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是一部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面貌具细呈现的大型话剧，自2004年首演以来一直十分叫座。近廿十年来《立秋》以每年近百场的上演密度创造了经久不衰的舞台神话。这部以晋商文化为主体角色浓墨重彩精心打造的年代话剧，一方面契合了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导引了观众的消费心理;另一方面，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色使《立秋》不仅成为当代话剧领域的精品之作，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被誉为“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立秋》接受时间与观众的检验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雕琢的过程，其主题表现与文化反思也被不断深掘热议。对"立秋"从自然、社会，再到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对应的不同解读，最后的落点大都回归在“立秋”的"秋"上，虽然悲"秋″是这部话剧的底色与基调，但仅囿于对立"秋″的单向解析无疑会给整部剧作投注悲怆的阴影，从而使得这部戏剧在现实激促方面打了一定折扣。如何为《立秋》找到一些合理的现世意义与积极正向的启示呢？我们能否从“立秋"的本源意象里找到另外一些可激发我们民族经济文化命脉的富有内在生命力的戏剧元素呢？这应该是话剧《立秋》中隐含的一个自然追问。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以《立秋》的"立"作一个为新的切入点，看这部被大家公认为具有悲剧之美的话剧，是否能够从"悲″秋的背面，——从正向而积极的向面，在现实的当下引发一些区别于以往的新的共鸣。
立秋作为一个自然节令，是万物趋向萧闭的开始，话剧《立秋》意味着家国时运维艰的发端。话剧《立秋》之"立"，内含人物面对困厄时境的"站立″"挺立″之意，它通过还原风云骤变下的晋商衰亡史，通过剧情推进与性格化人物，从不同方面让“秋”意"立"了起来，现代人不仅从晋商的历史经验得到镜鉴，同时也在传统文化中找取可以内化的精髓气韵，另从以史观今角度看，《立秋》之"立"亦可作为现代企业参照的经典案例。
《立秋》之"立"是与自然时节之立偕同一路的。“早晨立了秋，晚上凉飕飕”，立秋之际正逢辛亥革命前后的大清王朝内忧外患气数己尽，唇亡齿寒之下，曾经受封建王权庇护的鼎盛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也走上了衰败。同自然界的寒流一样，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形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想力挽狂澜的马洪翰试图让十三代人辛苦经营的丰德票号在时代冲击下"立"得住，抱残守缺之下终难善存；许凌翔代表的银行派虽比票号派顺应了天时，但传统与维新的生路交锋中要"立"得住同样举步维艰。《立秋》中无论老票号还是新银行，他们骨子里的晋商精神一样，只是经济体不同。票号钱庄在大舍中得以守"立"，银行则传承着晋商的气脉继往开来。自然万物都从秋凋冬藏中留存了真气，以谋求在蜕变中待时而发，经济实体的存亡同样道法自然。票号之体不存，但祖训"真言″浩气犹在，银行实体续以票号之气，达成了晋商与时俱进中的新"立"，我们近代民族经济也正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自然与经济都有自己的规律，个人与民族也有自己的命运。晋商性格最强硬有力的自性是既有对诚信的坚守，也有对命运的不服、不甘、不认、不信的执着，马洪翰也并非对票号的退出机制执迷不悟，他明白"我们个人的身股，学徒、佣人的控股，一切按银行规定执行。当票号不存在了，银票没有用了……"，他只是不服不甘。促使票号繁荣的晋商自性在《立秋》中正是马洪翰性格悲剧的根源，当晋商与世界接轨，诞生的银行派是新晋商的变体，经营模式的变革正是民族产业物竞天择的必然选择，马老太太拿出马家的全部家底，在众人“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票号训念中坐化，它隐喻着票号在历史舞台上的体面收场，弘扬义大于利，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得与舍的权衡中，《立秋》用传统票号诚信精神的"立"实现了与民族气节之"立"的同频共振，马洪翰的爷孙对话，昭示正是以丰德票号代表的传统产业在历史宿命挽歌中的新生。
"立"还在多个层面完美地集合了多个矛盾綮节个体的"破与立"。"大清国没了……成为历史了"，马洪翰家国情怀的破灭，票号名称的取消，银票用银行存折取代，国内外数百家分号、钱庄都使作银行名称，使马洪翰重振票号的希望破灭。但破立总是相对的，在家国、家业"破"势之下，作为个体人的"立"却应运而生。推进银行制的许凌翔是在"立"业，离家出走的马江涛拒绝子承父的安排是在"立"志，不畏世俗走下绣楼的瑶琴是在"立"足，用全部身家来对冲挤兑的马老夫人是在"立"德，破中的"立"各有千秋，人物之间命运与情感的盘桓线索在"立秋″祭祖这一天交错推进到达高潮，从晋商的家国天下，安身立命再到爱恨情仇，剧情的铺陈在矛盾冲撞齐头并进，"立秋"具化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角色，他们在破与立的瞬间爆发中一同凝铸了晋商的历史背影。
本文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文化研究》2021年1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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