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精神 爱国之心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第一次甘肃考察之行
李军强
顾颉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委托,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当年7月中旬离开北平，经绥远到了南京，首次来到甘肃、青海进行教育考察。他在甘肃生活了一年时间(1937年9月29日—1938年9月9日),足迹遍及河湟洮岷周边陇右地区19个县，在学校、市场、寺庙、农家、与地方官员、绅士、宗教领袖、商人、教师、学生乃至农牧民广泛进行接触，宣传抗日，关心民众生存状态，调查当地教育发展，探寻西北民族问题症结，深入了解甘肃各地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民族情况。
一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荒凉而落后，土匪遍地，治安混乱。顾颉刚在甘肃的一年多，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他在后来出版的《西北考察日记》序言中曾感慨道：“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 …在我平淡之生命史中激荡此拍岸波澜，实为可纪念之一章矣。”
1935年,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拟设专款20万补助西北教育, 并于次年4月,派遣该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访顾, 并召集了戴乐仁、查勉仲、白寿彝等诸先生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西北教育。这是顾先生与中英庚款董事会接触之开始, 此时他还尚无离开北平它去的计划。
顾颉刚离开北平西行, 源自于遭日本军方的通缉, 他在《皋兰读书记》中记载说 :“ 自九一八事变后,予迫于爱国之情,先创办三户书社于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中，大量播传抗日思想。日本军人恨之刺骨,及七七事变起,宋哲元赴天津求媾和,日人提出数条件,通缉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以予居首,余遂不得不出走”。顾颉刚出走北平后先至绥远谒见了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再取道太原、郑州等地至南京，在南京逗留数日并于该年8 月8 日回到家乡苏州，可惜家中读书尚未坐稳,日军又进攻上海,并一天两次轰炸苏州。
北平有日特缉捕危险 , 苏州又有日机连日轰炸威胁, 安居读书自然无法实现。顾在该月8月21日日记载 :“ 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来电, 嘱往甘 宁青三省考察教育, 作补助教育经费之设计，自喜有此长征机会,是亦求学也。”9 月1日,顾颉刚在南京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进行了商谈,商定考察日期为 3 个月,定支旅费5 千元，并做西行计划。
在结束商谈后，顾返回苏州抓紧治理行装,并又过南京取水路经九江至汉口,换乘火车抵郑州、西安。并于9月29日乘飞机抵达兰州。开始了他在甘青为期1年多的考察之行。综上所述, 顾颉刚首次来甘肃,主要目的是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委托,考察西北教育,为将来的教育补助项目做计划。其次深层背景,则是因顾颉刚在北平宣传抗日为受日军威胁, 家乡苏州又即将沦陷，不能安居,遂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委托, 赴西北考察。因此,西行实因避难而起。正如顾颉刚自云,因受日特之威胁,“予遂不得不出走,走则至甘肃”。
二
顾颉刚首次甘肃之行,原定时间为三个月,但因北平、苏州相继沦陷,有家难回,而兰州救亡运动高涨,可做工作又不少, 遂滞留西北一年多，直至1938年9月才离开甘肃去云南。这一年时间里,顾颉刚曾两度到西宁，甘肃则是其考察的重点。考察前，他认为西北最大问题是汉、回、蒙、藏的感情问题，应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地方看一看，以便设计将来的西北教育。于是他舍弃了交通便利的陇南、河西，而惟游于公路尚未通达的陇西，在省会兰州时间总计也只有3 个多月，其余近 8 个月时间均逗留于河、湟、洮、岷间往返，到临洮、陇西、康乐、岷县、临潭、卓尼、黑错(今合作）、夏河、永靖、和政、宁定(今广河县)等19个民族聚居县区进行考察。正如他在考察日记序言里所说“盖种族宗教诸问题惟此一区为纠纷而难理也。”
民国时代的甘肃各地县区之间皆为山区土路,崎岖坎坷,不能通行汽车，所以顾颉刚在王树民等同行陪同下多乘骡车,至山区则多骑骡马, 间或步行。考察过程中，顾颉刚知难而进, 兴趣盎然，登鸟鼠 、积石诸山,涉洮水、渭水、大夏等河, 游禅定 、拉卜楞等藏传佛教古刹,观大拱北、华寺等清真名寺,并在他的考察日记和笔记中记载了各地的民族社会的所见所闻、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教育情况。
考察回、藏等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顾颉刚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敏锐的目光, 深刻记录了甘肃汉、回、藏、东乡等各民族淳朴的民风。并注意发掘民族和睦，诸教共处的事例。日记中记回族说 :“ 回民彬彬有礼貌, 见我辈至, 街上小贩皆恭敬站立。此等人有信仰, 无嗜好, 身体强健, 团结坚固, 如克以适当之教育, 实足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分子。”当他听说洮州藏族在同治兵乱时尽力保护汉族时，称“于此可见汉藏情谊之笃”并在日记中称赞所见藏民“彬彬有礼貌 … …喇嘛埋头治学, 献其全生命于经典… …藏民性情宽大, 易于接受外来文化。”表扬分别信仰儒家、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临潭县周姓叔侄“信仰自由、互不排挤… …在大西北应大力提倡”，赞扬致力维护汉回藏和睦相处、支持汉藏回学生同校学习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有“高瞻远瞩之功”。
在长期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缺乏了解的民国时代, 顾颉刚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回、藏民族全方位的社会田野考察，对他自己也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在西北考察之前，顾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偏重于外患方面，而西北民族杂居地区所见汉、回、蒙、藏各族相处的情形，使他意识到“甘宁青一带的大问题，乃是汉回藏的感情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抗战发生的那一年，我到甘肃、青海一带走了一趟，目击当地汉人、蒙人、回回、藏族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
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这是身处救国图亡危机之时萦绕在顾颉刚心中的大问题，通过西北考察，他认为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39年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先后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两文，在文章中顾颉刚深切地认识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民族，只有“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无差别给各少数民族以公正待遇，在教育方面灌输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念，不断促进各民族融合，才能有效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抵制帝国主义利用“民族”分化中国的荒谬之说，粉碎其分裂阴谋。
三
因顾颉刚是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委托考察西北教育的,所以对西北地区落后教育情况的考察，也是其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和目的。
为寻找解决西北教育的钥匙，顾颉刚遍历甘肃中南部各县，考察了100多所城镇乡村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和民族学校，目睹了许多地方学校校舍破烂，设备全无，学生啃干馍喝凉水站着上课，教师生活困难的情景。其次，为找到解决西北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他每至一县,必与政府人员、乡绅座谈了解地方教育, 讨论如何发展地方教育, 并参观各县学校了解学校师资、生源,举行演讲会宣讲发展教育之意义,作教育计划。其中，他还以临洮县为重点，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该县蹲点深入调查，培训教师、资助教育，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师范教育、提倡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开展民族教育、补足教育经费实行试验区计划，支持城市教育、高等教育的一整套甘肃教育发展计划，并在临洮用一个月时间撰写了近5万字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寄交管理庚款委员会，《报告》在对甘、青地区自然、经济、文化现状调查、剖析的基础上，为西北教育提出了科学、具体的改进设计方案和全面、细致的财政预算。该报告也得到了庚款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计划周详, 条理绵密”的高度评价。
在教育考察同时，顾颉刚还留心调查所到之处经济发展，提倡当地兴办实业，以改变落后贫穷状况。顾颉刚通过考察发现甘肃各地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模式均很单一，他提倡甘肃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创办实业，并指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地方“发展交通为今日西北第一件要事，否则振兴实业… …等事业均无从着手”。岷县金银铜铁诸矿皆有,而交通不便, 难以开发。他就设想将来陇海路通至会宁、定西后，当展筑一支路至岷县, 如此则岷县以其资源之富, 重以交通之便, 将成一工业区, 陇西等邻近煤价高于粮食处,可无断炊之虞而已”。
在考察过程中，顾颉刚还积极支持地方利用特色自然资源兴办实业。临潭草地丰美，适宜畜牧，顾颉刚就召集地方有关人士会商，创办畜牧公司，并命名“丰群”，以发展牛羊养殖业。岷县盛产当归、党参等药材，仅当归一种就年交易额达百万元之众，顾颉刚就像当地士绅商贾提出“倘能就地制造药精、则获利当倍蓗”，发展中医饮片及进行地产精深加工。
顾颉刚在甘肃的教育经济社会考察, 是民国时期一次重要的考察活动。其呕心沥血一月完成的《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 虽最终没能为管理庚款委员会采用，但其中很多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还依然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很有借鉴意义。
四
1934年，顾颉刚与学生谭其骧共同创办了禹贡学会，每周开展讲座，每月印行《半月刊》，倡导研究国家地理沿革及民族史、边疆史，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之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蚀。来甘肃后，顾颉刚也放眼陇原大地，以维护国家统一为目的，进行西北史地研究。在陇西，他登威远楼、保昌塔，爬仁寿山，观看宋代的崇宁大钟、明代的《五岳真形图碑》、考察了汪家洞，借阅了陇西汪氏后裔所藏的《汪氏族谱》并在临走时题写序文。在渭源，他游览了鸟鼠山并访问乡人，知《禹贡》所谓“鸟鼠同穴”，鸟为土百灵，鼠为鼬，至今尚共同生活。在临洮，他参观了岳麓山椒山祠、道统祠、哥舒翰纪念碑等，又与当时教育家杨明堂等进行了畅谈交流，详细掌握了临洮当时的文化教育现状。
甘肃各县考察沿途，顾颉刚积极访碑探庙，收集民歌、民谚，寻找方志、家谱、地方人士著述，观看各地民俗表演，收集各类民俗文化资料，并随时笔记手录。甘肃各地美丽的自然风光也给顾颉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他流连忘返。其日记载，甘南西藏夏季“山花怒放,各色皆备”美不胜收，“到处有山便有花, 蓝红黄紫遍天涯。东方故旧如相问, 马上行人不忆家。”其中，顾颉刚对卓尼拉卜楞寺周边的山水风光最为欣赏, 曾有留居卓尼之愿。日记中载 :“予游西北,最爱卓尼,友人劝留居,怂恿置屋。今日看屋一所, 凡十四间, 价四百元。”虽当时已交定金,但后因变动,终未能如愿。
顾颉刚的行草书，潇洒随意，高超脱俗，有魏晋气息。因擅长书法，在考察间隙顾颉刚每到一地必抽出时间为人写屏联，来者不拒，慷慨挥毫，每次几十甚至百余件，有时累得牙痛发作，身体不适，但依然官吏商贾，百姓学生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因西北小县城宣纸存量有限，好几次他直写得满城纸贵、满城纸空，连同行学生王树民先生都感慨到“颉师仁者精神，至足动人”。据日记不完全统计，顾颉刚在甘肃至少留下了四千七百多件书法作品。
顾颉刚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所开创“古史辨”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他毅然走出书斋，到偏处西北的甘肃，以一年时间遍历甘肃中部各县考察教育，宣传抗日，促进地方发展及民族团结，其一片忧国忧民爱国之心，给当时的甘肃各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记录此行情况的《西北考察日记》，正是轰轰烈烈而又倍加艰辛甘肃考察经历的真实记录与光辉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