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起，胡寿山同学就一直不爽，因为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占到西北地区的70％左右，简直是一跺脚整个大西北乱颤的角色，因此人送绰号'西北王'，然而他却是名不正且职不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北老大：这一年，他刚刚晋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可是上面，还有个正牌子司令长官呢！
胡宗南
顶头上司名叫朱绍良，毕业于日本陆士的同盟会元老级人物，1935年首批叙任军陆二级上将，虽非黄埔嫡系，却也是校长颇为倚重的老牌将领，1939年起即已担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职。
胡宗南拥兵自重，当然不太瞧得起朱绍良，更懒得去兰州的长官部被人家耳提面命，一番叫苦后，校长给了特权：允许胡宗南在西安专设'副司令长官部'，所部逐渐扩充至四个集团军的兵力，且军机大事直接奏报重庆。
而朱绍良沦为胡宗南理论上的上司，双方基本是互不打扰，最惨的时候，朱司令长官能够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这样的指挥架构，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干嘛不直接任命胡宗南统领西北军政呢？
校长也是有苦难言，论信任程度，当然更倾向于“天子第一门生'，可问题是，根据1939年制定的规矩，战区司令长官必须是上将衔军官（如下图），而胡宗南尽管职务晋升飞快，也还是军陆中将衔而已。
校长总不好公开破坏自己批准的条例，只能叫胡宗南忍忍，如此一直拖到1945年，抗日战争眼瞅着取得最后胜利，机会终于来了。
编制表
01
两个所谓的“王”都是副职
无独有偶，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时，长官部驻洛阳的第一战区，也是同样的奇葩状态，司令长官蒋鼎文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几万人马，而该战区40多万的主力，全掌握在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中，他甚至都不来洛阳上班。
汤恩伯的情况跟胡宗南差不多，作为抗战爆发后蹿红的嫡系将领，当时也只是军陆中将，没有达到上将衔的标准，尽管掌握着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却只能屈居蒋鼎文的副职，而昔日的“飞将军'蒋铭三，早已沦为夜嫖日赌的货色。
汤恩伯半拉眼珠也看不上自己的主官，一番运作下来，也获得来特权：获准在河南叶县专设'副司令长官部'，同时兼四省边区总司令，辖区内军政权力一把抓，人称“中原王”，根本不听蒋鼎文的招呼。
其实早在1944年初，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日军已有南渡黄河大举进攻的征兆，然而蒋鼎文和汤恩伯忙着内斗，无人真正关注河防要务，及至鬼子突然来犯时，蒋鼎文调不动部队，汤恩伯反应迟钝，整个第一战区完全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
汤恩伯
在接下来的豫中会战中，第一战区37天连失38座城池，成为抗战胜利前夜最大的败仗之一，而豫湘桂战役河南段的惨败，其后果之严重，历史爱好者大多了然，某种意义上，蒋、汤二人真的是百死莫赎！
也就是说，作为中央军'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的头目，在抗战的深水区，除陈诚始终担任正职外，胡宗南和汤恩伯长时间担任着副职，两个副司令长官，却又分别掌握着40万大军称王称霸。
这种不伦不类的指挥体系，固然有校长'分而治之'的小心思，但更多的是'论资排辈'带来的顽疾，貌似正规实则呆板，为祸不浅。
蒋鼎文、汤恩伯大败而逃后，整个河南战场已不可收拾，部队也四处溃散失去了战斗力，杀红了眼的日军，跟着蒋鼎文败军的屁股，追进了豫西山区，再朝西去，可就是潼关和西安了！
如果潼关有失，则关中必然不守，如果西安沦陷，川渝如何是好？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校长无奈之下，把蒋鼎文、汤恩伯双双撤职，再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西出拒敌，力保潼关不失。
蒋某人
胡宗南可算不郁闷了，这将意味着他终于可以不当副职了，遂动用主力前往豫西，拦截强弩之末的鬼子，在他看来，用不了几天，头上这个'代'字就会取消，自己将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战区正职。
然而胡宗南高兴得太早了，不久正式命令下达，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却是病休出山的陈诚，还是那个问题，这职务必须是上将衔才能担任，胡副长官硬件仍不达标。
而陈诚1936年加上将衔，1939年晋升正牌子军陆二级上将，方方面面都够条件。
胡代长官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带着亲随上了华山，同时密嘱各部队主官，没有他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调动，弄得陈诚毫无办法，连连向重庆告状。
大敌当前，还在为个人职务和面子而内斗，怎么能好好打鬼子？这样的军队必然是腐朽的。
扯来扯去，最后的办法是调陈诚回重庆，接任军政部长职务，然后再请胡宗南出山，不久晋升为'军陆中将加上将衔'，转正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
02
“正规化”的后遗症日趋明显
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达到了高潮，一方面，盲目实施军队“正规化“，使蒋军的军事机关特别臃肿，其后果是军费开支节节攀升，可以用于一线作战的野战部队，比例反而越来越小。
读者比较熟悉的数字，是解放战争爆发时，蒋军实有总兵力430余万人，而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双方大概是3.4:1的样子，貌似差距非常悬殊，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蒋军的正规作战部队只有86个军（或整编师）约200万人，另有收编的伪军、地方保安部队和交警部队74万人，这就是全部可战之兵，那么其他的156万人都是干嘛的呢？
大炮
第一部分是特种兵科，比如独立的炮兵、装甲兵、骑兵、高射炮兵、伞兵等等，合计有36万人；第二部分是海军空，其中包括16万人的军海和3万人的军空。
而第三部分却是最大的一坨，即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人员，总人数多达101万人，比如各级司令部的庞大机关和警卫部队、各地维持反动统治的交警部队和宪兵部队、同样吃饷的特务单位等等，这些官兵通通是上不了野战战场的。
另外在长江以南的“国统区”内，为了维持治安和对付游击队，大中城市还要留驻一定数量的部队（大约78万人），因此，蒋军实际可以用于战场一线的，正规军（158万）和非正规军（52万）拢一起，不过210万兵力。
非正规军战斗力差，基本担任抢夺来的城市之守备任务，所以在长江以北的各大战场上，跟解放军对阵的野战正规部队，也就那么158万人，蒋军是进攻解放区的一方，我们的地方部队也能发挥作用，如此算来，蒋军的兵力优势其实只在1.5:1左右。
旧照
也就是说，过度和过早的正规化，使蒋军看似庞大的军力规模，充满了乱七八糟的非作战单位和非战斗人员，真正能拉上战场的，居然只有军队总数量的半数左右，是不是颠覆了许多读者的认知？
这就是为什么，在东北战局最关键的1946年底，杜聿明只请求增兵两个军，就可以一鼓作气冲过松花江的时候，南京方面却楞是一个军拿不出来，因为陈毅的部队发动攻势，蒋军在山东战场四处吃紧，兵力使用已是捉襟见肘，只能先牺牲东北战场的暂时优势。
淮海战役最关键的时候，杜聿明飞到南京要援兵，顾祝同一脸的无奈：“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都调不动”！其实在大江南北，官兵数量仍有不少，奈何都是只能拿饷却拿不动枪的，这就是当时的窘境。
旧照
03
“正规化”更让蒋军陷入选将困境
至1948年前后，双方战略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校长不得不再次搞军政高度集权，以作最后一搏，于是在五大主要战场上，先后组建了四个“剿总”，然而在总司令的人选上，他重新陷入了作茧自缚的怪圈。
之前撰文介绍过，“剿总”级别等同于行营和行辕，要大于抗战时期的战区（抗战后的绥精公署），属于级别相当高的军政指挥机关，既然战区主官按规定必须是上将衔军官（可以是中将加上将衔），则更高一格的“剿总”总司令至少军陆二级上将起。
可当时的黄埔毕业生，还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标准，包括胡宗南也只是够西安绥署主任的条件，而在军陆二级上将和一级上将群体中，多是保定军校、讲武堂或者留日的“士官系”将领，其中的嫡系将领数量实在有限。
校长差点得了选择恐惧症，为四个总司令的人选费尽了脑细胞，心目中任职条件的顺序是：还得听话、还得能打、还得符合衔级标准，这简直太难了，放眼望去，几乎就没有一个完全符合三项条件的。
解放军战士
最后的结果是：四个总司令当中，有三个毕业于保定军校，一个基本是行伍出身，反正黄埔生没法入选：
华北剿总：选择了出身晋绥军、如今自成“绥远系”的傅作义，保定五期生，二级上将，基本听话、比较能打，也符合衔级标准。
不过杂牌就是杂牌，到大决战开打之际，傅作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就变得不那么听话了。
辽沈战役打响，校长要求“华北剿总”增援东北，傅作义阳奉阴违，坐拥50多万大军，却只派出了五个师（第62军的三个师、第92军的一个师、独立第95师）纳入“东进兵团”，且均为中央军部队，自己的绥远精兵一个都不出。
东北全境解放，华北朝不保夕，校长命令傅作义率全军南下，还给封了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然而傅作义根本不听招呼，一门心思固守平津或者西逃绥远，终于被强大的东野和华北区军部队彻底围歼。
合照
东北剿总：选择了湖北学兵营结业、出身粤军的半嫡系将领卫立煌，二级上将，不咋听话、还算能打、符合衔级标准。
卫和蒋的关系，其实早在1942年就已经貌合神离了，因此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弃军陆副总司令职，携妻出国旅游去了。
陈诚在东北混不下去时，又推荐了也曾担任过远政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接替他在东北的职务，卫立煌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情愿，到任后更是每每与校长意见相左。
辽沈战役期间，干脆多次抗命，这还打什么仗？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陈铁一帮子黄埔生，干着急却不能掌总，个个都是中将。
徐州剿总：选择了中央军嫡系将领刘峙，保定二期生，二级上将，绝对听话、一点都不能打、符合衔级标准。
这位“猪将军”就不多介绍了，总之校长当时选来选去，只剩下刘峙和蒋鼎文勉强够标准，后者更是烂泥扶不上墙，那就矬子里面拔大个了。
刘峙“不负重望”，在淮海战役打响后，以多次的错误判断以及惊慌失措的指挥，成功断送了黄百韬兵团，及至杜聿明赶回以后，大势已去也。
刘峙
华中剿总：无奈选择了互相缠斗多年的桂系老二，保定三期生，一级上将，绝不听话、比较能打、符合衔级标准。
这更是一个愚蠢的选项，白崇禧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以逼蒋下台为已任，任凭淮海战场军情似火，一味稳坐武汉，连校长的调兵命令都敢直接怼回去，大小王完全乱了套。
实际上，早在1934年追堵红军时，校长调不动桂军就曾哀叹：“真是外国的军队了”！时隔十四年，还是没长记性，更是被所谓的军队“正规化”带沟里去了。
如果华中主官换成宋希濂或者其他黄埔嫡系，怎么会出现调两个军增援、还要低三下四去跟白崇禧商量的尴尬？
还是那个毛病，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只是军陆中将，当个副总司令还凑合，直接任命为总司令便是“资望不符”，即便有那个能力也不行。
粟裕将军一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选人用人的标准是能力至上，反正也没什么束缚手脚的衔级制度，解放战争初期曾经尝试搞军衔体系，但很快就放弃了。
能打胜仗就重用，打不好就换人，使军事指挥的水平逐年提高，一批脱颖而出的名将被破格提拔，在战场上均有上佳表现，比如韩先楚、邓华等等。
即便是在战略区级的指挥员中，也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比如在东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段，毅然换上一名中央委员实施“一元化领导”，手下领导着四名“政治局委员”。
粟裕将军
在华东战场，也放手让粟裕接过作战指挥权，而如果要是论资排辈的话，八路军山东区军、新四军系统内部，党内军内陆位超过粟裕者，那绝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了。
包括我军的指挥机关，也是人员少而精，没那么多花架子单位，占用的官兵比例极低，比如在1947年的整军过程中，东北我军一次性将各区军的28个警卫连，补充到各野战纵队中，尽最大可能保证一线部队的满员率。
我们说，战争是综合性的较量，涵盖了士气、民心、素质、指挥、装备等多方面因素，胜负当然不是一个“盲目正规化”所决定的，不过仔细品读，这一条确实是蒋军的硬伤。
粟裕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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