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湛
主持人语 唐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体现在书法上则是对“法”的建立与完备创造。唐代楷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一个时代书法的标志。唐代的篆书、隶书也各有建树。唐代书学对笔法的探讨不厌其烦，并通过悟、喻，进行了多方创造。然而因其对“法”过于执着，竟然出现了笔法传授人物链脉系的虚构。中国书法的“法”被神秘化，也使得古代执笔法于后世几乎失传。破除其迷雾，揭示其本真，则有益于我们真正认识、把握唐代书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盛世书风并将其于当代进一步弘扬。
颜真卿《多宝塔碑》拓片局部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片局部
柳公权《玄秘塔碑》拓片局部
盛唐精神与中正楷法的确立
□胡长春
一、唐书尚法的历史原因
1.唐书尚法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
唐朝是繁荣强盛的朝代，经济的状况与规模有长足的发展。隋朝末年因为战乱的关系产生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续推行，农业得以稳定发展。自隋唐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唐代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大变革，使唐代以前所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生活趋于有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安宁和蓬勃发展。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繁荣，在印刷术广泛使用之前，规范化书写成为畅通交流的首要任务。这一背景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可能性，而这种有序的社会状况直接影响了唐代书法本身，甚至对唐代书法的尚法有着暗示性和引导性。
2.唐书尚法源于唐代科举任官制度考核的需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即包括科举、任官制度的可贵经验。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有其特色，或曰优长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生事物的活力。科举和任官无疑是最为强大的世俗推动力。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唐代那样，将书法艺术与士人的仕进，包括科举求仕与任官奉职两大阶段联系得如此之紧密。这就促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盛世与高峰确立于唐代。
3.唐书尚法源于唐代崇儒崇侠、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以及大量抄经的需要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融合及游侠风气的炽烈是其突出的标志。尽管三教兼崇，但儒家思想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朝廷规定科举试经义，并在各地办学讲解儒经，体现出唐代儒教的风范。唐代文人喜以侠士自命，将“侠”视为一种英雄气质。这种高扬的自我意识必然会给书法艺术创作打上深深的烙印。崇儒大体上指明了唐人的政治方向，游侠则更多地显示了唐人的人格精神。儒家虽不否认个人的尊严，却更强调礼教伦常的规范，要求个体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相和谐，即要求个性人格从属于社会规范。儒、侠思想间的矛盾在唐人的心目中构筑起一种特殊的张力，使他们一方面遵守规范，一方面显露出个性自由的倾向。这也保证了唐代在协调社会与个人关系上能够取得相对的平衡。正是这种相对平衡的存在，才保证了在很长一个时期，唐代书法既尚法又不至于因一味地尚法而走上呆滞的道路，保持了一种非常有弹性的生命张力和鲜明的个性特点。
二、盛唐精神与中正楷法的确立
唐代建制以后，其审美情趣就开始逐渐由北向南推移。所以，唐太宗时代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沿袭了南朝；而太宗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更是导致了“上之所好，下必随之”的局面。这不仅反映在书法创作上，也反映于书法理论之中。其重要表现便是对南朝书法大体上持肯定态度，对历代名家的评价也基本上沿袭南朝理论家的观念。
唐初欧、虞等书家精心营构的法度严谨、体式完备的楷法气象，成为后世书家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其规矩之森严、法度之完备、风格之繁复，已达到了令后世望而却步的程度。唐代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研究技法、法度的著作特别多，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法》等。这些书论一方面从技法上廓清了结构与用笔之理，另一方面又将风骨之美与严密的技法牢牢地连接起来。他们崇拜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书风范。但“二王”书法如同天马行空一样飘忽不定，初唐诸书家都力图给这匹天马加上“辔鞍”（法度）。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秉性，“各有灵苗各自探”，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然而，作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者，初唐人对南方书法的接受也必然染上浓厚的朔北气息，从而最终实现对南朝书法的转换。其本质是南方书法在初唐不断被融合。于是，将精巧的形式与雄阔的气势相结合的审美理想便出现了：既要有深刻的艺术性，又要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
“法”就这样初步地建立了，《九成宫》无疑是其代表。但唐代中正楷法是由颜真卿和柳公权最后来确立的。当然，也有学者说，颜真卿崇高的书法地位是隔代树立的，在唐代并未如此。如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的《开成石经》，用的就不是颜、柳体而基本是虞体。众所周知，《开成石经》是由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而完成的浩大的“文化工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因而其字体的选用应具有典范性。《开成石经》之所以选择虞体，笔者认为还是与唐太宗推崇南朝审美趣味有关。单纯从法度而言，欧阳询胜过虞世南。但在太宗的偏爱下，一度虞世南的地位超过欧阳询。这也是即使《开成石经》用了虞体最后虞还是不敌颜、柳的缘故。唐代完备的中正楷法是吸收了初唐欧、虞、褚等诸家之长，再融合了时代精神才最终确立的。它一方面是书体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的选择——盛唐精神对书法的观照。我们一般把“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段时间称为盛唐时期。盛唐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盛”字。何谓“盛”？天朝大国、强盛大国、军事强国、文化大国是也。其时万国皆来长安臣服我大唐，这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盛唐精神的必然结果。从唐诗来看，盛唐精神不是张若虚笔下的少年感怀，也不是陈子昂的一腔悲怨。它是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是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是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更是杜甫赞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同样，盛唐之音在楷法上的顶峰当然是颜真卿。苏轼曾在吴道子的画后作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平原，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唐代书法“法”的思潮与全面构建
□胡湛
唐代书法兴盛，不仅出现了欧、褚、颜、柳，创作了楷书的绝世经典，创造了狂草的浪漫洪流，而且在篆书、隶书、行书、书法理论以及与书法有关的诗文方面都取得了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成就。
曾在隋做官的欧阳询、虞世南在唐初李世民建立弘文馆后都在馆中教授书法，并成为唐初杰出的书坛领军人物。弘文馆的设立不仅开启了唐代书法官办教育的历史，也开启了唐代书法对“法”的研究思潮和“法”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唐以前的书法理论以崔瑗为起始，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可谓成果累累；但对技法之研究则仅限于蔡邕《九势》、传卫铄《笔阵图》、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智果《心成颂》等数篇而已。而唐代书论仅《历代书法论文选》中所收论技法者即有十数篇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其主要书论有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虞世南《笔髓论》、李世民《笔法诀》、孙过庭《书谱》、张怀瓘《六体书论》
《玉堂禁经》、蔡希综《法书论》、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华《二字诀》、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韩方明《授笔要说》、林蕴《拨镫序》、卢携《临池诀》、窦臮《述书赋》等。如此大规模、普遍性地对书法之法的关注、研究，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后世所罕见的。唐代书法研究的深入性及对书法之法研究之风潮由此可见一斑。下面我们依次就其探讨书法之执笔、运笔、结字等情况作一梳理。
一、执笔法
唐以前谈执笔法者盖皆简略。如传卫铄《笔阵图》、虞龢《论书表》，其所谈仅止于言执笔高下或执笔松紧。至唐初欧阳询、虞世南、唐太宗论执笔，则有“指实掌虚”之说。李世民《笔法诀》谈指实掌虚的同时，又谈到了执笔的“腕竖则锋正”之执笔法。其曰：“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欧阳询
《传授诀》起首亦云：“每秉笔必在圆正。”可知唐初执笔是竖腕直执笔的。今人沙孟海先生曾考证提出，由于唐人引进胡人高案，致使执笔法由“斜执笔”而变为“直执笔”。时人附庸其说，认为“斜执笔”为“古法用笔”。但我们看到唐初欧、李谈执笔法时未谈到“直执笔”，那么是否存在所谓的“斜执笔”“古法用笔”，则仍是值得商榷的。
韩方明《授笔要说》则较详尽记载了传为张旭的执笔说：“夫书之妙在于执管，既以双指苞管，亦当五指共执，其要实指虚掌，钩擪讦送，亦曰抵送。”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详细地论说双苞五指钩擪抵送执笔法。其后林蕴又记韩方明教给他的“拨镫”执笔法：“吾昔受教于韩吏部，其法曰'拨镫’。今将授子，子勿妄传，推、拖、撚、拽是也。”卢携《临池诀》又提出了单苞、双苞、悬腕，进一步丰富了执笔论。
二、运笔法
运笔法指书家挥运毛笔的运动，包括疾迟、提按、转动、调锋等方法，也指形成于墨迹的笔画态势等表现方法。运笔法是书法用笔落于实迹的具体操作。
书法的运笔法是渐进发展的。最早的运笔法见于宋陈思《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中所记秦蒙恬变通李斯意所造《笔经》。其有“先急回，后疾下”“信之自然，不得重改”之说，反映了当时书者已经产生以自然流美、藏锋为审美追求的风尚意识。蔡邕《九势》中的“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竖勒”，实际就是九种基本用笔调锋和基本笔画笔力、笔势的阐释。传晋卫铄《笔阵图》，其精髓为七种用笔的意象化描述：“一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丶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丿陆断犀象；百钧弩发；丨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则是对《笔阵图》用笔之说的丰富、补充。传卫铄及王羲之书论或为南朝伪托，但其中确不乏价值独到的笔法之论。
欧阳询《八诀》是综合《笔阵图》和《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演变而来，即将前者七条增后者“一波常三过笔”综合而成。其《用笔论》中有“悬针垂露，蠖屈蛇伸”“藏锋靡露，压尾难讨”之说，言用笔之变化。虞世南《笔髓论》“释行”云：“行书之体，略同于真……覆腕抢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其“释草”云：“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锋，柔毫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揽吐纳，内转藏锋也。”其在按锋、旋毫、内旋、外拓笔法中分析调锋运毫之细，足令今人惊叹。后人言笔法多讲中锋，岂知唐以前笔法已有内旋、外拓等，是很丰富的。今人邱振中有所谓绞转笔法者，当以此印证。
史籍还记载有褚遂良“如印印泥”，张旭“如锥画沙”“笔锋透过纸背”及观公孙大娘舞剑器、闻鼓吹而悟草书笔法，怀素“观夏云多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颜真卿“屋漏痕”等笔法之悟。唐人研悟笔法到了与生活中事物相联系，所谓“世间无物无笔法”的境地。
三、结字法
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体现了明确的结字意识：“夫欲书者，先干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此可看作结字意识自觉之宣言。
隋智果《心成颂》文不长，但极为精辟地概括了结字的一些规律。其文由词条与释文组成，现录其辞条如次：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回互留放，变换垂缩；繁则减除，疏当补续；分若抵背，合如对目；孤单必大，重并仍促；以侧映斜，以斜附曲；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最后一条已入章法之境，为结字法的延展。其中的一些结字法为一时之尚，后世不必一一遵守，甚至可反其道而行之。如“孤单必大，重并仍促”，到宋代则改为“小者令其小，大者令其大”，一一顺其自然而变化者。而大多词条讲究要素的辩证变化，至今仍有鉴用价值。
唐代结字法的开山，也是最具成就之作，为欧阳询《三十六法》。是论列36个结字法词条，每词条附释文若干语。而释文中有“高宗”“东坡”“学欧书”诸语，故我们有理由以为其为南宋以后人传抄释读时所增录。《三十六法》词条皆言结字技巧方法，价值极高。
文学有追求其艺术表现性的修辞之法，那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否也应该有其独自的自觉追求生动丰富的艺术性表现修辞之法呢？依理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尝撰《书法笔墨语言修辞学引论》，若假以时日，系统充实，得奉书坛，即所愿也。
唐代其他论书法结字者有李世民《笔法诀》、孙过庭《书谱》、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蔡希综《法书论》、徐浩《论书》、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卢携《临池诀》等。
唐代对章法、墨法均有论述，但更重于书体和书家风格的审美观照，真正关注章法、墨法则要到后代了，篇幅所限，此不展开。
唐人在探讨书法笔法、字法的同时，还极力挖掘勾勒了一个由古及今的笔法传授脉络。张彦远《法书要录》作《传授笔法人名》云：“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所谓“蔡邕授于神人”自然不足信。蔡邕也不可能传笔法于长其54岁的崔瑗。这种笔法传授人物关系链无非是唐人痴迷于笔法传授的神秘而演绎出来的。
唐代书家对书之法的思考与追寻是成时代风气的。唐代书法理论的构建涉及执笔、运笔、结字、章法、墨法等，全面、系统、完备，书与法终于在此时形成合一的“书法”概念。唐代书法成为后世习书者必须首先面对的峰巅，研习其他各代书法，几乎都需要先攀越它，然后才能上溯或下探。
以上所述唐代对书法“法”的研究、探讨与总结，容易使我们感到其有益于书法的教育学习，实际也是书法自身从实践到理论的整体完善。唐代楷书和其他诸体，特别是草书，都达到了历史高峰。张旭、怀素等也有草书用笔与结字的笔法之悟，但草书之妙“其要在权变”。故相对而言，唐代书法“法”的思潮与构建主要还在楷书。这也促成了唐代楷书走向历史鼎盛与辉煌，成为唐代盛世书法的标志，并使楷书的发展走向完善。当代中国欣逢盛世，是否可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当代书人有必要对唐代“法”的思潮、“法”的构建与唐楷辉煌书法的创造进行分析研究，寻绎发展源头、脉络、规律，并在继承、借鉴、变革的基础上创造出我们这一时代的辉煌。
唐代楷法的理论建树
□成海明
唐代是中国楷书史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楷书理论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著名的楷书理论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它们对楷书的关注是多角度的：有的对楷书的文字进行了规范，有的对不同楷书家进行了品评；有的是楷书笔法源流的阐述，有的是楷书技法的总结。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的楷书理论能像唐代那样繁荣。
一、对楷书字形整理研究的著作
就楷书的字形而言，六朝以来尚没有统一的标准，还流行着许多异体文字。唐朝建立以后第一部对楷书字形进行规范的理论著作，即开元年间用楷书重编为四十卷的《说文解字》，后来其字体便被称为“开元文字”。它为楷书字形在唐代的正式确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唐代科举考试要求“楷法遒美”，楷书的好坏直接决定仕途的好坏。为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颜元孙撰写了《干禄字书》一书。这部书把汉字的字形分为正、俗、通三种；后来在大历九年（774），经颜真卿书写而刻成石碑。原石在浙江湖州，久佚。后来此碑又经多次翻刻而得以广泛流传，为楷书的传播和规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历十一年，国子司业张参撰写了《五经文字》，订正了科举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文字。张参的著作至今仍有刻本流传。后来唐玄度对张参《五经文字》进行了补遗，撰成《九经字样》，于开成年间刻于石上，史称“开成石经”。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虞世南、欧阳询风格的正书，刻字端正清晰，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原石现藏西安碑林。这些对楷书字形整理研究理论的出现，为唐楷的定型和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对楷书书家进行品评的书论
唐代第一部对楷书书家进行品评的著作，即武则天时期李嗣真所撰的《书后品》。这部著作加入了唐代楷书家的品评，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人。此书特点是在九品之上又添加了一个逸品。所谓“逸品”，大致相当于庾氏九品中的上之上品。登“逸品”的只有四人，其中擅长楷书的有钟繇和王羲之二人。《书后品》在品评楷书作者和作品时，以具有“神技”为最上，从侧面反映出楷书在唐朝的地位。比李嗣真稍晚些的张怀瓘撰写出了“书品论”，也就是著名的《书断》。此著征引繁博，资料丰富，自谓“不虚美，不隐恶，近乎马迁（司马迁）之书也”，可见作者撰写态度是比较严肃的。此书根据书体分了细类，并对书家进行了一一点评，颇多佚闻，极有斟酌。
三、关于楷书笔法传授的论述
到了唐代，人们更加崇尚书写技法，因而也留下了许多有关笔法传授的记载。在陈思的《书苑菁华》中有《传授笔法人名》一文，未标其作者。从汉代蔡邕遇神人而被传授了笔法之说开始，此文共记述了23位书法家的笔法传授事迹。此谱系从蔡邕开始，经钟、王而到六朝，再到隋代智永，进而到唐代名家欧、虞、陆及张旭、徐浩、颜真卿等，大体上知名的楷书家都在其列。这虽然不是一部专门的楷书技法传授图系，但是里面所列的23位书家中有十几位都是楷书名家，也能称得上是一部楷书传授的图谱了。
唐代第一个称得上专门讲述楷书笔法传授的是卢携。其《临池诀》一文首先引用张旭之言，说楷书技法自隋代智永传给虞世南，再传给陆柬之，然后传给了陆彦远。张旭认为，自己的楷书是上承陆彦远而继承了六朝楷法；而卢携自己却认为，智永的从侄王纂以及其孙王涣都擅长书法，也都是智永的继承人。上官仪以虞世南为师，书法成就在王纂之上，又有张志逊成就仅次于王纂。由此可见，当时善楷书之人很多，不止陆氏一家一派，同时更说明唐代以后对楷书技法传授的关注。在其他有关书法历史和文化的书籍中，有些楷书家往往被忽略和遗漏，但在这种关于楷书笔法传授的记载中却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从关于楷书技法传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楷书出自王羲之的后裔，即继承其传统的隋代书家智永。其中唐太宗时期的欧、虞、褚、薛四家，加上陆柬之，这五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出现了张旭。这一派特别昌盛，可以举出几十位楷书家的名字，如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需要说明的是，按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所说，张旭曾传授钟繇古法，是作为传统的楷书家而被推崇的，并不是狂草书家。
四、对唐楷书写技法研究的著作
在唐代关于楷书研究的理论中，技法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几乎每一篇书论中都有关于技法的论述。这也是后人称唐“尚法”的主要原因。仅朱长文的《墨池编》与陈思的《书苑菁华》收录的唐楷技法论述就有25篇之多，这里面几乎涉及到了唐楷技法研究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楷书基本点画的论述，最有名的要数《永字八法》了。其次是对楷书间架结构进行论述的著作，不但对楷书的笔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对楷书的偏旁部首进行了讲述。在唐人看来，如果学不好这些细微的书写技法，就不可能创作出正确的楷书作品来。再次是对楷书握笔方法的研究。虽然唐人这些关于执笔方法的研究不是专指楷书的执笔，但是在楷书演变完成的唐代，任何一种执笔法的出现都可能是以写好楷书为目的的，以至于后来这些执笔方法慢慢地适用于其他书体，并流传至今。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最繁荣的时期。可以说，一般有关楷书的字形、品评、书写技法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在这一时期都已涉及；有关楷书的传统理论在本时期已基本形成。虽然唐代的楷书理论在下一个时代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被重新阐发，但是它的基础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唐代的楷书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楷书的性质及其今后的发展趋势都是最宝贵的资料。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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