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没有两头甜”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
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 schoo1，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
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7年（高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考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负担每年10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在2012年11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次收费1500元人民币，SAT1国际考生收费为81美元。按照每门考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4000元人民币。但SAT考试大陆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两门考试背后还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导，大多选择25人左右的中型班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教程，每个教程7280元，学完要2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VIP课程，每小时价格从550元到900元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档次为10小时，9000元，最高可到200小时，十几万元。闫晓哲所提供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50～100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10～12所，就要花上1000美元。此外中介机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除100名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3万元以内。在100名、50名以内的院校收费5万～7万元不等。至于选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试指导等，每名学生要花去8万～10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3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的想法，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英语等。4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说。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离开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口40万～60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40万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更高。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就学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