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水浒传》，一般都会记得在宋江之前，梁山泊的领袖是晁盖，但一般也都容易忘了在晁盖之前，梁山泊的领袖是王伦。 《水浒传》之所以被命名为“水浒”，正是因为故事发生在原本属于王伦的这八百里水泊梁山。“水浒”的原意是水滨，第一指的是故事的发生地点梁山泊，第二指的是故事发生的环境，水浒群雄所处的位置是古人所谓的“江湖”。 “江湖”这个词古已有之，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江湖最主要的意思则是与“庙堂”相对。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江湖是对立于传统的庙堂即体制之外的。所以一部《水浒》，从王进开篇，将英雄逐出庙堂去，当然是处在江湖之上了。 庙堂强调“礼”，“礼”是等级的意思，务必森严；江湖强调“义”，“义”的本义是适宜，需要用感情来衡量，所以必须权衡。换句话说，庙堂是有秩序的，江湖则是无序的。 但在现实社会中，庙堂的秩序常常被一些权贵打破，失去应有的公平，而江湖则在无序中用“弱肉强食”的办法维持了一种原始的公平，这可能就是社会的一种辩证法。
电视剧《水浒传》中王伦剧照
王伦这个人，原本是个不第的秀才，因为在体制内活不下去，所以弃文从武，跟杜迁一道上了梁山。北宋一向有重文轻武的习气。
对于王伦来说，弃文习武已经是一种堕落，而后落草为寇更是辱没了祖宗，稍后杨志和宋江宁可在体制里受辱也不愿轻易上山落草便是明证。
王伦的一生，节节败退，从退出体制到安于江湖，很像是我们今天最普通的就业者。对于王伦们而言，离开科举—官僚体系，来到江湖，只不过是对原有体系和原有评价系统的逃避。
在江湖栖身，对于王伦们而言，第一个理念是安定，不惹官司，不引官军上山，第二是安全，就是保证自己的统治和安全。为自己而活而没有更大的理想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在这个江湖里，王伦生存下来，还想这样生存下去，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错误。
但他无疑忘了，江湖的法便是丛林法则，便是弱肉强食——只要在江湖这个食物链系统中，就要扮演吃和被吃的角色。除非他的山寨像裴宣的饮马川或者鲍旭的枯树山一样可有可无，但他所在的梁山偏偏又是个“方圆八百余里”、能够让英雄豪杰大展身手的地方。
这就像三国时期的刘表，以“座谈客”的材料，不思进取的精神偏偏守卫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那就只能吸引群狼至此，最终死在英雄豪杰们的手里。所以王伦并不是死在了他自身的错误上，而是死在了他所占据的土地过于优越——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死因。
反观林冲给他的一些罪名其实并不成立，林冲对晁盖一行人评价王伦：“心术不定、语言不准”，金圣叹评点道：“犯此八字者，贼也做不成”，心术不定就是没有准确的主意，语言不准就是没有准确的态度。
前者对山寨的前途没有规划，后者对山寨的管理没有标准。换句话说，王伦想偏安、想将梁山维持在小规模，这就会同林冲“江湖驰誉望”的“大志”产生冲突。
如果林冲不杀掉王伦，就相当于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至于林冲当面骂王伦“笑里藏刀、言清行浊”，只不过是道德评价，《水浒传》里没有对王伦“藏刀”、“行浊”的任何描绘，我们从之前的情节中最多不过看到王伦只是“嫉贤妒能”，不肯收纳林冲，要驱除晁盖一伙罢了。
最可笑是林冲评价王伦“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金圣叹讽刺道：“即不落第又奈何？即有文学又奈何？”
我们设想，即使王伦登了科、做了官，如果要做好官，像裴宣一样公正，最终也不免落草为寇，如果要做赃官，最好做到高俅，一样是林冲的仇人。至于做山寨之主，并不需要登科，也不需要文学，只是需要发展的眼光和前进的魄力，这是王伦和林冲、吴用等人矛盾的症结所在。
只可惜王伦临死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出晁盖等人不是看重他的名望，而是看重他的土地。看重名望，王伦有主动权在手，当然可以驱赶晁盖一行，但看重土地就必须做好保家领土的准备，王伦没有这个准备，所以踏上了一条死路。
王伦之死最大的赢家是吴用，晁盖虽然做了梁山的领袖，但他是个耿直的汉子，并没有对梁山有充分的规划，所以统治权稍后被宋江—吴用集团篡夺。
吴用虽然从山寨建立之时就身居能够参与决策的元老，但他能顾照顾权力却不能驾驭权力，所以后来紧密地团结在宋江周围，不管领导人如何变迁，始终位于山寨的二号人物，直至自己死去，成了梁山中最大的赢家。
而林冲虽然成功陪着晁盖、吴用发动政变（火并），但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吴用说：“这人来相探，中俺计了”），他的志向在政变成功之后依然落空，不但晁盖没有发展梁山的计划，就算是宋江和吴用也没有发展梁山的势力，一个很重要的例证是梁山在打下祝家庄、曾头市等地都没有在当地驻兵，在洗劫了周围的人民以后，头领们还是驻扎在梁山上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王伦之死是《水浒》的奇冤！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连王伦“嫉贤妒能”这一条也很可疑，诚然，他拒绝林冲是因为“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
但这只是他对自己决策权的担心，而所谓嫉贤妒能应该是对比自己强的人进行迫害，王伦并没有做到这种地步。他试图收留杨志，为的就是让两者彼此挟制，维护自己的权力平衡，这是古今很多君主的共同手段，如果一概用“嫉贤妒能”来论断，未免过于肤浅了。
王伦之所以不收林冲、不容晁盖，是因为林冲的刺配和晁盖的确实犯了王法，分别得罪了当朝的太尉和太师，面对强大的对手和不可度其深浅的所谓“朋友”，王伦的选择是基于人性最真实的选择。
并不算强大的梁山，只凭新来的一个或一伙看起来中用的人，与当朝太尉、太师抗衡，显然是天方夜谭。
何况王伦作为一个山寨的主人，只是想求得一点权力之外的自由，这自由是逃来的，不是争来的。不理会而不是对抗，这就是王伦的心态。
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也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宋江多利用、多出卖了几个豪杰，王伦不敢也不忍心而已。
发展无心、突围无力、自保无助，王伦在江湖中的处境和林冲在官场中的处境惊人的相似。王伦错，错就错在他以一个偏安之才高居在了一个必争之地，有谁不知道四面环水的梁山泊正是英雄的用武所在。
于是，晁盖要抢，林冲要杀，王伦和他的水泊梁山只能成为令人垂涎、任人宰割的羔羊。
而且王伦是迷途的羔羊，最终葬在了一个劫人家舍的流氓的刀下——被流氓陷害而最终成了流氓的也是林冲的悲剧。事实上，在梁山上的林冲算不算得英雄还可以商榷，但他沾染了流氓的习性，并由着这习性做了几件流氓的事则是不争的事实。
火并王伦这一场戏不过是他流氓习性的一次集中爆发。死赖到山上不走，又用武力篡了人家的位子，这里一个英雄的标准实在差得太远。
相比之下，倒显得王伦更有些英雄气概。还原到那样的时代，生逢末世，世道虽然坏了，但还没有乱。
官吏们横行不法，但是像林冲娘子一样善良的百姓还认为这个时代是“清平世界”，所以没有几分魄力和决绝良民是不敢主动落草的。
张青和孙二娘只能去开黑店，萧让和金大坚只凭一门技术去为人写字和刻章，他们都称得上好汉，所以迈出了落草这一步的王伦显然更有资格称为“好汉”。
在梁山泊势力强大之后，主动来投靠梁山的人也不算少，但是真正读过圣贤书而且有些见地的，恐怕只是寥寥无几。
而且王伦之所以看起来“胸无大志”，也许只是一时的策略。《易经》说“潜龙勿用”，落草为寇不一定就是不再打红旗，就是在微弱之时不张扬、不显露，隐蔽三年，一飞冲天，看起来消极的人未必不是隐忍，未必不能成大事。以王伦落草的坚决和他试图调和林冲和杨志的手腕，也许他缺的不是志气，只是运气、机会与时间而已。
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伦的悲剧，是他丧失了可以做的更好的机会，林冲“去心窝里只一刀”，可能的未来便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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