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醉台北

巨才耳闻我有一定的酒量，便催我与之对杯；其实就算巨才不动声色，我也到了无法自我克制的地步了：面对那一次次的台湾文友敬酒，来自大陆的文人似竟无铁血男儿，已然使我感到汗颜，于是我站起来充当了那匹冲锋的黑马，与台湾的文友们一杯杯地对饮起来。

我的饮酒生涯中，有过三次大醉的记忆。第一次是1982年之春，访问澳大利亚归来，刚刚回到国门广州，就忘我地一饮而醉；第二次，是在1991年之冬，电视台陪同我回访昔日我所在的一个劳改农场时，大概是由于过多的悲楚的往事，一起涌入我的心扉之故，我醉倒在那块我曾付出过汗水和流过血水的土地上。在台北是我20年来的第三次醉酒，仔细究其缘由，我之所以酒醉，不外是出于两岸相隔了几十年，血浓于水的感情因素所至。

我喜酒而又善饮，始自上世纪50年代，即使是在劳改生活的20年里，我与酒也没有断了缘分。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几杯劣质的白薯干酒进腹，顿感驿路严寒化为乌有。当时，我内心十分感谢大禹的女儿仪狄，如果古代没有仪狄造出使堂堂男儿顿生阳刚之气的琼浆玉液来，中华当少了许多铁血男儿。酒是有情物，因而当我同代的许多文友，因身体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与酒告别时，唯我仍然嗜酒如初。我何尝不知酒精之害，但是“人求其全何其乐”？也许正是我的这种并不符合时尚的行为准则，才使我留下这次酒醉台北之记录。

那天是1998年10月28日，是我们抵达台北的第二天，白天的参观已使我感到十分疲累，盛情好客的主人又在晚宴上频频举杯。我们一行的作家中，善饮的莫言、苏童、于华等，都被分在另一桌进餐，与我同桌的王巨才有糖尿病，而被我们一路上称之为“张小姐”的老弟张炜，又属于那种与酒绝了缘分、严格恪守养生之道的文人，这种情况颇使敬酒的友人扫兴。我本来也无意当那匹冲锋的黑马的，因为当天晚上还有朋友从新竹开车来看我，但又想到这是两岸文友的第一次相聚的正式晚宴，如此理性地对待主人的敬酒，不仅有碍文友聚会的火爆气氛，而且有负中国文人的千年风范。巨才耳闻我有一定的酒量，便催我与之对杯；其实就算巨才不动声色，我也到了无法自我克制的地步了：面对那一次次的台湾文友敬酒，来自大陆的文人似竟无铁血男儿，已然使我感到汗颜，于是我站起来充当了那匹冲锋的黑马，与台湾的文友们一杯杯地对饮起来。在我的认知里，中国大陆的白酒度数最高的也不过五十度左右，与之对上数杯，不会出什么问题，因而在对饮中失去了防范（事后才知当天我们喝的“金门高粱酒”，高达七十多度）。加上台北的友人大都善饮，我一下子成了晚宴上对酒碰杯的目标。

是出于粗心？

是出于激情？

也许是两种心绪合而为一的缘故吧，我忘乎所以地贪起杯来。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准的话，好像是台北南华管理学院文学所的一位同行，提议我与他对饮“深水炸弹”。这个名词在大陆是没有听到过的，就是把一杯白酒，沉到台湾产的生啤酒的大杯子里，白酒连同啤酒一同饮下。我已然被酒兴激起，便再无任何一点怯懦之情，一杯杯地与这位朋友对起杯来。晚宴还没结束，我已喝了足有半斤多白酒，再加上混同白酒一块入腹的啤酒，我开始有了醉酒的感觉。这时耳边似听到张炜老弟对我的耳语：“上飞机前，嫂子可是让我监督你喝酒的。”但此刻停杯为时已晚，我只好野马撒缰地任其自然了。

我是被文友搀扶回宾馆的。在回来的路上，恍惚地记起今晚还有朋友要来。等我走回屋子时，从新竹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专为来看我的友人林韦伶女士，已然在室外等待我多时。我用头脑中残存的一丝清醒，向友人握手问候，并把她让到我的房间里。友人已经看出我已醉酒，便没在屋内久留，匆匆把她送给我和我妻子的礼物交给了我，并询及我的行程中能否在新竹停留，就站起身来向我告辞。我挽留她稍坐一会儿并拼命冷却着我昏昏然的头脑；在瞬间的清醒之际，我把最近在大陆出的一部新书《走向混沌》三部曲回赠了她。当我在书的扉页上签名时，我记得手在哆嗦，可以想象无论是我个人的名字，还是林韦伶的名字，都一定写得歪歪扭扭，如同鬼画符一般。之后，我的记忆就消失了……

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才发现我是穿着西装睡在床上的。睁开眼睛的时候，正是早上七点钟整。第二个发现是，夜里睡下时没有关闭卧室的门，好在台北十月底的天气还很热，使我醉卧台北的那天夜里没有伤及身体。唯一让我头痛的是那身西服、裤子，不仅留下豪饮时的斑斑汤痕酒迹，还被我揉得皱皱巴巴的，而当天在台北图书馆“两岸作家展望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会”开幕式将隆重举行。我只好打开箱子，从新更衣，把衣箱翻得乱七八糟。虽然如此，我丝毫不悔昨天晚上的酒醉，试想如果没有我当对杯的靶牌，两岸文友的相聚，将会为之冷寂失色；“两军对阵”，总要有人付出一点“牺牲”，那么就让我担当这个角色吧！

在那天两岸作家共议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会议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昨晚与我对饮的作家，见我仍然满面红光地光临会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之间留下一段如下的对话：

“你没有被‘深水炸弹’击沉？看你当时已经飘飘然了。”

我说：“下沉了一夜，这不又浮上来了！”

“你很善饮，咱们找个机会再会一次。”

“那得要换个地方了，你们到北京去，我请你们喝‘酒鬼’！”

“酒鬼遇酒鬼，不知是你醉倒，还是我们醉倒呢？”

我说：“久别相逢，双方皆一醉方休，那本身就是一篇浪漫的文学作品。”

台湾友人们说，那是文学品种中的诗。若然唐代没了李白与酒的潇洒，也就少了很多的浪漫文字。

一段饮酒的浪漫佳话，就这样留在台北了，但是我却愧对了那位开车从新竹来看望我的朋友。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到了我们台湾之行的最后一站高雄时，我特意打电话到新竹的朋友家里。我说恳请原谅我那天的失礼，因为文人与酒是难舍难离的，只有将来你们到北京时，我再向你赔罪了！

电话听筒中传来友人的声音：“我理解你的心情，当时我只是怕你病倒在台北；你很健康就好，请你转达我对你太太的问候。过去不知道你那么爱酒，下次去北京时，我是不会忘记给你带去一瓶‘金门高粱’酒的。祝你在返程中一路平安！”

秋日之夜，偶然翻阅台湾之行的影集时，看见巨才、莫言、张炜、余华、苏童、舒婷、池莉、王安忆、陈丹燕……等众多文友的肖像时，不禁忆起了酒醉台北的往事。此时又适逢十月之尾，便有了这篇关于14年前血浓于水——酒醉台北的文章出炉。

◎从维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