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红楼梦》的都知道林黛玉。欣赏《红楼梦》的大都欣赏林黛玉。但２００多年以来，人们的欣赏却是多义的流动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教养甚至不同心态中的读者，其阐释各有各的兴奋点。姑不论“贾府上的焦大”“北极的爱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以及“健全好社会中人”是“不爱林妹妹”也“不会懂得林黛玉型”［①］，即使年代与阅历十分相近的人们之间，由于人生遭际审美习惯以及性情心绪的差异，也往往说不到一块去［②］。
这是林黛玉性格的丰厚性所致。
然而，在历代文化人中间，除了共同拥有的怜惜与同情之外，还有同声同气的赞美和冷静客观的推重。后者，又毕竟是一个多数（这里说的多数与历代择偶问卷中的少数甚至“零票”并不抵牾）。
赞美与推重的着眼点，又不能不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制约。比如从清代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精辟精当精彩的论断为证（参见一粟的《红楼梦卷》与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本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大都将林黛玉放到社会历史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震撼读者启示后人的论著为证［③］。８０年代以后，大开放大包容的氛围促进了思维习惯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衡估天平与批评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一系列以深细妥贴的文化透视为特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④］。在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与把握林黛玉性格的浩瀚著述中，以５０年代后期出现的“封建叛逆者”说影响最为深远，是近４０年间林黛玉阐释中的主旋律。
早在５０年代后期，在大学专题课的课堂上，笔者就由衷地接受了何其芳先生的“一对叛逆者”说，尤其喜欢“不幸的结局之不可避免，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因为那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一结论，即双重叛逆的双重悲剧说。后来，自己有幸也登上讲台，便把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连同自己趋于简单化的理解连同自己对作品的某些细小体验，热忱地传授给了学生，直到７０年代初都不曾犹疑过。
文革中，由于某种特殊因素的激发，重新细读何其芳《论红楼梦》一书，猛然发现，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早在提出叛逆说的同时，就对这一论断作出了极明确极重要的补充：“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如果只用笼统的叛逆者来说明，那就未免更过于简单了。”对此，在以往的听课与读书中竟然忽略了。以此次发现与自省为契机，越来越觉得“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性格，的确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换言之，试图以“叛逆者”诠释林黛玉型，动辄会遇到麻烦。退一步说，即便不追求“封建叛逆者”的历史性内涵，仅仅把她放到与贾宝玉的比较中考察，也不难发现，在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情恋方式等主要方面，她与她的知己之间也有一个不小的距离。甚至有某种质的差异。
首先是价值取向上的距离。
贾宝玉不论对亲权与祖训多么敬畏，他毕竟发表过一些有点大逆不道色彩的言论，还有一些诸如不喜读仕进之书、不搞与仕进有关的社交、不关心家族兴衰荣辱、不打算尽辅国安民责任的行为。
林黛玉如何？小说中从未正面展示过她对类似上述问题的见解，在男人或女人价值取向这个大范畴内，作家没让林黛玉说过什么反传统的或具有逆反心态的话。只有一次，在与贾宝玉的对话中赞赏过探春理家并借题发挥地说：“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看来，她对贾府经济拮据状况远比贾宝玉清醒，对贾府的未来命运也远比贾宝玉关心。只此而已，似不能作为叛逆与否的重要依据。那么，为什么贾宝玉在众多出类拔萃的女儿中偏偏视林黛玉为知己呢？这是因为，林黛玉从不曾劝谏他去走什么仕途经济学问之路，对他背离传统价值的“无事忙”的人生态度不问不闻听之任之的缘故。和林黛玉在一起，尽管小儿女感情纠葛不断，但在如何做男人这一点上，没有压迫感。她带给他一种宽松空气。在贾宝玉看来，这十分珍贵。对贾宝玉至亲至爱的人们往往是以孟母和乐羊子妻的方式（尽管远不及她们执著）去关心他的，甚至干脆施之以斥责加棍棒政策。在这种“关爱”的背景上，贾母那有原则的呵护，林黛玉那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了：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林姑娘从未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
以上两处文字，正是“共同叛逆说”的事实依据。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实。有必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事实的相互联系中一并思索。比如第九回，宝玉为与秦钟亲近而重入家塾时曾特意向黛玉道别。黛玉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从黛玉的口吻看，她的这番话是有不确定性的，既可理解为善意的调侃，也可理解为亦庄亦谐的祝愿，因此不必过于认真。但黛玉毕竟把上学读书与蟾宫折桂挂上了钩，这不能不启发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假如贾宝玉此去，果真或半真半假地寒窗苦读起来，果真或游戏人生似地弄个举人进士当当，林黛玉就由此与他貌合神离分道扬镳了吗？细读全书与全人，似读不出这种可能。
再看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后的对话。如果说上面的话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境中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那么，下面的话却是在目睹了两种价值观的直面较量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出来的：“你从此可都改了吧！”话虽简短，但包孕丰厚，字字倾注了对贾宝玉今生今后如何生存的价值期待。这种期待虽说混合着诸多呵护与诸多无奈，然其文化属性并不含糊。它明确传达了林黛玉对贾宝玉现存生活方式的怀疑以及对此次挨打的两大诱因（罪状）的认同。她期盼贾宝玉从此换一个活法。“可都改了吧！”即劝导他不要依然故我，即劝导他改弦更张。
贾宝玉对此十分敏感，他断然驳回了林黛玉的劝导：“你别说这些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黛价值观之差异，可见一斑。
勿须给林黛玉一顶叛逆者或正统派的帽子。老实说，她的价值取向处于不自觉不恒定状态，有较显豁的随意性与可变性。第四十二回中因行酒令引用《西厢记》《牡丹亭》句典而受到宝钗的善意训戒时，意忏悔“失于检点”，“差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对宝钗的一大篇关于如何做男人又如何做女人的善意说教，更是“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是，一旦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蒲东寺》《梅花观》两首受到薛宝钗非议时，她又与探春李纨联手抗争，并抢先表示：“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上述材料，是极好的旁证，它说明林黛玉的价值观确有可塑性与不确定性。与棒打也不悔改的贾宝玉之间似不宜划上等号。
其次，宝黛还有等级观念上的差异。不论贾宝玉在行动上是多么滞后而且软弱无能，他毕竟有许多无视门第无视等级无视主仆贵贱之别的弥足珍贵的言谈作为。林黛玉则不然。在人际关系中，她自知地守护着世袭侯门（祖辈）与钟鼎之家（父辈）的少女的尊严。作家并不为贤者讳。起初，作家在述说林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性格的同时，就已泛泛交代了一般小丫头们对她的疏离。接下去，发生了因湘云无心道出龄官扮相“象林姐姐”而引发的宝黛湘之间关于贵族小姐与平民丫头之争的轩然大波。接下去，又强调了小红坠儿们对林黛玉特有的那种畏远。接下去，又出现了林黛玉将刘姥姥称作“母蝗虫”、把史太君两宴刘姥姥称为“携蝗大嚼图”的冷酷的幽默……可以见得，林黛玉的“目无下尘”脾性绝不仅仅是对人品档次的取舍，也包含了对贵族平民之别的超常敏感与热心。
有趣的是，由于对高贵门第与名媛身分的过于在乎以及由此派生的过分自矜，不仅强化了林黛玉的等级贵贱意识，而且也制约着她在大观园内，在与众姐妹交游中的日常行止。从而，使本来相当自我相当率真的一位世外仙姝般的人物，竟也不时暴露出胶柱鼓瑟、矫揉造作的那一面来。
怡红夜宴，是大观园小儿女们一大创造，是一潇洒酣畅的人文景观。连少年老成的花袭人也史无前例地投入了那放达忘我之境并做出了“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顽也不及昨儿这一顽”的历史结论。人人都很尽兴。在其乐融融的夜宴开始之际，却有过一个不和谐音，那就是林黛玉的惶惑与警钟：“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如果脱离规定情景与特定人群，林黛玉的话无疑是很有使命感的，她说出了“修身”方能“齐家”，“正己”方能“正人”的辩证法则；然而，一旦把这话放到具体环境氛围中去体味，就会直觉地认为，它是很有点煞风景的。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贾宝玉在薛姨妈那里吃酒吃得正欢的当口，李嬷嬷突发式地敲起警钟说“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的那种架式。而且，比李嬷嬷的忧虑更加无的放矢，小题大作。
由此又联想起芦雪庵烧吃鹿肉时的集体亮相。那也是一道淳美亮丽的风景。贾宝玉史湘云自不待言，贾探春、平儿、薛宝琴、凤姐等都参与得十分欢快执著。薛宝钗虽然不曾投入，但对宝琴的少见多怪及时给予疏导并鼓励她去同吃同乐。在忘情忘形的野餐中，只有一人冷眼旁观并俏语评点，那正是林黛玉。她说：“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或以为这是对林黛玉孤洁与幽默的赞赏，窃以为不然。作家在这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等孤洁幽默的保护或张扬意向，否则，他不会当即让史湘云以“冷笑”面孔与冷言冷语给林黛玉以无情还击了：“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由此又联想起贾探春为邢岫烟、平儿、宝琴等人做生日时的肆无忌惮，大吃大嚼，“喝三么四，喊七叫八，红飞翠舞，玉动金摇”场面。更联想起这个小姑娘头上曾经拥有过的不同品种的帽子。愈加感受到《红楼梦》人物那种难以一语道破的多姿多彩与光怪陆离的魅力。林黛玉在恪守传统女德风范方面的既有保留又有认同的状态，也正是这一典型得以鲜活得以永恒的小小支撑点。
最后，还有爱情。林黛玉生命的主要内容与支柱。尽管爱情主题已被琢磨了千百年，但在中国文学中，在同一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惟有林黛玉的出现，才把那份人人熟悉的感情的天然合理天理纯粹天然微妙几乎尽善尽美地传达出来并且真正彻底地升华为一种莫可名状的高级精神活动。
然而，其表现方式，其传统负荷，却又比以往文学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性格都要保守与沉重。造成如此沉重与保守的外部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大环境与小环境的过错。然而，在从亲情到爱情再到婚姻的路上，林黛玉的名门闺秀风范，她的“‘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⑤］，她从所受教育与习俗中养成的自我控制行为，害苦了她。换句话说，她“并不孜孜以求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界限，也不想重新调整价值观，她满足于拘束在其原有疆界与法律维持不变的世界中来展现她的反叛”［⑥］。无怪乎清人感叹说：“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眼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⑦］“欲近而反疏，欲亲而反戚，胸鬲间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⑧］说到底不外乎是封建制度封建家族封建教育封建习俗的罪过，但林黛玉毕竟被动地吸纳承袭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负面并主动地自知地（当然并非全盘地）恪守着它并帮着它来折磨自己了。因此，就与封建淑女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叛逆者本义有了距离感。
顺便说一句，在争取实现相悦成婚的过程中，贾宝玉也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只是在表述心迹方面比林黛玉主动坦荡透亮些而已。
补说之一：永恒的悲剧美的集大成者
林黛玉最显性的特征是泪。
林黛玉的永恒，与永恒的悲剧气韵紧紧连在一起。她给读者的最强烈震撼，是迄今为止最大限度的悲剧美的满足。
何其芳先生论及林黛玉“共名”效应时有一精辟概括：“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在她身上集中了许多不幸。”“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特点在发生作用。”
正是“集中了许多不幸”的集大成面貌，把林黛玉与以前以后的悲剧性格区别开来，成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感伤主义与别具特色的悲剧精神的大荟萃大发扬者。
让人惊异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作家在设计这一悲剧性格的大框架时，竟然出现了神话学、民俗学、病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爱情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交叉渗透的奇迹。从而使这一悲剧性格的每一侧面每一层面上都洋溢出无尽无穷的苦涩。比如：
一、林黛玉的感伤气质与悲剧命运是与生俱来的。早在她还没有出场的时候，作家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位由绛珠仙草脱胎而来的林姑娘，将以毕生的眼泪送给那位由神瑛侍者脱胎而来的贾宝玉，为的是报答他前世滋润灌溉之恩。可见，林黛玉还没有诞生，还没有品尝任何人间苦的时候，作家就为她安排了毕生流泪、泪尽而逝的命运与结局。这一设计，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增添了浓浓的天赋色彩。
二、林黛玉的悲剧气韵因病弱之躯与不治之症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病并不是进入贾府之后才得上的。入贾府之前和刚入贾府的当天，作家先后十一处强调这个小小女孩其实是一个很难疗救的病孩。丧母之前，身体便“极怯弱”；丧母之后，因哀痛过伤，“触犯旧疾，遂连日不曾上学”。“多病”，恰恰是林如海送她依傍外祖母的三条理由之首。初入贾府，众人便发现她“怯弱不胜”，“有不足之症”；用她自己的话说：“从会吃饭时便吃药”了，而且“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于是，“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病如西子胜三分”，便成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第一印象。
还不止于此。作家还借助林黛玉平和客观的转述，一再提醒读者，在她三岁那年，神秘的癞头和尚就已经预言，她的病恐怕“一生也不能好的了”，除非永远不见哭声。除非永远不与外姓亲友相遇。看来结论只有一个，即林姑娘的夭折已属不可避免。
三、林黛玉的悲剧气韵又因“孤高自许”多愁善感而增强。所谓“心较比干多一窍”。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懒与人共”的自我封闭型。于是，有了“多心”“爱恼人”“小性子”的议论；有了“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的烦恼；有了紧张焦虑失望惊恐等失衡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雪芹发现并表现了抑郁质少年共有的心理轨迹。
四、林黛玉的悲剧气韵又因少失怙恃，客居荣府而增重。对此，２００年间的有关论著有充分深细的阐释，不赘。下面，想换个角度，谈谈少失怙恃与酿就悲剧性格之关系。
以往的社会生活与人生经验已经证明，父母双亡，往往是酿就某种悲剧性格的重要诱因，但不一定是决定性诱因。寄人篱下，往往是构成悲剧命运的外部条件，但不一定是决定性条件。否则就无法解释，“襁褓中父母叹双亡”，无人娇养的史湘云，何以“英豪阔大宽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还有那个有父不如无父，有亲眷却体尝不到亲情的邢岫烟，又何以能够安贫若素，“野鹤闲云”般地面对人生？由此看来，少失怙恃，不是或不一定是林黛玉悲剧性格的主导诱因；而抑郁质的禀性，怯弱不胜的身体以及没有着落的恋情等等，却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酵母作用，激化着她对不幸身世的感悟，使她对自己丧父丧母后的每一点不幸都极其敏感并极易作出强烈反映。虽然拥有足够富裕的外祖母的关爱，但毕竟缺少父母之爱的贫困感总在困扰着她。
五、林黛玉的悲剧气韵又因那一份特深沉特扭曲的情爱而增重。一种痛苦多于甜蜜的爱。前期，其痛苦来自让人闹心让人牵挂让人爱莫能助的感情纠葛；后期，其痛苦来自“无人作主”的惶惑和“恐不久长”的绝望。在这满溢着痛苦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以自虐形式表示其自尊，复又以虐人形式表示其痴情的病态性格。这份深沉而又畸形的爱，因为没有结果，便获得了生生不灭的悲剧效应。
六、林黛玉的悲剧气韵又因其诗才横溢，即借助诗的夸张诗的渲染而深入人心。林黛玉的诗，意境狭小，虽存佳句而少佳篇，但在《红楼梦》中，却无愧于首屈一指的个性诗人。其诗作，凄丽清婉，与薛宝钗轮流夺魁；其诗论，主性灵，重神韵，贵创新，与薛宝钗异曲同工；她还是善于教诗的先生；她的名篇名句无不夸张地传达了她的人格理想和不幸意绪；她对名人名作（如西厢牡丹等）的接受能力比诗人还有诗人气。凡此，都给几百年来的读者以强有力的刺激留下无尽的联想与再创造空间。
最后，林黛玉的悲剧气韵还因为她的少年夭亡而实现了无以复加的永恒。“一个悲剧，简而言之，是一首激起怜悯的诗。”［⑨］林黛玉的不幸夭折，使“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得以最后完成。尽管林黛玉的悲剧缺少英雄史诗般的崇高美，但却拥有历史的浑厚性。这是因为，她的悲剧并不是“由极恶的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的悲剧，也不是“由于盲目的运命”“意外的变故”所导致的悲剧，而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不得不如是”的悲剧。王国维认为，“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也……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⑩］林黛玉无疑是第二种悲剧中的最寻常可见又最具有典型性的牺牲。
林黛玉从对古已有之的感伤主义和悲剧精神的承传与深化中获得了永恒。
补说之二：永恒的任情美及其启示
林黛玉被喜爱被推重的谜底是：她毕竟还有一份自然人格在，即较多的保存了自我，而较少使用人格面具，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风采。
在中国文化人的天平上，任情，率性，是一种美，美在能较多地保持童心；律己，宽和，也是一种美，美在能较多地克服本我。两种不同格调的美，是良好天赋与良好教养的共同产物，只不过所受禀赋的兴奋点有所不同罢了。而这两种不同格调的美，连同它们的全部可敬与可悲，又似乎统统揉和到林黛玉与薛宝钗性格中去了［①①］。
下面只谈林黛玉。谈谈她带给人们的自然、淡泊、清奇的人格魅力以及她的缺憾美。
林黛玉没有成就过或参与过什么大事。她的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都是在凡人琐事中展现的。作家透过平淡无奇浩浩无涯的生活细事，反复皴染出林黛玉未被雕琢净尽的特立独行性格。于是，一个禀性清标、恋情清纯、诗魂清奇的女孩，便从一大群流光溢彩的少女少妇中脱颖而出。
林黛玉禀性中确有一股清标之气。在这一点上，从清代到当代的读者评家已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其主旨都在于弘扬一种“无曲学以阿世”［①②］、“濯清泉以自洁”［①③］、“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①④］的人格美。大都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
林黛玉的恋情中确有一种清纯之气。她对贾宝玉的苦恋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带有任何功利动机［①⑤］。她不在乎所爱男人的升沉荣辱，不企望借助男人的价值实现博取世俗社会的钦敬。她甚至不苛求对方是否完美。她钟情的是他的本色与现状，而不着眼于是否拥有辉煌的未来。作为女人，林黛玉无疑是男人们理想的两种人生伴侣之一。她不是那种锲而不舍地造就与成全男人的好女人，她是那种不问毁誉成败无条件地追随男人的好女人。“惟黛玉不阻其清兴，不望其成名，此宝玉所以引为知己也。”［①⑥］很贴近（只是贴近）伟大思想家们所赞赏的“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①⑦］。
林黛玉的诗魂中确有一种清奇之气。《红楼梦》才女辈出，但惟有林黛玉是被全方位诗化了的诗人。不仅诗作清奇，诗论清奇，其调教出来的徒弟竟也清奇。脂批的“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裙钗”的论断虽有溢美之嫌，但在强调诗品与人品的几近浑然一体方面，是全然不错的。时至今日，林诗中许多名句，仍如凄风残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心。
然而，林黛玉终究不是人格标本。否则，岂不重蹈才子佳人小说“美则无一不美”的覆辙？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因为林黛玉是个多有性格弱点的人，才成为中外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悲剧主人公之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朱光潜大都认为，悲剧主人公虽然往往是非凡人物，但又不应当写得太好。“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只有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所缺欠的东西才能激起真正的怜悯。”“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①⑧］曹雪芹们在设计林黛玉性格的时候，似与东西方的悲剧理论家们有某种默契。
比如，在表现其禀性清标的同时，便写下了她“气高”“量褊”“口舌伤人”“不善处世”的种种性格弱点；在表现其恋情清纯的同时，便写出了贾母有关“老冤家”“偏生遇见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牢骚苦闷与忧虑。等等。一张象立体的生活一样立体一样生动的面孔。一个特立独行白璧微瑕的性格。一个不同于蔡姑蔡女也不同于西子文君［①⑨］的平实可信似曾相识的新角色。写实原则（而不是道德寄托）的巨大胜利。
林黛玉的任情美及其缺憾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作家审视与表现女人的视角有了大的拓展和质的转换：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某种政治行为或传宗接代的工具（如《三国演义》中的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灾星与祸水（如《水浒》中的女人）。已不再是男人皮肤滥淫的性对象（如《金瓶梅》中的女人）。已不再是不得志男人镜花水月般的精神补偿（如才子佳人小说与《聊斋志异》中的女人）。《红楼梦》的女人们已构成斑烂多彩瑕瑜互见的“人”的世界。
《红楼梦》观察女人的视野与范畴也被放大了。已不再局限在婚恋故事或“三从”关系中表现女人，而是在更普泛的人生广角镜中，象发现男人一样去发现女人的真善美才学识以及上述美质在特定情境特定心境中的压抑扭曲失落与毁灭。
从这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对女人的观照也已超越了女性问题圈。它将穿着女装的人性美人情美及其与生俱来或后天形成的种种缺憾一并揭示给人们看，然后，又将这各具特色各有缺憾的人性美人情美撕毁给人们看。从而，激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诸如性格、命运、主观意志、客观法则、自身价值、社会责任及其相互关系等的种种思考。
以上，是林黛玉任情美及其缺憾对我们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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