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非常重视德治，强调要通过诉讼案件的审理，教化百姓做到内化于德、外化于行，无争无讼。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是一样的。一定要做到没有诉讼案件发生才好呀！”孔子认为自己判案跟别人差不多，没有什么两样，其流程都是先听取双方陈述案情、申辩理由，然后判断谁是谁非。其弟子子路能做到“片言可以折狱”，以孔子的能力和水平，绝对不在子路之下，应该更能够明断、决断、善断。但是，仅仅做到明断是非还不够，还应该以案说法、以案育德、以案复礼。一方面，通过现场调解，让当事人双方当场和解，息诉、撤诉而不再提起诉讼，甚至以后遇事也不需要通过打官司来解决，而是相互礼让、自行化解。另一方面，以此案警示他人，让在场的“听讼者”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启示，从自身做起，并带动影响其他百姓崇礼守法，进而达到“必也使无讼”的效果。《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而不会从内心感到羞耻；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自我纠正错误。如果不是心悦诚服，政令、刑罚的执行力度一旦有所减弱，百姓还会钻法律的漏洞，还会不时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君主要做出表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关键在“导”，用自身的崇德守礼做出示范，坚持身教言教并重，领导、教导、引导百姓向君主看齐，百姓自然知耻而归正。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曰”即北宋范祖禹的观点，“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纠纷、诉讼一旦发生，就要解决纠纷、作出决断，有如河流泛滥时要加高坝体，以堵塞、阻挡洪水。但这只是暂时的治理方式，是治理的枝末，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只有“正其本，清其源”，“德”为人之本，德正品端，人人崇德守礼，正本清源，才会有效减少纠纷、诉讼的发生，最终实现“无讼”即社会和谐的目标。 朱熹又引“杨氏曰”即北宋杨时的观点，“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之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子路能够明断诉讼，但是治国理政不够礼逊。即使案件断得再公正，也没能达到促使百姓不再发生纠纷、诉讼的效果。所以，弟子在整理论语时，在记录“子路片言可以折狱”之后，紧接着又记录下孔子的言论，主要是用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听讼”很不容易，但圣人往往不把它当做一件难事，而更加看重、更加重视的是要以“听讼”促使“民无讼”。圣人重视以德化人而使人无讼，就是通过道德礼仪教化百姓，人人讲孝悌忠信、宽容包容，就不会产生矛盾纠纷，就不再有官司诉讼。这才是难上之难、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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