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 华夏文明流源史谈 第四部 血亲和人种
第二章 气候变化和华夏早期族群的迁移和融合
文|黄饮冰
一、地球气温变化规律
地球气温除了目前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年一度的四季气候变化外，还存在我们不熟悉的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为周期的气候大变化，这种大气候变化，总体上可以称为地球的寒暖变化，极寒之期称为“冰川期”，极暖期为“荒漠期”。
在大寒暖周期性变化之中，也包含若干小的寒暖气候变化，即小时间范围内的气候升降变化。如大暖期中还有间冰期（大冰期和小冰期），大寒期也有间暖期。
地球的季节气温变化，是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造成的。地球的寒暖变化，是由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周期运动造成的。
地球的季节性变化，受太阳的影响；地球的寒暖变化，受宇宙的影响。
二、地球气温变化对地球环境和生物（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气温大寒暖周期性变化，对地球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水环境的变化上。通过说环境的变化，影响到地球生物的生活环境，从而决定地球生物的产生、发展、灭亡、变异和进化。
大寒期到来时，地球的气温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由于温度降低，水不断变化成固态的冰，在高山和原野上“冰川”不断扩大，地球上液态水不断减少，导致海水退却，海平面下降。在“冰川期”，北半球雪线向南推移，寒冷区也由北向南推移，同时降水量也不断缩小，导致河流湖泊萎缩。在长时间没有水流动的情况下，由于地球的风化作用、地壳运动、地球的自传和公转运动，河道逐渐消失，可能在北方形成无数的堰塞冰湖或在南方形成无数的小湖泊。
大暖期到来时，地球上的气温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冰川逐渐消融，水量逐渐增加。冰的减少和水的增加，导致地球上降水量逐渐增大。由于在冰川期湖泊萎缩，河道消失，所以首先导致的是各个地理区域内的洪水泛滥频发。在新的河道形成过程中，水逐渐向下游推进，洪灾也就逐渐向下游推进并不断加剧。在洪水不断入海后，海平面急剧上升，海浸频侵。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冰川不断融化，最终可能导致南北极的冰山融化，在极热期，海洋扩大到及至。在极热期，地球可能成为一个水蒸气球，大部分地区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甚至不降雨，地球植被大面积脱水枯死，土地大面积沙漠化，地球进入荒漠期；少部分区域降水过于充沛，雨水不断；也有一定的区域雨水正常。
地球已经经历了4纪冰川期：在5.7亿到6.8亿年前的先寒武纪里，地球经历了第一纪冰川期。那次冰川大规模覆盖了澳洲、欧洲、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在4.1亿到4.7亿年前，地球经历了第二纪冰川期。此次冰川覆盖了非洲、南美洲、欧洲、北美洲北部地区；在2.3亿到3.2亿年前，地球经历了第三纪冰川期，冰川覆盖面积扩大至整个南半球。古气候学家把距今160万年—1.1万年间的一段寒冷期命名为第四纪冰川期。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普遍认为，在过去的第四冰川期的120万年间，世界上曾发生4次明显的大冰期，在冰期和冰期之间是相对较温暖的间冰期，大冰期导致全球气候急剧变冷，海平面普遍下降，雪线向南推移（北半球），寒冷区由北向南推移，哺乳动物中的40％的属种灭绝。在距今1.1万年以后，全球气候迅速变暖，于是冰川急剧消融，海平面急剧上升，高温区向北推移，从此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地质学家命名为“全新世”。
从1.3万年前开始，地球温度处于逐渐升高的总趋势，我们目前可能处于大冰期中的间暖期之中，间暖期夹杂着间寒期。在距今4800—4200年间，北方就出现过一次小冰期，此次小冰期，导致河北中部古人类文明消失、东北辽河地区古文明衰落、中原地区神农氏“世衰”和黄帝、炎帝、蚩尤势力的崛起。黄帝到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处于温暖期。在最近的3000年，出现过4个相对寒冷期，其最底年份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曾导致汉江结冰，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到中原地区抢夺生活空间和生活物资。
三、人类的起源：人类是地球环境巨变的产物
人类的产生、进化和发展，跟地球环境（气温环境、地理环境）的变化有必然的联系。如气温的极热和极寒都不适宜人类生存，因为人类既不耐酷热，也不耐酷寒，极热和极寒都可以导致人类部分种群灭亡。地震、火山爆发、海啸、沧海桑田等，都对人类的产生、进化和发展产生作用。
第四纪是人类的世纪，是人类产生并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是在第四纪冰川期内完成了进化，并在第四纪冰川期结束之后到来的温暖期内迅速发展壮大。
考察人类的进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古猿都演变成了人，而是部分的古猿在部分的区域内演变成了人。也不是同一地理区域内的所有古猿都变成了人，而是部分变成了人。这说明进化的原因是变异，即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的推力是地球环境的巨变，地球环境的巨变，主要表现在地球温度的巨变和地球地理环境的变化上。
从人类的演化上看，地球气温环境的剧烈变化，加上局部的地球地理环境的剧烈变化，一起就可以促成古猿向人猿、人猿到猿人的变化，再进一步推动猿人向人的进化。
四、气温变化和华夏早期族群的迁移和融合
相同的起源的人群之间会分化，不同起源的人群之间会融和，这是跟人类的迁徙、扩散和战争相联系的，归根结底是跟生存环境和人群数量的变化相联系，而生存环境的变化和人群数量的扩大或萎缩的原因，跟地球气温变化和地球地理环境的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青藏高原崛起后，地球的地理环境的巨变，主要还是地球气温环境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的，所以接下来主要研究的是气温变化带来的变化。
（一）人类对地球环境变化的适应和选择——史前早期人群的分布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气温环境的影响
对于气温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大寒期还是大暖期还是气温的间变期，地球上适宜于人类住居的区域，还是相对较多的，人类还可以用火（保存自然火和人工火）来帮助渡越寒冷期，还可以改善居住方式来适应温度的变化（北方的穴居到窑居以适应低温，南方的巢居到杆栏式建筑以适应渒湿炎热的环境），也可以用迁徙的方式避开不适宜区域，前往适宜区域。人类对于一定的可以承受的温度，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以在不是人类最适宜的温度区内生存下来。
经过较长时间的适应，人类又会形成各自人群各自的独特的适应温度区。
1、地理环境和温度环境的分界即是早期人类文化和人种的分界
自然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发展的影响极为重要。地球上各种人类文化区的分布分界，往往都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分界线，人类很难逾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和人种。
2、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温度区人口最多，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
在北半球，人类的生存，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区，反映在地球上，就是人类最适宜生存纬度区带。由于地球的气温变化，无论是季节性（一年为周期）还是大寒暖周期性变化，都是南北变化（一般地，同一纬度区域的气温、季节、地理环境基本相似；同一经度区域的气温、季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人类最适生存带，也就随地球大寒暖的变化，在南北移动。地球温度降低，降雪线和冰川线向南部推移，人类最适生存带也向南推移，地球气温升高，降雪线和冰川线向北部回缩，人类最适生存带也向北推移，人也会随着地球气温的大变化，进行南北迁移，当然，也总有少数人留在故地没有迁移，因为主体人群的迁移，为少数人口的生存遗留腾出了机会和空间，而且，遗留下来的人，也会适应气候的变化，但人口发展缓慢。当然，剧烈的环境变化，也会导致人类毁灭性的灭亡，但气温变化，不会导致毁灭性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气温的季节性（一年为周期）还是大寒暖周期性变化，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类还有选择的时间。
在史前人类的自然分布，因为寒冷，极北区域人口少，人的身材相对高大，寿命相对要长；由于炎热，极南区域，人口也稀少，人的身材短小，寿命相对也短。人类大部生活在极北极南之间的适宜温度区，人类最适生存带往往是人口最多的区域。
3、人类对地球的地理环境和温度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
人类的分布还跟人类对地球温度的适应有关。只要人类能够承受的地理环境和温度环境都有人类居住。尽管有些地区不是人类的最适宜生活区，但人类还是能够生存下来，并适应一些不适于人类生存甚至相对恶劣的温度区域。一定的族群，在一定的温度区域生活较长时间之后，会适应于一定的温度，到其他的温度区域反倒不适应。所以在人类的自然分布时代，低温区、温暖区、高温区都有人类居住。
由于温暖区最适宜于人类生存和繁衍，往往温暖区人口分布最多，而寒冷区和高温区，人口稀少。
4、早期人类的迁移，往往是适应地理环境和温度环境的巨变的需要
气温发生变化，他们会自动地迁移去寻找自己的适应温度区。早期人口的迁移，跟温度的变化有关。温度升高，人口的整体迁移趋势是向北，各人群都会止再次步于自己族群适应的温度区；温度降低，人口的整体迁移趋势是向南，各人群都会止再次步于自己族群适应的温度区。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在草原环境变化后，如前面说过，在最近的3000年，出现过4个相对寒冷期，其最低年份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曾导致汉江结冰，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到中原地区抢夺生活空间和生活物资。
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水、海浸、地震，都会引起早期人类迁移。
迁移的目的，是寻找自己族群的适温区和相对优越的生存地。
从考古资料看，在距今160万年前开始的冰川期内的间暖期，古人类利用间暖期向北迁移。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其中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貘、毛冠鹿和秦岭苏门羚等，都是华南及南亚更新世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公王岭动物群中存在着这么多的南方森林性动物，表明当时蓝田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林木茂盛，也表明那时的秦岭不像今天这么高，还未隆起成为妨碍南北动物迁移的地理屏障。但陈家窝与公王岭就不同，缺少带有强烈南方色彩的哺乳动物，其软体动物也基本上都是现代生活于华北的种类。这就说明，在距今80万到75万年甚至到53万年前，存在一个冰川期间的间暖期，温暖带曾一度一直推进到了陕西蓝田以北地区，最终可能推进到北京所处的纬度区域，古人类和古动物的活动范围也利用冰川期间的间暖期向北方推进。公王岭蓝田人就是利用冰川期间的间暖期成功推进到北方的，也可能有猿人推进到北京山顶洞生活。
（二）华夏古人的生存环境
1、华夏古人的生存环境
中国古人的活动区域，是面向世界的。由于地球大寒暖周期性变化，海岸线在不同的时期也是变化的，其他地区的环境也在变化中，中国古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迁移。
但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中国古人有一个传统而独立的活动区域：青臧高原是高山和荒漠，空气稀薄，气候也不适宜于早期人类的生存，东南方、东方是大海。根据春秋战国古籍记载，北方是“委羽之区”，是极寒之地和冰雪地带；根据《史记》记载，“南方渒湿，丈夫早夭”，云南以南，更是渒湿炎热，是极热之地。所以中国古人的传统的活动区域，北可能不越过现在的内蒙古草原，南可能不越过现在的云南。
在第四纪冰河期，由于海平面下降了130米～155米，海岸线远远离开现在的中国大陆，在第四纪冰川期末，渤海可能是一个内陆湖泊，黄海、东海、南海可能大部分是陆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乐园，距今1.3万年时的海岸线，在现在的大海内，当时日本群岛、台湾群岛、海南岛、菲律宾群岛，与亚洲大陆可能是连接的，日本群岛、台湾群岛、菲律宾群岛外才是真正的大海。
中国古代居民，肯定会向东海、南海方向的古陆发展，在海平面上升后，东海、南海方向的古陆被海水吞没，大部分居民可能被海水灭亡，少数幸存人群会逐渐向大陆回撤，可能也有少量人口住在高处，形成了现在的太平洋上的诸岛居民。
这样看来，历史上发生的海浸，主要发生地域，应该在黄海、东海、南海的古陆上，我们所知道的江浙等东南地区发生的史前时期的海浸，是华夏古人跟海浸的最后阶段的斗争。
可以推测，在暖期到来后，在史前某一时期的海岸线，可能远远深入到现在的大海内，我们在沿海发现的古人遗址，都是被大海吞没的，他们留下的遗址地域，就是当时的大陆，现在的海岸线，是由于几千年的泥沙淤积后大陆再次向海洋延伸形成的。
中国优越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为华夏人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使华夏人种具有了源源不断的开拓能力。
2、华夏古人的生存带
中国古人的最适宜生存带，是温带区，随着地球大寒暖周期变化，温带区在南北之间移动，这古人的最适宜生存带移到某一地带，那一地带就成了古人人口会聚的区域。
在第四纪冰川期内，华夏古人的生存带北到北京地区所在的纬度区域的北限，南达今云南所在纬度区域的南限，最适宜生活带在长江所在的纬度区域南北游动，北曾到蓝田所在的纬度区域，南曾到元谋所在的纬度区域。
在第四纪冰川期末期，长江一线，上到金沙江云南段，中到湖北湖南，下到浙江、江苏及东海古陆，是华夏古人的最适宜生存带，该区域华夏古文明发达，人口相对兴旺，到距今1.3万年到9000年，这里诞生了最早的稻作农业，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适应，在第四纪冰川期末期，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中原人口分布带（渭水河洛一线）、西北及草原人口分布带、东北黄水人口分布带、沿海人口分布带，长江人口分布带及岭南人口分布带。
（三）华夏大地上的古人的迁移
前面说过，在距今160万年前开始的冰川期内的间暖期，公王岭蓝田人利用冰川期间的间暖期成功推进到北方的蓝田地区生活，也可能有猿人推进到更北的北京山顶洞生活。这些是华夏远古猿人迁徙的例子。沿由南向北的扩展轨迹，华夏古猿人的足迹踏遍欧洲、西亚、非洲和美洲。在智人期，华夏人种不仅在华夏大地兴旺发达，而且把文明扩展到了欧洲、西亚、非洲和美洲以及南亚环太平洋岛屿。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和印第安文明，都是黄种人创造的，他们都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华夏人。
我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在距今1.3万年后开始的华夏古人的迁徙，关注的重点在本土。华夏民族的形成，主要是在距今1.3万年开始的地球气温上升引起南方人口陆续北迁（最北可能到达红山文化区域），其间也包括间隙的“小冰期”（距今4800年到4200年）导致北方人口回迁，在中原地区会聚形成的中国史前的黄帝时期（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70年）在中原地区的第一次大融合，是由于地球大气候变化引起南北东西人口向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中原地区迁移导致的。所以，距今13000年—3000年前后是华夏先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1、气温变化和水环境的改变导致华夏古人的迁徙
从距今1.3万年开始，地球上的气温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冰川逐渐消融，洪水泛滥频发，海平面急剧上升，海浸频侵。由于炎热和洪水，中国南部的人口要向北部迁徙，由于海浸，沿海的人口要向内陆迁徙，由于洪水，上游的人口要向下游迁徙，下游的人口要向上游迁徙，由于小冰期的影响，北方的人口要向南迁徙，总之气温变化和水环境的改变导致华夏古人的迁徙。总的迁移趋势是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伴随着温度降低时期的由北向南、由高原向平原的迁徙。
人口的迁移，是逐步的，开始是少部分人迁移，后来才是主体人口迁移，在大部分人迁移后，总有人不愿意迁移而留在故地，成为土居。在华夏古人形成了原始信仰和崇拜后，在主体人口迁移后，留守就成为姓氏族群主动安排的行动，总要安排一部分人留守，以守护和祭祀祖先和姓氏神灵。
2、中国古代的洪水和海浸的发生规律
从气温升高对水环境的改变和气温本身的变化规律来看，中国古代的洪水和海浸的发生规律是：
气温上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水灾。水之所以形成灾，是因为水量增加所致。气温上升，冰川不断融化，进入地球大气水循环的水就必然不断增加。所以水灾的水的来源就有2个方面，一是温度逐渐升高，冰川不断融化，水不断增加，在河道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融化的水就会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分区屯聚，这种屯聚跟降水无关，跟一定的地理区域的原始地形地势有关。二是温度升高，蒸发量增加。融化出的水在太阳作用下蒸发成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加上地球蒸发量增加，加剧了固有的地球水循环，降雨量不断增加，雨水不断增多，大地上的水量不断增加，洪水泛滥。所以，温度升高，冰川融化，蒸发量增加，降水增加是不断增强的开放式系统。
研究中国古代的洪水发生规律，要考虑到气温变化、降水、冰川分布和融化、中国大陆的总地势和各区域小地势的影响，同时要注意到河流的形成历史和海洋季风、海洋暖流寒流的影响。
水环境的变化在早期主要是洪水因素，早期不同地理区域内的洪水，不是降雨带来的，而是冰川融化产生的水量形成的，所以早期不下雨也会有洪水。在第四纪冰川末期（距今1.3万年），中国大陆上的冰川主要分布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地区，即中国的西部、西北、北方和东北高山地区，所以冰川急剧融化产生的洪水，结合南北方气温变化和东西地势构成来看，首先产生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等地区，以后随着高温区（不是季节高温，而是平均高温）向北推进，在渭水、黄河上游地区依次发生灾害。
随着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和蒸发不断加强，雨水和融水一起，加剧了各地的洪灾。总体上讲，在中国大陆，降水形成的水灾，以一年为一个小周期，表现是先南方及东南后波及到北方，即由南方向北方推进，最后到达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所以中期的洪水主要是由降雨产生的。南方重于北方，且先南后北。
在古河道没有形成前，洪水（融水和雨水）是分区发生的。洪水会分区屯聚，然后依靠水势和自然地势，在水屯聚到一定的水位拥有足够的力量后，必然会冲出一个口子，在水力的作用下，冲刷出水道来，这样由高到低，一段一段地冲刷，上游的水冲开河道口子后，向下流淌，与下游屯聚的水一起，再向下继续冲刷，如此累积，若干年后，河道就自然形成，所以洪水在某一流域，由西到东依次成灾。这种梯次洪水的发生，可能在某一区域没有下雨时也会发生，而且由于河道没有形成，洪水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排泄，导致洪水长期积聚不退。帝尧时期的洪水，就是这样的洪水，人们搬迁到山丘上生活，丘陵之间都是洪水，鲧治水9年不成，禹治水13年才成功，说明洪水积聚达21年才退。这种伴随河道形成而梯次产生的洪水，是灭绝性的洪水，即古书所描述的鸿水（人没有能力抗拒的大水）。
冰川融化对海平面的上升得在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能表现出来，但最终在某一时段内会表现得很急剧，而且极具灭绝性。所以，在南方，洪水灾害在前，海侵灾害在后，在北方也是一样，洪水灾害在前，海侵灾害在后，由于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所以南方的海浸发生比北方相对要早。
南方的洪水，以长江为例。
在长江水道没有形成前，早期是冰川融化，导致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及四川地区发生冰融性洪水，四川是第一洪水屯聚区域。
随后是冰融性洪水和降水性洪水一起汇集分区域发生，一个时间段内先后进入汛期，可能交替发生，也可能先后发生，四川、云梦泽、太湖等都是水的屯聚区域。
在川水冲破三峡的阻拦后，进入两湖，形成两湖地区的灭绝性的鸿水，两湖鸿水向下冲刷，不断形成冲击再下游地区的鸿水，最后到达环太湖区域。可能江苏、浙江的鸿水和海浸几乎同时发生。这时期的江苏、浙江内陆人在迎接西来的洪水，沿海一带居民在海浸的压迫下大部被吞噬，少数得以逃命。
北方的洪水总体比长江要晚，以渭水和黄河为例，与长江流域不同的是，在高温推进到黄河和渭水流域能够达到冰川急剧融化的温度能力的时期，地球水循环能力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加强，所以上游的人，冰融性洪水和降水性洪水是一起发生的，洪灾来得要剧烈；同时期中游、下游的人也遭受着降水性洪灾，黄河中游（渭水河洛地区）很快就迎来了鸿水，上游及中游地区惨遭灭顶之灾。此时海平面上升灾害已经在黄河下游地区表现得十分剧烈，下游（华北及环渤海地区）的人先跟海浸做斗争，在西迁不久，迎来了鸿水灾难。
温度上升导致南方更加炎热，这种炎热从南海古陆逐渐向北推进，到汉代时，江南依然“南方渒湿，丈夫早夭”，人口稀少，不适宜人住居。到“两晋”时期，江南才开始再度繁荣。
无论是洪水和海浸，还是温度的上升，其影响过后，会形成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人类也可以再来此生活，也可以成为人的新的乐园。
3、长江流域距今1.3万年开始到五帝时期华夏古人的迁徙
可以推论：
（1）极南（岭南以南及云南以南）人口的迁移最早。可能从距今1.3万年（气温开始上升）就开始了，因为极南本就温度高，人们对温度的升高很敏感，在不等洪水爆发，就会向北迁移寻找自己族群的适温区。但由于极南人口稀少，不会引起迁入地的抵制。
（2）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云南流域的古人（尼人）北迁和东迁。可能始于公元前13000年。主体族群迁移分为两个大体方向。
一部分沿金沙江北上，经四川盆地西缘和康藏高原东缘交界线，一路发展，于距今13000年前后到达渭水上游天水大地湾一带，形成以华胥风姓族群为主体的蛇虎系族群——女娲族群。
一部分在距今13000年前后，进入湖南澧县彭头山，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新的稻作文明，他们可能以“尼”（泥）为崇拜，信仰如泥巴一样黑(玄)色的东西，是中国古代尚黑文化的源头。彭头山还信仰鳄鱼龙。可能在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前），他们有一部分族群迁移到中原豫西地区，把黑(玄)信仰带来中原，并进一步强化了中原的龙信仰。
（3）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古人北迁。可能始于公元前7000年前（距今9000年前）。迁出地是湖南，跟洪灾有关。从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出发，越长江，北沿汉水走廊经丹水走廊到达淮水上游贾湖地区，也可能沿现在的京广线路线，到达贾湖地区，把南方的稻作农业带到了淮水流域。他们培育出了粳稻，是粳稻族群，为尼人，他们把“是”说成“诺”。
我认为此族群就是古南方的神农氏族群，北迁后形成贾湖稻作农业，后被东迁而来的伏羲族群融合，形成中原地区伏羲文化和农业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北方神农氏。
湖南古人东迁，我认为公元前7000年的时候不会发生，理由就是东南的稻作农业，在距今7700年前后才发现，明显晚于淮水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稻作农业，湖南古人若先迁到东南，东南的稻作农业至少在距今1.3万年到8000年就有了。
（4）长江下游及沿海的古人北迁和西迁。北迁的迁出地是江浙及沿海，跟海浸和洪灾有关，时间始于公元前5000年前（距今7000年前）。
从沿海迁出的古人中一支到达河姆渡。从河姆渡文化区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300年）杆栏式建筑看，可能是传说中的“有巢氏”， 我认为他们是日鸟族群，以日和鸟为最高崇拜。
从沿海迁出的古人一部分与山东淮水地区的古人类结合，形成了“昊鸟崇拜”的昊鸟文明。
从沿海迁出的古人中，有一支以猪为崇拜神的族群，最早选择了迁移，其中一部分可能一直在向北迁徙，到达了西拉木伦河兴隆洼地区，成为兴隆洼猪崇拜和红山文化中的猪龙的来源。其他以猪为崇拜的族群也有部分西迁到河姆渡地区，成为了河姆渡猪崇拜的源头。从猪崇拜看，兴隆洼居民和河姆渡居民具有共同的起源，只是离开祖居地迁徙的时间不同。他们的祖住地在更东的地方，这些地方被海浸隐没。
江浙地区古人在洪水和海浸的双重压力下沿古乌江河谷地带和沿海逐步北迁，他们到达的主要区域是淮水中下游及山东地区，并进一步到达辽水流域。
西迁有2种情况，因为在江苏、浙江及沿海发生洪水和海浸几乎同时发生，这时期的江苏、浙江内陆人在迎接西来的洪水时，部分人可能向西迁徙到长江中游地区。沿海一带原生活于现在的近海古陆上的人群，可能大部被海浸吞噬，少部族群得以西迁逃命。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长江水系，我们就会发现长江中下游的南人北迁，不是南人北迁最早的地方，最早的地方应该是上游的四川，四川之上的金沙江。
在南方，在长江一线，四川要比两湖地区先遭遇洪水。由于远古时期三峡水道没有形成，长江上游的水经金沙江向南经中南半岛流入南海，岷江等水因为四川盆地的原因就囤积在四川，所以，在第四纪冰川期的晚期，四川极有可能就是泽国，四川出土的文物距今没有超过5000年就证明了四川在先古及远古时代可能没有人住居。
可能由于水囤积过多导致地震的原因，金沙江折而向东流入四川，加大了四川盆地的水量，导致川水冲开三峡水道直泻而下，冲击两湖地区，湖南古人遭受灾难，但此时下游相对较为安全，因为长江下游水道没有形成，洪水在云梦之泽囤积。若干年后，洪水到达长江下游地区，江浙安徽成为洪水灾区，若干年后，海平面急剧上升，中国的南方、东南、东方、东北沿海地区相继迎来海浸。被洪水和海浸作用的东南方居民，之后必须向西向北向南（总体区域是中原地区）迁移。
四川既不是古人迁出地，也不是古人的迁入地。四川的文物不超过距今5000年，明显是在川水经三峡东去后，四川盆地才逐渐有人进入定住，人口也是稀少的，汉朝时，史书还记载“南方渒湿，丈夫早夭”，四川到三国时期，依然瘴气笼罩。
当时丹水、汉水、长江、乌江（东）都没有形成，是低谷地带，适宜人通过。向西是四川和高山，当时长江上游水道还没有形成，低洼的四川最早被洪水淹没，当时的四川不适宜人类居住，向南可能天气十分炎热，所以，在长江一线，湖南和江浙地区的古人先后北迁也是可能的。同时，湖南先于江浙地区遭受洪水，所以不排除湖南古人向江浙地区迁移的可能，何况两地的稻作农业谁先水后谁是谁的师傅还不一定，当然，我的基本倾向是湖南稻作农业是先驱，因为湖南是神农氏真正的发源地。同样，也不排除江浙地区古人向湖南湖北迁移的可能，因为，在江浙地区遭受洪水和海浸的双重压力下，长江中游已经恢复平静，无非是形成了浩瀚的云蒙古泽。
所以看长江，还要看到长江的上游地区——金沙江流域的情况。在长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应该是最早遭受炎热、洪水和地震灾难的区域，这里的人，是比湖南一带更早需要迁徙的人群，他们的迁移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1000年（距今1.3万年）前就开始了，他们是生活于金沙江下游的云南古人，他们迁移原因，可能是洪水和气温急剧炎热导致的，他们迁移的方向，向东、向北均有可能，向南，天气更加炎热，洪灾更加厉害，向西，是康藏高原，稀薄的空气是古人类不能短期承受的，所以不是他们迁徙的方向，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就是狩猎、鱼捕和采集，是以蛇虎为主崇拜的族群，他们北迁的一支，沿途传播以蛇虎为标志的狩猎文化，形成了中国西部的蛇虎崇拜，虎崇拜在西部最终演化成了白虎崇拜。
从农业的起源考古资料看，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浙江浦江上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均发现有距今10000年以前的近栽培稻或古栽培稻遗存,说明稻作农业已不是偶发现象，可以肯定，南方的稻作农业在公元前8000年前就开始了，淮水流域的稻作农业，在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开始出现；而旱作农业，黍在公元前5850年的大地湾开始种植，粟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大约出现于公元前7000~公元前4900年之间)开始种植，在公元前4800年（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文化是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的仰邵文化区域已经成熟种植。
粟可能是先古时期所说的“稷”。 粟是现代人的称呼，古代一直称“稷”，并以“稷”代称农官。《说文解字》说：“稷”，齐也，五谷之长。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其米为黄米。《通志》说：稷苗穗似芦，而米可食。“稷”是楚人的称呼，进一步证明了粟跟南方的关系。粟是南人进入中原后，培育出来的旱作品种。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我认为：湖南应该是稻作农业的中心，也是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中心。
作为仰韶文化源头的大地湾文化，尽管有种植黍（俗称糜子）的证据，但一直没有发现标志性的农具——耒和耜，可见神农氏的传说与大地湾文化无关。仰韶文化中的耒和耜是南方农具制作技术北传的结果，也证明了神农来自南方。
可以看出，农业种植业在公元前11000年—前8000年就已经产生了，北方的水稻种植业比北方的粟谷种植要早，南方的水稻种植也比北方要早，也比东方、东南亚和印度的稻作农业要早，可能表明了农业种植业起源于南方，农业种植族群也兴起于南方，农业种植技术也从南方向北方传播，而且在农业推进到北方干旱地区（如半坡地区）时，演变出了粟作农业。从种植业看，中原文明是南方长江文明北移的结果。
4、良渚古人的来源和去向
良渚人由来自湖南的尼人和来自沿海的日鸟在良渚地区融合而成，属尼鸟。一部分未被融合的日鸟，首先北迁，形成山东淮水之间的少昊族。尼鸟后来也整体北上，北进后为九黎。
5、伏羲母族北迁和东迁
伏羲的母族，是由金沙江云南段迁徙到大地湾而来。
在伏羲出生之前，风姓族群在天水一带创造了或者是承接了大地湾古文明，以黍（俗称糜子）为主对象的农业种植初见端倪。伏羲出生之前其母族多次遭遇洪水，被迫向渭水下游迁徙。期伏羲在河北新乐出生，伏羲在雷泽地区长大成人。由于伏羲在捕猎上的许多发明，使他成为了姓族内的杰出人物，获得了氏号。洪水之后，带领族人从鲁西南的凫山地区发展到河南淮阳，在淮阳建立了“男婚女嫁”的婚姻制度。
在伏羲到达淮阳时，先期到达淮水上游贾湖地区的湖南古人，已经在淮水上游发展出了优秀的稻作农业，并驯养出了猪和狗等家畜。尽管因为洪水的打击。这群贾湖人，也许人数不多，被逐渐地融入到伏羲族群中。也许贾湖人迁移到了东北。
伏羲族群的后裔一部分向西迁移，在渭水河洛流域形进行着粟作农业，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中原神农氏，在渭水河洛地区进行游耕，最后生活于庙底沟一带。
考古资料表明：绝对年代为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贾湖遗址，是世界上已公认的狗的驯化家养始发地。国内外专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猪的驯化圈养也始于同时期的贾湖。在遗址内还发现有马、羊及龟、鹤等动物，研究价值极大。这表明我们的祖先贾湖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相当丰富。
伏羲的时代，大致在距今6800年—6300年（公元前4800—4300年前后），贾湖先民的创造显然早于伏羲的时代。伏羲活动区域发现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这一考古资料说明了，伏羲文化和贾湖文化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联系就是狗的驯化，还有贾湖的龟与伏羲的八卦的联系。
神农氏族是伏羲文化的继承者。神农氏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由燧人、华胥、伏羲一脉相传繁衍下来的是以狩猎渔捕为主、采集为辅的族群；一部分是来自湖南神农族群。
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可以分为前伏羲的时代（公元前5000—4800年前后）、伏羲时代（公元前4800年——3900年）和神农时代前期（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900年）。
证据：在伏羲女娲时代，由于古黄河水系没有形成，气温升高导致雨水充沛，雪山融化，山洪经常发生，水又无法下泻，古黄河上游地区人类文明遭到毁灭性灾难，处于渭水上游的伏羲母族，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逐渐向东迁徙，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发生在距今6300年左右。
从仰韶文化现代考古发现看，秦安县大地湾文化遗址是前仰韶文化，是伏羲母族群活动中心，伏羲族群之母族诞生在此地。
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5850—公元前5400年之间。类似大地湾的文化遗存，在陕西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临潼白家也有发现，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200年到前4800年间，迟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年代，呈西早东晚趋势，可能就是伏羲母族由大地湾不断东迁历程的表现。另外，仰韶文化中的半坡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公元前4800—前4300年）和姜寨遗址（位于陕西临潼临河北岸，半坡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4600～前4400年）也有先后关系，西早东晚，说明仰韶文化逐步东进，与伏羲之母族东迁的传说相一致。也印证了《山海经》上古之中国人乃是从西北之高原迁向中原，再到沿海的记载，是对华夏主体族——伏羲女娲之母族东迁历史的记忆。
在大洪水之前，华和夏的标志，已经形成。半坡的夏图腾——“人面鱼文图”是成熟的夏图腾。
与伏羲母族一起生活的其他群系，可能向西、西北、北迁移。在青海至祁连山、河套地区的广袤草原上，与当地原居民结合，形成了西北游牧族群，姜姓族群可能就是他们后裔的一支，这一支东迁后出了烈山氏族——炎帝。西北其他以白虎为崇拜的族群，也可能都是他们的后裔。到达东北辽河流域的，与沿海到达的族群一起，形成了黄人，崇拜鸟和蛇，以黄为贵。
大洪水催生了伏羲文化，伏羲与人女娲兄妹成婚再传华夏人种。大洪水之后，伏羲后裔又有一个由东向西回迁的历程。
6、距今1.3万年开始到五帝时期黄河下游华夏古人的西迁
海浸时期，沿海古人主要是由东向西，从渤海古陆、东海古陆，向华北、山东半岛、黄济淮和江浙高地迁移。从《精卫填海》的传说看，渤海古陆、东海古陆的居民大部分迁到了华北、山东半岛、黄济淮高地，加入到了东部原始居民中。在我看来，《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表现的就是沿海族群对大海深深的仇恨。
海浸时期后不久，华北、山东半岛、黄济淮陆地上的居民，又迎接来了洪水时期（夹杂地震和黄河入海九河的海浸），黄济淮陆地上的居民，由黄河下游，逐渐向中游迁移。如黄帝族群，黄帝时在诼鹿，少昊清阳时在山东曲埠，颛顼时在濮阳，尧时就在晋南高原的临汾，呈逐渐向西迁徙的趋势，黄帝族群一部最终到达陕西北部的桥县，呈现出由东向西迁徙的态势。
7、蛇鸟系族群（黄人）、羊火系族群（姜人）族群南迁
可能始于公元前2800年（距今4800年），迁出地在辽河流域（黄帝先祖）和黄河上游祁连山一带（炎帝先祖），跟小冰期的出现导致北方更加寒冷有关。
以姬姓族群为主体的蛇鸟系族群，其先祖来自古辽河流域，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在距今5000年——4800年间的“小冰期”的影响下，被陆续迫南下。黄帝的先祖，是最先南下的族群。她们沿燕山山脉南麓西进，又顺太行山东麓和古白洋淀西岸之间的陆地，向南和晋东南、晋西南发展，南到达新郑区域，西到达陕西桥县，东到达泰山脚下，一路形成许多姬姓氏族国家。
黄帝族群活动的范围，在古黄河南河南北，西靠近渭水河洛地域活动的华夏神农氏族，东跟东夷族群相邻，到黄帝出生前，黄帝族群还处于母系性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期。由于东西两大优势文化圈的作用，黄帝的先祖一部分向夷人转化，一部分向华夏人转化，到黄帝出生时，黄帝的父亲少典所在的族群已经形成了公孙氏族，完成了姓族向氏族的转化，并建立了氏族国家。通过跟神农氏族长期的婚姻联系，有熊氏成为了神农氏氏族联邦的一支。
以姜姓族群为主体的羊火系族群，距今5000年——4800年间的“小冰期”的影响下，被陆续迫南下。她们沿古黄河北河北岸东下，再沿古黄河西河东岸向东向南发展，一路也形成许多姜姓氏族国家，在炎帝出生前，姜姓族已经占据历山，成为实力强大的独立农耕氏族联邦。
8、黄帝及黄帝后时期人口的迁徙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古代北方族群有三个起点的迁徙路线，一个是东北，迁徙的方向是肥沃的大草原和温暖湿润的中原地区。二个是西北，迁徙方向是肥沃的大草原和温暖湿润的中原地区。三个是北方族群南下中原。在中原势力弱小的时候，他们的迁徙都得以成功，但在中原势力强大时，这些族群就只有两个迁徙方向，东北的只能向西迁移，西北的族群大都沿青藏高原的边缘，迁移到云贵和中南半岛，草原族群则失掉草原，远去漠北。
黄帝到五帝时期，南部人口继续在向中原地区迁徙，影响中原的文明进程，如少昊清阳时期的“九黎作乱”，尧到禹时期的“三苗复九黎之德”，都是南方族群北迁产生的影响。中原人口也有南迁，对三苗文明产生重大影响。
夏时，大禹的后裔在越地立国，以守禹的祭祀，夏后氏与南蛮结合，形成了越人。商末，西周周太王之子奔荆，周族和南蛮结合，形成了吴人。周初，颛顼后裔进入汉水流域，黄帝族群和南蛮结合，产生了楚人。
可能在夏末商初，部分南蛮人进入四川，蚕丛氏建立了蜀国，蚕丛氏是蛮人的后裔，三星堆文明，就是蛮人的后裔创造的。（蛮，繁体字左右从“丝”，中从“言”，下从“虫”，是善于养蚕的以蚕为崇拜物的族群，但此族群不善于跟外界交流，动不动就以蛮力相争，是个易于冲动和好斗的种族，与蜀的联系就在虫——蚕丛，所以三星堆文明不是外来文明，也不是中原文明，而是蛮文明）
黄饮冰2010年3月24日本文首发于本人网易博客chutianguke的博客。本文是2009年8月20日首发于本人网易博客chutianguke《华夏先古族群——由燧人到神农》一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2016年12月31日星期六再次修改。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江汉形成说》（题目待定）。黄饮冰在网易、凤凰、新浪均开有博客，在大同思想网和博客中国开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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