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号评弹文史杂议专栏
「旧书钞」的第 7 篇推送
一般认为，苏州评弹作为一种曲艺形式起源于苏州，发展并成熟于上海。这一论断从艺人技艺、流派唱腔发展、书场摩登化、传播媒介多样化等角度来看应无异议。但如若我们转换视角，通过听客自身的感受作为判断依据，又能对于该议题有所补充，因之本文以吴苑深处书场部分为例，细致描绘出书场实态与听众体验。
传统江南的评弹茶馆
从茶馆发展过程上说，吴苑深处的前身老义和便以经营书场为特色，而吴苑深处也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更大地看，近代苏州茶馆“大半兼做书场”，吴苑亦符合这一情形。
除了张鸿涛、张福田双档开青龙以外，吴苑深处经常有知名艺人于此地弹唱，且生意极好。叶圣陶于吴苑开业不久后即赴之听书，发现不仅“奏技者为吴中名家”，而且“座恒嫌满......然坐拥则坐不适，后至者每几案可贫倚”，听客人数到达了惊人的“六七百人”。陆宗篁曾在1919年10月6日赴吴苑书场听谢品泉的书，发现场内听客有“三百余人”，诚如陆氏这样的老听客也觉得“奇甚”。
茶馆里的弹词演出
又如20世纪20、30年代的响档朱兰庵、朱菊庵兄弟便经常在吴苑演出，深受听客的追捧：“西厢弹词，光裕社中能说者，当推朱氏昆仲兰庵与菊庵。盖此书为朱氏家传秘本，家学渊源。加以兰庵夙负文名，宜独到好处，不同凡响也。何可人弟兄虽以此书为号召，无如伧俗不堪，野参奏禅，究未可与朱氏同日而语。今日朱氏弟兄，来苏问世，日档开唱于吴苑，上座之盛，为光裕社社员中所仅有，且聆听者靡不同声赞赏。兰庵亦深知自勉，而格外卖力。”
朱兰庵在近代江南社会中是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师从其父朱寄庵学习苏州弹词《西厢记》，并于宣统年间同浙江革命党交往，后在辛亥光复时被任命为淞沪光复司令李燮和的秘书。民国初年，便已在上海游乐场登台献艺，有“朱兰庵说西厢，眼花缭乱”的称赞。除了以说书为职业，朱兰庵还以笔名姚民哀创作文学作品、发表戏剧评论，并编辑《戏杂志》、《小说霸王》等刊物。
上海仙乐书场演出场景
评弹作家朱恶紫在回忆1928年听朱兰庵在无锡说书时，形容他们的演出“轰动了梁溪全城”。朱兰庵于吴苑深处演出《西厢记》，能够达到“日上三百余座，星期日竟增四百左右”的听客数量，被人称为“去的人是很多的”，更是在年档时达到了“六百余人”，一方面当然印证其书艺精湛，且弹词《西厢》为朱家所独有，别处无法听得，对于听客来说是一不小的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吴苑深处的书场部分，能够容纳大约近七百位听客，其容量丝毫不逊于当时的苏州评弹“中心”上海的专业书场，更进一步证明了其硬件设施的现代化。
除此之外，由于苏州弹词《西厢记》中较为难懂的人物挂口、官白较多，且其唱篇多为古体诗形式，具有一定的欣赏门槛，但即便如此还有极多的听众，似乎也能从侧面体现出吴苑书场听客之文化水准，以至于能有“吴苑听客，均属文墨中人”的描述。像村松梢风于20世纪20年代赴苏时，便即在吴苑听书。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吴苑书场亦生意不错，日本人高仓正三作为来苏特别研究员，也会赴之听书。
民国时期苏州街景
不单如此，吴苑深处书场经常在年底苏州说书业会书中独占鳌头，颇有垄断市场的倾向。如1927年，旧历年末会书定于1月20日在吴苑深处首先举办，其他以书场闻名的如漋畅、金谷等茶馆只能被迫于20日以后开办会书。此举立即招致其他书场的非议与“讨伐”：
苏城说书业光裕社，因年底会书问题，与吴苑茶社经理曹步青争执一节，曾志昨报。兹悉李警厅长昨阅报载后，值此年近岁末，恐发生其他问题，故即电话知照北区警察署长丁小屏，各其与双方调解。当由丁署长，于昨日午刻，与吴苑曹步青、三万昌盛耀明，及光裕社杨月槎等极力调停，当即决定吴苑准于二十二日起，二十八日止，共说会书七天，其余各茶社，仍照向例，每处三天五天不等。双方同意，和平解决云。
调解完毕后，光裕社与茶叶公所还在当时苏州知名小报《吴语》连发五天公告。从整个场面来看，当时的吴苑深处为毋庸置疑的业内龙头老大，在说书场中占尽了优势。
民国时期苏州平江路附近地图
年底会书，作为整个苏州说书届每年最为隆重的活动，发挥着新艺人角逐，老艺人展演，书场老板遴选来年年档的重要功能。会书中，评弹艺人会准备自己拿手的书目选回，尽力将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以期未来能够在生意较好的书场说书。
在这种重大场合，吴苑深处竟然能够独占苏城书场鳌头，做满七天会书，这不仅对艺人是一种机会的增加。对听客来说因为能够听到更多的艺人越档说书，也更愿意赴吴苑听书，因此增加了吴苑的收入。同时，评弹艺人力争在吴苑的会书中一鸣惊人，如许继祥、夏荷生都是在吴苑书场“唱会书唱响的”。反过来说，吴苑深处的说书场对艺人水准要求亦越来越高，乃至有了“只有头二等脚色，可以上场，此外只有望洋兴叹而已”的评论。
评弹书场与苏沪城市文化
通过民国苏州吴苑深处书场的考察，似乎能够使得我们得出一种关于苏州评弹书场与城市关系的新看法。
现有研究一般将苏州书场与上海书场置于社会经济的比较关系当中。如部分学者便借用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说明“19世纪中叶以后，顺应江南经济社会中心由苏州到上海转移的结果，构成评弹中心市场的诸要素如书场、演员、书目、听众等都逐渐由苏州向上海发展转移”，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便一举成为了整个评弹艺术的核心。唐力行先生亦总结归纳了“男女共坐一书场听书”、“男女评弹艺人同台献艺”、“用苏州话做广告”、“各游戏场纷纷推出加入海派文化要素的苏州弹词戏”、“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六点作为上述结论的印证。
豫园湖心亭
问题是，如若仅仅是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抛出如书场设施、广告宣传、报刊创办等因素，那么确实能以一数字化标准将上海视作评弹艺术的中心地。但如若我们放开眼界，从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这一较为感性、私人与主观体验式的认识入手，便不难发现苏州评弹艺术并不能实在地分地区进行比较，中心地与否也无从谈起。
就如本文所研究的吴苑深处来看，其作为书场的功能，一直处于苏州城市中的核心位置，邀请的艺人大多如张福田、谢品泉、朱兰庵、朱菊庵、夏荷生、杨月槎、杨星槎等响档，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应与20世纪30、40年代在上海常年演出的严雪亭、蒋月泉、唐耿良、张鸿声等量齐观。
上海沧洲书场演出广告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消闲活动，听书的习惯与传统一直充盈在苏州人行为之中，不管是陆宗篁还是其他人，都将苏州评弹视作生活方式之一种，并进而内化为足以代表近代苏州的城市文化。笔名为“横云阁主”的书场老听客张健帆最能表达出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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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为上海人，而酷慕苏州人之安闲生活，尤向往吴苑吃茶之清谈风味。惜乎劳人草草，虽曾二过吴门，均无茶叙机缘，怅惘奚如！因念儿时在沪，即嗜听书。其时各书场，延聘之说书艺人，仅一、二档，或只一档，须说足一小时有半。如规定下午二时半开书，一般老听客，恒于一时许相偕入座，择志同道合者，各据一角，品茗闲谈，与在茶室无异。迨界开书时刻，说书人登台献艺，始肃静无哗，侧耳倾听，听书与吃茶两得其便。况书场中亦有小吃，邀友聚晤，惠而不费，仅无听书癖者，不耐久坐耳。厥后各书场互相竞争，纷邀名家响档，隶书场献技。有连续五六档，如说会书，费四五小时者，纵使提早入座，瞬间开书，便屏息静聆，亦无时间与同座者高谈阔论，偶尔低声细语，辄为旁客厌恶，嘘声阻止，此为纯粹书场气派，不能兼充茶馆。听书时虽有茶可饮，奈与茶室品茗，畅言无忌之风味迥异何！近数月来，连游无锡、嘉兴、松江、湖州诸埠，探访弦边婴宛，均曾入座听书。凭予观察所及，深觉内陆旧式书场依然保留古风。大抵每场，书仅一档，听客到场极早，把盏品茗，笑语声喧。洎乎弦索叮咚，或醒木一拍，则又鸦雀无声，但闻“书”声矣。予知苏州新旧书场，强半沾染上海风气，竞以多排响档，以“堂堂阵容”争胜。如欲吃茶清谈，宁趋吴苑。会当偷闲两个半日，专诚至苏听书，再与游侣在吴苑深处，分坐躺椅，品茗吃闲食，随便谈话，其欢乐畅快为何如耶？
换句话说，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少史料能够论证民国时期苏州评弹于上海的强势崛起，但对于像张健帆这样的老听客来说，在书场中的闲暇逸趣才是听书真正追寻的感觉。如果只是冲名家响档之名而去，全然没有与友人、伴侣一同啜茗、聊天、休憩的氛围与感觉，那么如此听书便似乎不得要领了。更重要的是，像吴苑深处这种既能够在茶馆环境、茶水、小吃、空间等方面尽善尽美，又能够开辟书场延邀说书人弹唱的茶馆而言，最能够符合张健帆的期待。
上海四川路广东茶楼
因而，我们能够这么说，如此恒常的社会文化与空间体验浸润于城市之中，并没有因为上海评弹市场的崛起而消解，反而是在整个晚清民国都保持着一股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单就城市文化与日常生活状态而言，简单地将上海视为民国时期苏州评弹中心是可供商榷或可更换角度思量的。
抗战以后评弹茶馆的衰败
可惜的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吴苑深处，在抗日战争后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有人观察到：“我也曾到苏州的心脏——吴苑湾了一湾，但因时候还早，尚不十分挤轧。号称苏州'拉丁区’的爱竹居，也相当冷落，过去每天聚在这儿碰头的一班'文化人’，大概都给胜利风吹得星散了，不复再有豪兴袖着秘戏儿来这儿欣赏了吧”。
民国时期苏州街景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很多程度上是抗战胜利后省会重新迁出苏州，以及社会金融、经济局面的萧条，如1947年吴苑深处的茶费便从600元上涨至900元，茶馆内的茶客数量被形容为只有“小猫三只四只”。即便吴苑深处紧跟时尚潮流，在茶馆中“忽然添设了一个西点部，居然卖起牛奶、咖啡、可可、巧克力来，连同土司每客五百元，其他如火腿、鸡蛋、三明治、美式蛋糕布丁、美式鸡肉各洛吉等，倒也花色繁多，应有尽有”，似乎也并未能挽救其愈发惨淡的经营现状。
而到了1949年4月27日苏州城解放后，吴苑深处的生意更加清冷了起来：
自苏州解放后，这家茶馆自朝孵到晚的饮茶者，显然是逐渐的减少了，据一个茶客招待员说：“现在逢到星期天，最多泡出五百壶茶，平日仅在四百壶左右，和过去比较起来，差得远了！”言下不胜今昔之感。在新社会的影响下，只有努力生产，方是正经，有闲成天孵在茶馆里的人究竟是不多了。现在全苏州近八十余家茶馆，除了玄妙观里的“三万昌”与“品芳”两家因兼营其他生意略好外，其余的茶馆营业无不一落千丈，最近有五六家茶馆已在休业了。
陆文夫小像
苏州本土文学家、美食家陆文夫也观察到:“解放以后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到了1956年，吴苑也顺应公私合营的发展潮流进行改组，原先在茶馆里的各业茶会也都已经取消。到了六十年代，吴苑深处仍在顽强经营，1965年冬季还举办了苏州评弹学校62、63级毕业公演。“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众坐茶馆被认为是一种不良风俗，茶馆一再被撤除或兼并，吴苑深处也难逃被关停的宿命，苏州城内仅保留红园、红星、创新、瑞金、回民等五处，规模亦不如民国之大，改革开放以后才略有恢复。
当今，吴苑深处茶馆的实体虽早已灰飞烟灭，整个苏州城茶馆也已“所剩无几”。但即便如今，还有余绪被留存在城市记忆之中，如由陆文夫创办的《苏州杂志》还开办着名为“吴苑深处”的专栏，苏州评弹博物馆的书场亦被命名为“吴苑深处”。虽早已沧海桑田，吴苑深处作为一文化符号却依旧种植于苏州人日常生活之中，延续着昔日的辉煌。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中国史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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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老听：《书坛话旧（一）》，《金刚钻》1933年9月20日，第2版。
[2] 芋栗园主：《听书随笔》，《生报》1939年2月21日，第3版。
[3] 叶圣陶著、商金林编：《家住苏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182-183页。
[4] 陆宗篁：《补过日新·己未下》，《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第3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5] 听客：《朱兰庵与吴苑堂倌》，《大光明》1929年11月17日，第4版。
[6] 秩音：《乐园消夏序》，《先施乐园日报》1919年7月28日，第3版。
[7] 李峰主编：《苏州通史·人物卷》（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0页。
[8] 朱恶紫：《江南书坛一怪——朱兰庵》，苏州杂志社编：《〈苏州杂志〉文选·故人》，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年，第4页。
[9] 听客：《姚民哀为苏州梅兰芳》，《大光明》1930年1月9日，第4版。
[10] 苗埒：《吴苑深处（天堂小语之六）》，《立报》1936年8月8日，第2版。
[11] 《朱双档吴苑盛况》，《苏州明报》1936年1月27日，第7版。
[12] 有关苏州评弹中心的转移以及书场的变迁，可参见李寅君、张笑川：《民国时期苏州评弹的新趋势》，王国平、李峰主编：《苏州历史与江南文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4-218页。
[13] 由于年代较久远，笔者并未搜寻到朱兰庵所演《西厢记》之唱本，但通过评弹艺人杨振雄（朱兰庵之再传弟子）对于《西厢记》的整理经历中可以得知：“即以唱词来说，原著的词章大都优美典雅，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弹词中来。不然雅虽雅矣，广大群众却难以接受了。再说，原著中唱词是按各种曲牌撰写的，这和评弹的演唱要求距离颇大。评弹的唱词要求清新明白，朗朗上口。一般为七字句，比较严整，每句唱词还要求乎仄和谐。整理时既要适当保留原著中的重要词章，又要使之符合评弹演唱的要求，做到雅俗共赏，这确是很费推敲的。整部评弹《西厢记》，有三百余档唱词，每档少则几句，多至二，三十句，拦路虎多，工作量大。”（杨振雄：《西厢记·杨振雄演出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7页）。《西厢记》中的唱篇典故极多，从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文学角度来看，基本上无书能够出其右，“小书之王”《珍珠塔》亦不如之。
[14] 青狮：《书坛琐䛡（中）》，《大光明》1930年4月18日，第3版。
[15] 村松梢風：『新支那訪問記』，東京：騷人社書局，1929年，第244頁。
[16] 高仓正三的日记中有两次记录其赴吴苑深处书场听书：“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下午去吴苑听书”（1940年2月11日）；“从三十日（阴历二十七日）开始一连三天在吴苑举行年终饥寒维持会的义捐说书。不管是日场还是夜场我都去听，除了纯粹的说大书听不懂以外，说小书和滑稽还是听得懂的，特别是由于女弹词的《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凤喜娘子的表白全用的官话（指普通话，即以前的北京话），所以听得相当明白。风喜的话有时用京韵大鼓，有时又讲北京官话，与讲单口相声的三语楼有相似的倾向，但依然保持着评书艺人的风采。”（1940年8月31日）参见【日】高仓正三：《高仓正三苏州日记：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1939—1941》，孙来庆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第108、237-238页。有关高仓正三来苏之前期准备与途中撰写之研究报告以及死于苏州的情况记录，可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648800、6.高倉正三（H-5-7-0-6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7] 《茶社中竞说会书》，《苏州明报》1927年1月21日，第3版。
[18] 《会书问题已解决》，《苏州明报》1927年1月24日，第3版。
[19] 《调解光裕社茶业公所会书问题启事》，《吴语》1927年1月24-28日，第1版。
[20] 王宵：《民国时期评弹演出机制初探》，《都市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351-353页。
[21] 笔者在此列举长篇苏州弹词《弦索春秋》中的例子：弹词艺人李逢春由于刚出道，在市场上并无太多名气，只能在乡镇小码头演出，甚至于“踏场子”说书，生意惨淡。但在一年一度的吴苑深处评弹会书中，李逢春做足准备，不但唱篇极佳，而且说表优秀，因此被上海书场老板看中而邀请做了来年的年档。（参见张如君、刘韵若：《弦索春秋》，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249-260页）另外，顾颉刚也发现：“会书者，每一艺人只说其平日最有精彩之一段，含有较艺之意义。如此人说得有漏洞，无精彩，或此人平日尚可而此日以精神紧张致错误者，听客中有一人喊'打面汤’，只得低头下台，此人在一年内即不得在城内说书矣。此亦一严格之考验也”。（顾颉刚：《苏州说书》，《苏州史志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
[22] 瑞麟：《吴门书场旧事》，《上海书坛》1950年7月29日，第2版；张鸿声：《书坛见闻录：夏荷生会书的遭遇》，《新民晚报》1963年12月8日，第3版。
[23] 逸僧：《谈谈“说书”》，《申报》1938年12月6日，第12版。
[24] 申浩：《雅韵留痕：评弹与都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60页。
[25] 唐力行：《开拓社会文化史的新领域：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导论》，“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0-14页。
[26] 杨月槎、星槎昆仲演出可参见《苏州明报》1926年10月17日，第3版。
[27] 横云阁主：《听书与吃茶》，《苏州明报》1946年12月5日，第6版。
[28] 扬丁：《苏州不复是天堂了》，《中国新闻》第2卷，1945年12月15日，第9页。
[29] 《涨啊涨啊白物涨纷纷 苦呀苦呀苦了小百姓》，《苏州明报》1947年2月14日，第3版。
[30] 任重：《吴苑售西点》，《铁报》1946年10月7日。
[31] 行人：《苏州解放前后》，《进步日报》1949年5月25日，第4版。
[32] 康民：《苏州著名的茶馆“吴苑深处”生意清淡》，《大公报》（上海）1949年8月31日，第7版。
[33] 陆文夫：《门前的茶馆》，秦兆基选注：《苏州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34] 潘益麟：《消失的书场》，《苏州杂志》2018年第4期，第72页。
[35] 吴宗锡：《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苏州市平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江区志》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753页；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2册，第851页；John C.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2，p.143。有关成都茶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变化，可参见Di Wang,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
[36] 燕华君：《今日的苏州茶馆》，《苏州杂志》2000年第2期，第7页。
[37] 贾杏年：《走进“吴苑深处”》，《苏州杂志》1998年第6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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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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