺大的。当时任三公的清流名士们都因为要花钱买官位，名声大受折损。比如出身博陵崔氏的崔烈，当司徒时交了五百万，就被时人所诟病，声望大损。类似的情况还有段颎、樊陵、张温等，都因为输钱得官而声誉衰减。
《九州春秋》曰：崔烈，廷尉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烈时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倖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於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於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者：“论者嫌其铜臭耳。”
《后汉书·崔骃传》曰：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这一轮的士宦交锋并不激烈，但让我们看清了各方的立场。此后，士大夫和宦官之间又会有哪些争斗呢？请看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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