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凤：读孔令春先生《热河文庙》有感——勤而有为 瓣香心知
初见孔令春先生《热河文庙》这部专著，竟被它的厚重惊住了，煌煌三百多页，心想：写出这样一部“大书”，需要查阅多少资料，耗费多少时间，花费多少心血才能够做到纲举目张，才能够条分缕析地为我们道尽热河文庙的前世今生呢？这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笔者曾有幸参予了于2007年开始的热河文庙整体修复工程，对于文庙还是略有些了解的。记得当时主要负责的是文字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查阅最多的是《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及《清宫热河档案》等，但是所获文庙资料并不是很多。整理资料之余也曾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热河文庙的修建是历史偶然中的必然。说它“偶然”，是说自康熙皇帝于1703年肇建避暑山庄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动议兴建文庙，七十多年时间，承德已由 “不掌于职方”的小村庄发展为“聚民至万家”的俨然大都会，政治经济发展强盛，教育文化却没有跟进，与“陪都”的地位不符，于承德（热河）“宣祖猷，扬圣化之道”“文化亦当蒸蒸日盛”不宣，而率先提出于热河兴建文庙的是乾隆四十一年随驾巡幸热河的礼部尚书曹秀先，真心觉得该君深谋远虑，慧眼独具，在承德文化发展史上实在应该为其大书特书一笔。这个提议算不算是个偶然呢？因为有了他的提议，乾隆皇帝欣然采纳，依直隶总督周元理及学政罗源汉具奏，谕旨准用“热河存贮备工银”筹建热河文庙。乾隆皇帝欣然应允，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彼时清朝正是处于“乾隆盛世”的极盛期，国家承平日久，以“文治武功”自诩的乾隆皇帝强调“武能定祸乱，文可治太平”的治国思想，在塞外“瓯脱”之地的热河（承德）地方兴建文庙、设立学校，大兴弦颂之风，这个想法也一定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天时地利人和，时机恰好，于是就有了兴建热河文庙，建盖热河考棚等一系列的举措。当然，我的这份思古之幽情也被孔令春先生意识到了，他在《热河文庙》这部书中给出了极好的注脚：“依据历史典籍，借鉴方家研究成果，以热河文庙为'切入点’，对康乾时期发生在承德（热河）地方的事关国家统一、边疆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大事，以及承德（热河）地方的文化演进进行阐释，进而揭示有清一代承德（热河）的历史地位。”这也正是他写作这部书的初衷。由是，带着虔敬，翻开这本大书，一章一章仔细地阅读开去，才发觉初见而生的“厚重”感觉并不十分准确，应该在“厚重”之外再增加“深邃”二字。如果说阅读这本书像是在浩瀚的海洋中探索，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你不断向深海下潜，然后引领你到达了一处绚烂至极，充满勃勃生机的海底世界。这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尽管它是一本学术专著，但并不枯燥，反而有许多让人莞尔，又令人深思的出色之处。作者在后记中一再强调这是一本小书，是抱着“为自己写，给朋友看”的目的而写作的，在我看来作者还是太过自谦了。这本书资料详实、立论清晰、观点明确，热河文庙就是一处津渡，读者可以由此上溯下达，上溯到整个文庙体系，帝王祭孔形成及意义，下达关外孔庙的建立，承德“瓯脱”两百年后，儒学文化的深入和发展，这部书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承德（热河）地区清代教育发展史，这是论述的广度。在深度上亦多有可圈点之处。如第三章“从颁赐彝器到夷齐情结”中第一节“乾隆颁赐热河文庙周文王鼎及其行踪”对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热河文庙工程告竣，乾隆皇帝颁赐以“周文王鼎”为“领军”的“周铜”十件礼器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解读，对“彝器溯源、颁赐礼器”进行历史考证，得出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让读者体味到了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一，对摄政王多尔衮丰功伟绩的追思与缅怀；二，对皇权至上思想的强调与推崇；三，承德（热河）陪都地位已经确立的重要标志。乾隆皇帝的第一个意图的得出，真的是令我眼前一亮，如果没有作者对史海进行勾沉、铺演这一探究精神，恐怕真的没有几人能够体味到这层深意。我和孔令春先生交往不多，在阅读他的大作之前，大概只正式见过两次面，因为自己的内向和不善言辞，没能在公开场合表达我的敬意。作为后辈学人，阅读孔老师在历十年孜孜以求，呕心沥血终得瓣香绽放的大作《热河文庙》，颇感幸甚至哉！孔令春，男，汉族，1953年出生, 围场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70年8月在围场参加工作。当过制糖工人，档案管理员，县委办公室秘书、乡党委书记，中共承德市委研究室调研员退休。撰写的多篇调研报告获得国家期刊协会授予的一、二等奖和优秀奖，多篇调研报告获得中共河北省党委研究系统奖励，其中调研报告《震荡中的裂变》获得河北省和承德市“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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