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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书场里长大的。
我爷爷、我父亲、我的三个伯伯，无一例外，都是评弹说书先生。评弹界称他们为“英雄豪杰”，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好汉，只是因为爷爷取名字，四兄弟最后一个字分别是英、雄、豪、杰。
时光倒回30多年前，江南的大部分小镇，说书先生带来的《说岳》《七侠五义》《珍珠塔》《杨乃武与小白菜》《三笑》……点亮了无数人的黯淡夜晚，让他们在一天的劳作后，躲进大江东去、才子佳人、侠义江湖里去，歇一歇。
外婆总带我去书场，并不因为女婿是说书先生，在我所成长的小镇，晚上在书场里消磨上几个小时，是最正常不过的夜生活。
稍大一点，慢慢模糊知道了父亲的职业，他长年不在家，母亲常常需要抱着我坐很久的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在书码头上找到他。那是母亲一生最坚韧勇敢的时刻，没有手机定位，甚至没有电话，因为电报上父亲的只言片语，母亲就可以准确地从家乡摸到沪苏浙任何一个小镇码头，提着大包小包，抱着我出现在书场的门口，只等说书先生丈夫下书台，给他一个惊喜。
我在小码头的书场里，一遍遍温习父亲的书。他一开始说的是爷爷留给他的传统书目《珍珠塔》，因为爷爷庞学卿是薛调创始人薛筱卿的大弟子，《珍珠塔》由薛老亲传下来。后来说《王十朋》，改编自爷爷创作的《荆钗记》。慢慢父亲开始自己写书。那时候的书场，竞争是很激烈的，传统书目听众太熟，很难突围。有时候对门就是另外一家书场，两家书场的说书先生常常会“别苗头”。竞争也是很残酷的，有一些“响档”（名气比较响的艺人）因为声名远播，听众自然蜂拥而至，初出茅庐的父亲很想有一番作为。
我觉得我很有义务要帮父亲一把，于是在开场前，总是跑到帘子后，掀起一角，数人头。如果人很多，会兴奋地回头告诉正候场的父亲：“今天满场了呢！”如果生意惨淡，心里也会跟着很沮丧，父亲的书场怎么会听的人这么少呢？我很不能理解，那么好听的书，我常常听得入迷。
我们这一辈上，家族中只有我父亲生了一个女儿，这意味着把我培养长大，就可以和父亲成为搭档，称为“父女档”。对于“父女档”的未来，父亲是很有执念，也充满信心的。“父女档”在当时很有面子，代表着这家在评弹艺术上的传承脉络已经很清晰，“看，我家生意有人承继，并且已经能接上了”这句话，可以明显地写在那个骄傲的父亲脸上。
所以，我从小被要求练习琵琶，在周而复始的枯燥练习中，度过每个周末。当时我还不能把我所练习的东西和所谓的家庭传承联系上，使命感、责任感这种是大人的事。我也被要求学习一些简单的开篇，我学会了唱蒋调的《杜十娘》《莺莺操琴》等最经典的唱段。唱词很难理解，我是靠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四五岁的孩子能理解什么“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呢？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根深蒂固种在我脑子里的唱词，是这样动人的意境。最让父亲得意的是可以父女合唱《方卿见娘》（选自《珍珠塔》），演绎的情节是在外多年的方卿见到了风烛残年的老母亲，两人百感交集。父亲扮演方卿的母亲，我自然是方卿。这个唱词比较容易理解，“风中烛草上霜”，我很惊奇原来形容一个老人，可以这样贴切而优美。
评弹讲究的是“说噱弹唱”，在“弹”和“唱”之外，相比“噱”，“说”要简单得多。我的拿手角色是《王十朋》“争聘”选段里的媒婆钱三姐，拎着红手绢，碎步上台，一段挂口（角色出场时的自我介绍）亮相：“人人叫我钱三姐，进出侪是大人家，我做媒人拿得稳，一日好做十几家……”这段挂口成了父亲在每个码头正式开书前的一段“前菜”，听客们常常被这个4岁的小姑娘逗得哈哈笑，第二天，来听书的人就会翻倍。有时候我会忘词，站在书台前呆若木鸡，然后哇哇哭起来，听客们在下面举起泡泡糖逗我，知道说词的赶紧提醒我，有些买了冰棍放在书台边，“没事没事，别怕别怕”，他们对我很宽容。
6岁那年，父亲带我参加了苏州市第一届评弹艺术节，我的一曲薛调《紫娟夜叹》不敌另一位小女孩的丽调《新木兰辞》，因而痛失儿童组的奖项，虽然有点失落，但是不得不说，她唱得真好，这个女孩叫王珮瑜。
7岁那年，家族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举办了“庞氏评弹演唱会”，我和当时70岁的爷爷同时登上了上海大华书场的舞台。我根本不知道大华书场在哪里，但是大人们太激动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隐隐感觉这对于我的家族意义非凡，而大华书场，大概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书场，这是穷极一个7岁孩子所有的想象能想到的排场。事实上也是，我站在书台上，下面的观众席一望无际。我倒并不紧张，我知道这很重要，大人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他们觉得我是家里一个里程碑式的象征，“父女档”正式登堂亮相，家庭事业蓬勃发展，代代绵延。当时谁能想到这门艺术今时今日的日渐凋敝呢？想不到的。
我穿上了我最漂亮的滑雪马甲，姨妈们给我化了个浓妆，我当然和父亲合唱那曲《方卿见娘》。我抱着琵琶，椅子太高，坐不上去，主持人过来笑着把我抱了上去，下面一阵鼓掌。晃着腿，顺利地唱完，赢得满堂彩，这对于我一点儿也不费事，我脑子里只想着唱完可以去吃红肠，我迷上了上海的红肠，肉怎么能这么做呢？也太好吃了。
我们最后集体上台鼓掌，这是家族留给我最为荣耀的背影，那以后，我们各自星散，并渐行渐远。
后来，父亲慢慢收起他写的书，离开了书台，下了海。他不再要求我练习琵琶和说表，也似乎忘了“父女档”这事。爷爷奶奶远走加拿大，在那里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伯伯们有些移民，有些仍然活跃在书场。直到退休，父亲因为爱好，又回到他熟悉的书台，然而这个时候的书场早就不是30多年前的样子了。大华书场早就拆迁关门了。我上了大学，再也没有作为一个评弹后继者上过书台。
时代的洪流不由分说把我们想念的旧时光卷走，又把陌生而崭新的剧本推送给你。所幸，我的侄女，作为我家第四代唯一的传承者，今年从苏州评弹学校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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