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一位印友聊天，谈到给人治印的过程，约定只是名章，甚至格式都已确定，就是一方简单的汉白文名章，内容中所用的字也不是生癖字，但据朋友所说，仅是写印稿已写了十数次，尚未定稿，这让人想起一件事，黄牧甫在北京国子监学习的时候，曾经给他一位叫国钧的同学刻印，诺，就是下面这一方：
（黄牧甫刻“国均长寿”及边款）
印章的刀法与篆法似乎有吴让之的味道，我们暂且不论，长长的边款里似乎记载着一个故事。
黟山派宗师黄牧甫8岁习印，二十八九岁时已经有《心经印谱》印行，已经具备相当高的篆刻水准，据现存印章来看，他在学印之初就已经养成了认真配篆布局，据黄牧甫的传人邓尔雅评价黄牧甫印章的总体特征：“尤长于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这种评价是准确的，如果仔细品读黄牧甫的印章，我们在他的配篆章法中看到的是黄牧甫的苦心孤诣，我以前曾经专门写过黄牧甫的几方印章，我们回头说说这方“国均长寿”印边款中的文字吧：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末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曰：‘唯’。因并乞为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
这段话是国钧在看了黄牧甫刻印后，对于篆稿刻印的艺术创作，心有所悟，于是求黄牧甫把这段感悟记录在印章的边款中：
“篆刻这件事的难处，我过去一直以为难在用笔，然而却不是这样。黄牧甫工于篆书，善于刻印，我曾见过他写篆书，展纸蘸墨，腋下如有风生（写字很快），想来写字并不难。至于刻印，我却一直没有亲眼见过，心里私下认为用刀肯定必用笔写字难得多，用刀在石面上刻字，与用笔在纸上写字，肯定有很大的差别吧。今年秋天，我和黄牧甫同在京城客居，遇到他刻印，我大都能很高兴地在桌子旁边看着他，大概就是聚精会神自自然然的，随心所欲，篆稿的时候非常困难，刻却是迎刃而解，用刀收止很快，笔法的意思都被刀法表现了出来。等到他为我做这一方印时，他篆稿写了几十稿，而刻的时候，很快就刻完了，我才明白我过去认为困难的（刀法），其实并不困难，过去认为困难的（篆稿），其实是困难的。由此可见，天下的事情难或者不难，实在不在于众人的认知，而只在于每个艺术家的神智清明，旁观的人私下揣摸出来的认识，不一定准确啊。向黄牧父询问，他笑着答应说：是这样啊。我于是求他把这件事刻在印章上，用于记录悟道的艰难。乙酉秋，西园志。”
边款里的文字是以国钧的语气记载的。但这一番记载，却生动记录了黄牧甫在刻印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的场面以及求变求新的精神，对于实际奏刀刻印时的痛快淋漓劲也记录得清清楚楚。这让人想起篆刻界流传很广的两句话：
一句是“七分篆，三分刻”，很显然，整个篆刻过程篆稿可以占到十分中七分的比重，而施刀刻印，占十分之七；
另一句话是浙派名家黄易黄小松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写稿时要用上十分的小心，奏刀的时候却可以大胆用刀。
当然，清代篆刻名家里，懂得和主张小心落墨，大胆用刀的不止黄易一人，大篆刻家赵之谦在他的一方“坦甫”印的边款里写道：“篆不易配，但求其稳，杨龙石法也，丁巳十月冷君记。”
（赵之谦刻“坦甫”）
（“坦甫”的边款）
既然有这样的边款，足见赵之谦写了多少遍这个印稿，才求得一个“稳”字。我们再回到黄牧甫，篆稿的经营是他生平的篆刻习惯，国钧的说法是一例，他在另一方“锻客”印章的边款：
（黄牧甫刻“锻客”）
（“锻客”的边款）
“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尤不免二者之病，使之当知陵用心之苦也”，三易其刻，黄牧甫依然不满意这方印的疏密安排，这真是一个纠结于篆稿的处女座印痴啊！我们以前写过齐白石为一方印中两字五易其稿乃成一印的例子，可见这些篆刻名家、大师们，在他们篆稿结印时，都是苦心经营到了极致的。这对于我们的篆刻创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由此观之，开篇提到的那位朋友，他为了一方名章而写印稿十数次，该是奔在成为大师的路上了。
（【老李刻堂】之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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