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沉吟先生
北宋立国之初，大多沿袭晚唐、五代余习，多流连光景之作。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锴，学习白居易通俗诗风，以明白浅近的语言描写故国之思。
继之而登上诗坛的是王禹偁，反对宋初浮华之风，学习杜甫、白居易，时有长篇五言古体佳作。稍后又有隐士魏野、林逋等人，以及“九僧”出现，追尚贾岛、姚合，多写山林宁静清幽的隐居生活。
真宗时，杨億、刘筠、钱惟演等馆阁文臣学士，尚李商隐，以所作唱和之诗编为《西昆酬唱集》 。辞藻华丽，堆砌典故，刻意雕琢，人称 “西昆体”，曾风靡一时。
对于西昆体浮华的诗风，不少人深为不满，但不满又如何，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所有人都不行，所以西昆体很是流行了一阵子。
直到北宋中叶，终于来了一个行的。
他叫欧阳修。
欧阳修周围，还聚集了一大批人，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人，大力矫正西昆流弊，转向崇尚风格。“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不过欧阳修受韩愈影响，诗作虽然语言流畅，风格清新，但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梅尧臣的诗歌不仅是“因事有所激”而作，而且不加雕饰，风格质朴刚健。龚啸评梅尧臣诗：“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苏舜臣“发其愤闷于诗歌”，敢于批评时政，诗风粗犷豪迈，直率自然。
可以说，欧、梅、苏扭转宋初柔弱的诗风，为宋诗的发展拨正了方向。
但进一步的繁荣还有待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批重量级诗人的崛起。
王安石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诗歌创作和政治活动紧密相连。他反对西昆派“以其文词染当世”，主张为文“务为有补于世用”，所以其诗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晚年居钟山时所写大量景物诗，工丽明净，清新别致，艺术上境界已经很高。
推进宋诗发展，作用更大的是以苏轼为首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创作群体。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与李廌，也叫“苏门六君子”。
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当然也是大词人，连同前面提到的欧阳修，之后谈宋词时会专解），也是杜甫之后集大成的诗人。其四千多首诗题材多样，内容丰厚。雄伟奔放而又宛转流利，清新明快而又沉郁含蓄，神采飞动而又生意盎然。还以散文笔法入诗，酣畅淋漓，议论纵横，表现出才高学博，气势豪健的艺术个性。一些诗篇还极富理趣和深邃的哲理。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春宵》）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春江晓景二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苏轼以“新天下耳目”的诗歌创作，不仅完成了欧阳修、梅尧臣所开创的革新事业，而且把宋诗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苏门弟子虽出于苏轼门下，但并不亦步亦趋，而是各有所专（从这个角度，也侧面证明了苏轼一代宗师的风范）。其中以黄庭坚最为杰出。
黄庭坚主张诗歌要“以俗为雅”、“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其诗既有脱俗风雅的风韵，又有傲岸不群的个性，被后人尊为“江西诗派”的宗祖。
“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陈师道，又是一个苦吟诗人。他不仅苦，还穷。
陈师道早年师法黄庭坚，后转而学习杜甫，注重锤炼诗句。但因闭门造车，境界自然难以开阔得起来。
靖康之变后，南宋王朝仅有半壁江山，对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渡之初，诗坛上还为江西诗派诗风笼罩，曾几、陈与义均为代表人物。
但宋金两家随时都要开撕了，文人自然不可能坐在家中埋头读书，专心苦吟。总得跟上政治形势，于是山河破碎、抗战救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类的主题，又成了时代的主旋律。陈与义又成了代表人物，简直就是安史之乱时的杜甫附身，所以杨万里说他“诗风已上少陵坛”。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
被杜甫附身更厉害的，是陆游。
在陆游九千三百多首（没看错，就是九千三百多首）诗中，始终唱响着抗金雪耻、收复失地的时代最强音，至死不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都不瞑目啊，比之诸葛孔明的“死而后已”更胜一筹。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当然，九千多首，虽多是故国情思，故人情怀也有。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二首》）
《沈园二首》是陆游为悼念前妻唐婉而作，作于其流传千古的《钗头凤》（会在下一期谈宋词时谈到）四十四年之后，其时陆游已七十五岁，重游沈园，悲从中来，化为两首“古今断肠之作”。
与陆游一道的还有三个人：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他们四个，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
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继而学王安石，晚学唐人绝句，最后“忽若有悟”，抛开前人，自成一家（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杨过与张君宝。杨过是在金轮法王一句“博采众家固然甚妙，但也不免驳而不纯”的启发之下，时而发癫，时而沉思，更时而发昏，七日内昏迷五次，忽有所悟；张君宝某一日仰望浮云，俯视流水，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忍不住仰天长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可见文武之道，原是相通。等写完这篇文章，沉吟先生也去闭他半个月关试试），号“杨诚斋体”，新鲜活泼，浅近明畅，空灵俊秀，意趣盎然。
范成大前期也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摆脱其束缚，也自卓然成家，除吟咏山川风物，田园生活之外，也多为民疾呼、抗战救亡之篇。
同样不满江西诗派作风的，还有一个小集体：“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灵”多写自然小景，书写闲情逸致，形成“清瘦野逸”的诗风。
受“四灵”影响又自成一派的是江湖派诗人。这个群体很杂，就是一锅大杂烩，除刘克庄、方乐等人外大多是功名失意之士，以及“山人”、“食客”。其中刘克庄较为突出。
南宋后期，国势日益衰微，北方元蒙兴起，灭金后不断南侵。所以南宋末年的诗坛又绽放出一抹别样的光彩。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等诗人的爱国热情biubiu四射。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汪元量《醉歌》）
辽和金是两个与宋对峙的异族政权，民俗习尚虽与宋不同，但受汉文化影响颇深。辽代文学文献不足，作品流传较少，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帝王后妃所作。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和天祚文妃萧瑟瑟较突出，有晚唐五代诗风印记。
金代诗人，早期多为由宋入金之人，或是出使被留的南宋文士，多故国乡土之思。后期因元蒙威胁，刘迎、宋九嘉等人作品多写战争之苦。稍后的近代杰出诗人元好问、李献甫则多方面反映战争流离、民生苦难。金代诗坛或尊苏轼，或尚江西诗派，大体不出宋诗范围。
元代诗坛的序幕，是由金代遗民拉开的。
南宋灭亡后，郑思肖、林景熙、赵孟頫等人入元，亡国之痛成为元初期诗坛的主要倾向。
除由金入元的的元好问之外，赵孟頫为代表人物。赵孟頫本为宋朝宗室，身经亡国巨变，又出仕新朝，即为宋亡而哀，又因仕元而愧，其诗作哀婉凄怨，真切感人，寄托深远。
元诗歌繁荣期是仁宗皇庆至文宗至顺年间。政治稳定，大都为文士聚集之所，上追李杜，下模晚唐、宋诗，代表人物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
除四家之外，还有吴莱、陈泰、吴师道、萨都剌、黄镇成等人，但成就较高的只有萨都剌。其诗篇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也充实，风格多样，既有明丽清俊之篇，又有豪迈奔放之作，还有险劲刚健之诗。
元末政荒治乱，兵戈四起，诗人的人生态度也各不相同，沉湎声色者有之，借酒浇愁者有之，浪迹江湖者有之，归隐山林者有之，关心时事民生者亦有之。
王冕并不以诗名世，而画名彰显，尤擅画梅，自号梅花屋主。但有部分佳作，其中一首《墨梅》最近比较火。当然《墨梅》其实本就颇有名气，但要家喻户晓，还得归功于十九大。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墨梅》）
十九大刚刚开完，一些所谓的文人在票圈直夸领袖不仅一身正气，诗才也是不同凡响，大大滴才高十七八斗。大大是不是才高十七八斗不敢随便置喙，但这些所谓的文人拍马屁水平之低劣，当可断言。大大听到了，估计也会啐你一脸，可惜的是，人家听不到。
元末诗人中赫然成家的，是杨维桢。他力倡古乐府，诗号“铁崖体”。《铁崖体古乐府》，多咏史拟古之作，诗思奇险，异想联翩，好用奇辞，尤重藻绘。一些民歌风味很浓的《竹枝词》，语言通俗浅近，清新明快。杨维桢在元末居于文坛领袖地位，杨基、张宪、贝琼等人均出于其门下。
元代诗坛早期有江西诗派余风，后学唐，受大历、元和诗风影响，晚则学李贺、李商隐、温庭筠，大体成就不高。勉强来说，也有其独特风貌，为一代之音。元诗地位正如吴梅所说：“上接唐宋之渊源，而后启有明之文物，此元诗之不可废也。”（《辽金元文学史》）
明王朝建立后，有着“华夷之辨”正统思想的诗人，自然是歌功颂德之声居多，代表人物是刘基和“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以及因“白燕”诗传诵一时而负盛名的袁凯。
刘基长于古体，以古朴雄健见长。“吴中四杰”中成就较高的是高启，高启是个超级模仿秀，“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又能自出新意，“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
“吴中四杰”之外，还有被称为“闽中十才子”的林鸿、郑定、高棅等人，标举盛唐，讲求韵律，虽趋步前人，也有一定特色。
永乐、弘治前后，占据诗坛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三杨身居高位，主要是应制、颂圣，常常是法螺与颂歌同响，马屁与高帽齐飞。与现在流行的“老干体”倒是有些相似，比“老干体”好一点的地方是多少还讲究一点艺术，虽然拍马屁，也还雍容典雅，冲和庄重，不像“老干体”，不仅不讲究章法，而且是怎么俗怎么来，怎么恶心怎么来。但不得不佩服的是这种“台阁体”在官场倒是有市场，流行了将近百年。
这个时期，与“台阁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于谦。
于谦久任地方官，了解民情，多爱国忧民之作。诗风质朴平易，深得白居易新乐府神韵。一些反对瓦剌（蒙古一部落）侵扰的诗篇，充溢着豪迈慷慨之气，虽有平直散缓之弊，但在“台阁体”风靡之时，实为难能可贵。于谦喜以物自喻，但与众不同的是，别人都喜欢梅啊，竹啊，菊啊，兰啊，鹤啊，他偏偏不。
他喜欢矿，最为世所知的莫过于一黑一白。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煤炭》）
稍后的茶陵诗派李东阳，虽未完全摆脱“台阁体”诗风，不过他论诗以严羽为宗，又宗法杜甫，对诗歌艺术如结构、法度、用字、韵律等有较深体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坛萎靡之习，开前后七子先河，有“力挽颓澜”之功，在明代前期诗坛有一定地位。
明中叶以后，诗坛上发生较大变化，最显著的是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同时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公安派等等，一片吵吵嚷嚷，鸡飞狗跳（见拙作《漫谈中国古代散文》）。
前七子中，除倡导者李梦阳外，比较有影响的是何景明，虽也主张复古，但不泥古，重变化创新，加之富于才情，俊逸豪放，清丽端雅又多含讽喻，在“前七子”中是一个能开户牖的诗人。
嘉靖、万历年间的后七子中，影响较大的李攀龙、王世贞，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 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文苑·王世贞传》）。攀龙早逝，世贞领导诗坛二十余年，晚年诗风始渐趋平淡。
在复古之风盛行之时，杨慎、文徵明、唐寅等并不景从，自筑堂奥，各以诗名。
万历年间，袁氏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地为名，跟公安局没一张粮票的关系，此节不可不知）”，创性灵说，反对拟古，反贵古而贱今。袁宏道曰“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与江进之尺牍》）、“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与邱长儒尺牍》）。倡导“独抒性灵”，“从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才是真诗、好诗。三袁的创作，主要成就虽然在散文，但诗歌不刻意雕琢，流利洁净。不过有些诗作则流于浅露。一些诗人专学袁宏道俚俗之风，变本加厉，风华情味俱失。对此，沉吟只有一句话：你说相声去好了，写什么诗！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反对“公安派”的俚俗，大力倡导“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一心“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以求绝出于时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诗歌怪字奇句连篇，再一次为美特斯邦威代言：不走寻常路。
不求最好，但求最怪。
明代末年，又进入了历史的死循环：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
抗战救亡的题材，没跑了。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等人，是为代表。
清初易代之际，不少诗人参加过抗清活动，多写民族危亡，如顾炎武，“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沈德潜《明诗别裁》）。吴嘉纪反映贫民生活及盐工辛劳的诗篇，以白描真切取胜，古淡高远。王夫之、黄宗羲多感慨时事之作。钱澄之擅田园诗，其他如归庄、吕留良等，均有抗清经历，明亡后不仕清朝，因而诗篇感情深沉，悲凉苍劲。
被称为“开国宗匠”的是由明降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他们因降清而大节有亏，但对清代诗歌的发展有大的影响。
崇祯十四年（1641），23岁的才女美女兼妓女柳如是慕钱谦益的才名，嫁给了59岁的钱谦益。没想到柳如是看走眼了，福王时，钱谦益通过舔马世英的腚当上了礼部尚书。
明亡后，柳如是劝夫君，你跳湖殉国吧，然后我殉你。钱谦益用脚试了一下水，说水有点凉，夫人咱再商量商量？柳如是说那算了，你隐居吧，我也随你，钱谦益说好吧好吧。
然后降清。
后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钱谦益说头有点痒，然后出门而去。柳如是以为他用篦子篦发去了，没过一会儿，脑门铮亮拖根辫子回来了。
袁枚说“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但钱谦益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诗坛领袖的影响则不能抹煞。
所以有时候，这个人品和学问才情的关系，还真不怎么大，例如宋之问，例如钱谦益，例如郭沫若……
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所杀，从此明最后血脉亡。
钱谦益听说后，提笔写了一首诗。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后秋兴》）
也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怪不得有人说他是“矫饰”。
吴伟业同为降清名士，人品就比钱谦益好一些，后来说隐居就隐居了。
不过跟钱谦益一样的是，都与美女妓女很有关系。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吴伟业《圆圆曲》）
从此，陈圆圆视吴伟业为心中第一知心人、大才子。
康熙时期，除“南施北宋”（施闰章、宋琬）外，主盟诗坛的是王世祯。
王世祯论诗推崇严羽“妙悟”、“兴趣”，标举“神韵”，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最高境界。王世祯提出“神韵”说，倡导诗歌含蓄蕴藉，空灵悠远，推崇冲淡、清远、超逸的艺术风格，其实是对司空图、严羽诗歌理论的发展，都包含着对诗歌审美特征比较深刻的理解。
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对他二人都给了当头一棒子：“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弱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并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人间词话删稿》第十六条），这种评价显然偏低，文人相轻，倒也可以理解，但没必要贬损严王。
与王世祯齐名的是朱彝尊，号称“南朱北王”。朱彝尊早学唐人，晚学宋人，风格沉雄，为浙派大家。
乾隆年间诗坛上，除“神韵说”外，还有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吵吵嚷嚷，互不相让。就诗人来说，袁枚、赵翼、蒋士铨号称“乾隆三大家”，其他尚有张问陶、洪亮吉、姚鼐、王又曾等等。
鸦片战争前后，诗坛又发生了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诗歌着眼于现实，针砭时弊，追求自由，艺术上也独具面目。其余姚燮、鲁一同、朱琦、贝青乔、张维屏等人也各有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品，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是由时代决定的。
晚晴诗坛的显著特点是流派众多，但大多是宗汉魏六朝或盛唐及宋诗，如邓辅纶、王闿运的湖湘派提倡学六朝及盛唐；何绍基、莫友芝、郑珍等尊两宋的宋诗派；陈三立、陈衍、沈曾植、夏敬观等兼采唐宋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康有为评黄遵宪的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人境庐诗草序》），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派诗人的显著特色。当然，被称为“同光体”的陈三立、陈曾寿、袁昶等人作品中，也有悲愤国事之作，不过学习古人倾向严重。从黄遵宪到宣传民主革命的“南社”诗人，创作的思想倾向虽然一为改良，一为民主革命，但总体风貌仍是对龚自珍的继承和发展。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自序》）。一种文学形式流传久了，往往会僵化，不能创新，自然会慢慢走向衰亡，因此每个时期都有一种代表了当时最高成就的文学形式光照千秋。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和元曲就是这种“一代之文学”。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诗至盛唐，已达巅峰。唐之后，在古典文学史上绽放出璀璨光辉的，是宋词及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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