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缘起于一线相牵，纵使相隔千山万水，历经长年累月，终会回到源头，画出一个满满的圆！
中国人相信缘，人有人缘，书有书缘，地也有地缘。缘到底是怎样的？这事玄妙而难解，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最近，因为种种机遇，我深信，缘，原来是圆的——起于一线相牵，缥缥缈缈，兜兜转转，似有若无，欲断还连，纵使相隔千山万水，历经长年累月，终会在冥冥中，穿过云，穿过雾，又回到源头，画出一个满满的圆！
早在几个月前，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先生就盛情来信，说是“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即将来临，邀约我赴沪出席。王先生是个有魄力的热心人，自从十几年前接任推广傅雷文化的重任后，就不断主持各种纪念活动，多年来举办过傅雷著译研讨会，傅雷精神座谈会，傅雷手稿墨迹展，傅雷著作首发式，傅雷夫妇陵园安葬仪式等大型项目，这次推陈出新，又有什么特别的构想呢？他说，主要的是举办《傅雷著译全书》首发式，另外还邀请了一些法国专家来华共襄盛举，并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之间的渊源作为主题。
众所周知，傅雷毕生完成了五百万余言共三十多部译作，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了十五部之多，除了《猫儿打球号》在“文革”中遗失之外，其他十四部作品，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在那相对封闭的年代，曾经成为一代年轻读者视为瑰宝的精神食粮。
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为主题？这也是我当年研究的专项，因此，即使主办方在临近活动时才突然请求我在会上发言，时间仓促，猝不及防，我还是欣然从命了。
在周浦，当年傅雷出生的小镇，如今划为大上海一部分的市区里一家新开不久的旅舍中，邂逅了来自法国的巴尔扎克故居博物馆馆长Yves Gagneux先生，素未谋面，却感到一种暖暖的亲切。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对方的所连所系，遥远的所在，悠久的岁月，瞬息缩短距离凝聚时间，鲜明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巴尔扎克馆可是别来无恙？”我问道，虽询旧地，似念故人，那地方，确实牵起许多难忘的追忆，令人低回不已。
当年，负笈巴黎，为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的论文，最常到访之处，除了索邦大学，就是巴尔扎克故居，那里是作家自1840至1847为了躲避债主而藏身匿居的所在，也是作家潜心创作撰写皇皇巨著《人间喜剧》的地方。从巴黎南郊的大学城出发，要换几次车，才来到位于城西十六区的小楼。那一带，人车稀疏；那一处，清静宁谧，每一次去，似乎都不见其他的访客，于是两层的故居，就变成独自流连徜徉的场所了。肃穆沉默中，心静下来，坐在四壁皆书的台前，进入作家百年前创作，译家百年后翻译，后学者专心致志，研习传承的氛围。多少个漫漫长日，就如此消磨在纸堆书页间。偶尔，瞥见窗外风光明媚，自觉有负良辰，哪知道傅雷1954年在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时，早有此叹：“近一个月天气奇好，看看窗外真是诱惑得很，恨不得出门一次，但因工作进度太慢，只得硬压下去。”（《傅雷家书》，1954年11月1日）。原来自古伏案皆寂寞，信然！
那时，巴尔扎克故居中陈列了作家各种著作各种文字的译本，独缺中文，于是，就把手边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捐赠馆藏，当时是以谦逊虔敬之心，促成译者和作家在馆中首次百年相聚。谁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巴尔扎克博物馆的馆长竟然越洋而来，不但如此，更亲自携带傅雷于1963年申请成为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的信件和资料，以回馈译家的故乡！
“巴尔扎克的咖啡壶还在吧？他的镶宝石手杖呢？”作家当年为写作而殚精竭虑时，不得不依赖咖啡提神；作家完成杰构后行走沙龙时，又免不了以宝石手杖招摇人前，这两样镇馆之宝，如今可都安好？“都还在”，馆长笑着说，“现在的发展重点是，要访客垂注的不仅是巴尔扎克其人，还有其书，作家的作品，比其生活琐事更加重要！”的确，如今周浦要成立傅雷故居，呈现的该是傅雷的著作与译品，精神和气节，而不是供游客走马观花的一个旅游景点。 “下次到巴黎，别忘了来巴尔扎克故居，我给你一个私人的特别导赏！”这是馆长的承诺。
在第二天的会议前，遇见了法国勒阿弗尔诺曼底大学现代语言教授Veronique Bui。听说她是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于是就趋前交流并向她请益。闲谈中，对方忽然非常认真地提起，她的研究是受到当年某某人论文的启发，说出名字时，让我先是愣住，继而迟疑，再而醒悟，“你说的那人好像是我呀！”Bui教授一听，非常兴奋，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虽然我俩也是素昧平生。为了证明其事，她急忙打开手机，翻到其中一处递给我看，赫然见到那是我当年在索邦大学所撰博士论文的书目，由于那时尚无计算机，只有打字，那一条条英法文书目中列出的中文译名，如《高老头》《邦斯舅舅》等，都是手写的，看到自己的笔迹，竟然于几十年后出现在一位陌生法国学者的手机中，那种惊喜与震撼，的确难以言喻！
缘，原来真的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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