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天贶节

中国古人对重日总是偏爱有加。所谓“重日”，即月份与日期相同的日子。如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都是“重日节日”，这类的“重日”多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而六月六也位列其中。

六月六天贶（kuàng）节这个称谓出于宋真宗。“国朝会要曰：祥符四年（1011）五月，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在京禁屠宰九日，诏诸路并禁，从欧阳彪之请也。”（﹝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4）我们都知道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真宗在王钦若等人的“建言”下，开始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神仙祥瑞，并且炮制出降天书等各种闹剧，这个天贶节就是为了纪念上天赐下天书而设立的。天书事件虽然是闹剧，但自此六月六就此获得了官方认可的“身份”。

当然，天贶节的来历也有不同说法。像周简段先生就认为“农历六月初六俗称天贶节（意为天赐节）。传说唐僧历尽八十难终于从西天取来佛经，在回国途中经大海时佛经坠入海中，为水所湿。皇天感其艰辛，便在六月初六这天赐以炎晴天气，将被水所湿之佛经全部晒干，于是这天被定为天贶节。”（周简段《民俗话旧》）

抛开天贶节这个称谓到底来自于唐还是宋不论，其实六月六在唐宋之前，它已属于民间自发的节日。“六月六见于传世文献是始于东汉时期，最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农业时间节点。崔寔(shí)《四民月令》中记载，六月六'可种葵，可作曲’，也就是种植葵菜、制作酒曲的日子。后来到晋代，六月六开始有'鄱官节’的名称，鄱官就是田神的意思，六月六祭田神的习俗开始于此，并一直延续到近代，至今在部分农村地区还有遗存。”（李一鸣《中国文化常识：二十四节气与节日》）

宋代的天贶节因为是为了感谢上天赐予天书，在保留了前代制曲、祭田神和暴晒衣、书之外，主要是增加了一些道教色彩比较浓厚的祭祀习俗，包括祭祀圣祖、祭祀真武大帝、祭祀崔府君等等。这些祭祀活动基本都是由官方主导，然后民间响应参与的，尤其是纪念崔府君，这一活动在宋时民间可谓是香火鼎盛。

到明、清两代，逐渐形成了在天贶节当日晒经书、晒衣物的民俗，“内府鸾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鸾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书集经史。士庶之家，衣冠带履亦出曝之。”（﹝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这样的移风易俗，多少失去了当年天贶之词中“天赐”的含意，而有“亮宝”“斗富”的意味和倾向。“流传下来的故事曾说，有钱人家会在这天把锦缎绫绸的衣服拿到大街上晒，名为防蛀，实为摆富；有知识的文人撩开衣服晒肚子，说是怕满肚学问用不上白费了。”（陈玉新主编《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综上所述，六月六天贶节有一个从民间到朝堂再到民间的过程，其“重日”的特点契合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认知；它产生的比如祭神祈福、晾晒经书、制曲做酱等习俗也反映了人们祈求丰收、避瘟防病的心理诉求。应该说，包括六月六天贶节在内，我们很多的传统节日习俗，都可以从传统衣业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里找到这种内在的逻辑。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内在的逻辑存在感越来越差，这也成了传统节日逐渐凋亡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