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救了苏轼（图）

文/许嘉利

偶翻《宋史》，见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以诗得罪、险些送命的案件，深有感触。

《宋史》记载说，由于曹太后（1016～1079，宋仁宗皇后。英宗即位，尊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她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成为保守派的后台）竭力而巧妙地劝说当政帝王宋神宗不要滥施诛杀，以免破坏了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苏轼才得以免除死罪。曹太后营救了才华盖世的文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苏轼，否则，我们就读不到他谪居黄州后的精彩诗文了。对此，连千年后的我们都应感谢曹太后。

                                         

苏轼                                           乌台诗案

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获罪的。所谓“乌台诗案”，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一场文字狱。案情是，有官吏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他所作的诗句，给苏轼拼凑、捏造出愚弄朝廷、攻击新政、妄自尊大等罪名，逮捕了苏轼，把他抓进乌台，关押了4个月。苏轼在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担任过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遭到贬谪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引发了保守派和变法派的激烈斗争，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由于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他的父亲苏洵和汲引他的大臣欧阳修都是保守派）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在这转折关头发生的文字狱，正是高层政治残酷斗争的反映。

从这一点看，关于苏轼死罪何以得免的问题一定要从高层政治问题来考虑，绝非一般性的因素可以左右的。我在百度百科看到一篇分析苏轼乌台诗案始末的文章（以下简称百度文），写得非常有学问，大家不妨一读，必有收益。可是我觉得该文对苏轼死罪何以得免的问题，没有抓住要害，甚至到手的鸭子又飞了，怎么说？

百度文全面列举了苏轼死罪得免的原因，我给分拆如下：

1、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神宗一时举棋不定。

2、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3、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4、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她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经过分拆，看得更清楚。在以上四条原因中，第1条“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的分量最重。但是，对于这一条，神宗并不是一定要执行，而是“一时举棋不定”，必须有更高更重的理由才能解除神宗的种种困惑，使之敢于和乐于免除苏轼的死罪。

第2条宰相吴充拿曹操一时容忍“击鼓骂曹”的祢衡作比，企图以此说服神宗，犹如隔靴搔痒，怎能奏效？

第3条已经罢相的王安石本令神宗头疼，如今说一点人云亦云的冬烘话，不令神宗发怒就幸运了，还能指望什么？

第4条请出了曹太后，本来应当把问题说清了，可惜曹太后只重复当初仁宗如何欣赏重视苏轼、苏辙兄弟的话，其分量显然不会超过第1条的太祖誓约，又岂能奏效？

读了第4条，我觉得似有遗漏，拿起《宋史》一查对，果然，百度文把曹太后最重要的、最终打动神宗的话给省略了，或者说忽略了。现在我把《宋史》的这段记载原原本本抄过来，请大家看看：

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豫

中闻之，谓帝日：“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日：

'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

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

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以上涂红部分，是百度文省略了的。这是曹太后最后说的带结论性的两层意思，至关重要。第一，有人中伤苏轼，他并不一定真有错。即使他的诗文有过错，那也是很轻微的。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用文字狱罗织罪名的根基，曹太后真是反对宋代文字狱的领军人物，佩服！第二，不可因冤枉失实、溢施刑罚而损害安定和平的大局。因诗文小错而滥施惩罚，就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千万干不得！我快死了，算是临终嘱托吧！——曹太后的这番话犹如泰山压顶，神宗怎敢不依？又如醍醐灌顶、仙丹入腹，神宗焉能不服？神宗感动得哭了，免除了苏轼的死罪。

以上纯属一时感言，仅供参考。（二幅图载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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