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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上的艺术宝库--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

大漠风烟出宝库,

千年艺术世人追。

能工巧匠不知处,

留有恢宏仍耀辉。

再游莫高窟

时隔廿载见奇观,

深锁千年有内涵。

珍宝无穷难复制,

精心呵护可延年。

早年在电视上初知莫高窟,觉得遥不可及,不想后来还真的来到莫高窟。2019年10月12日,再次拜访莫高窟时,自觉熟悉,实则不然。

(此片为红叶先生拍摄)

深秋季节,艳阳高照。景区大门处以鲜艳的红色美人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人眼前一亮。

在此,乘坐景区电瓶车来到莫高窟景区。前行中,一处独立的泥土色高塔引人注目。

不远有几处造型各异的塔散落在路边,这让人想起嵩山少林寺的塔林,只是规模小很多。

突然,一座多层斗拱牌坊立在眼前,上有蓝底金字:石窟宝藏,再上面有一个立式的“莫高窟”牌匾。虽然十分老旧,但雕刻技艺仍显精湛。

游客纷纷在此留影。

大牌坊的另一侧上面的牌匾仍然是“莫高窟”,中间是“三色揽胜”。

前行不远,又一处“莫高窟”的牌坊赫然在目,牌坊背面便是莫高窟的全景。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甘肃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规模,石窟南北长1600米,上下5层,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来到近前,可见一面山壁上全是大小不等的几层洞窟,有的还有木质斗拱飞檐,显得更为豪华。放眼整个洞窟,好像一座巨大的建筑上开了若干个小窗口。

旁边有一处用围栏保护起来的四边有人物雕塑的木塔,与洞窟交相辉映。

还有几处石碑上有飞天的雕刻图。

整个洞窟都是有编号的,有的墙面上是三层,有的是五层洞窟。仔细观察,一处231号洞窟墙面和屋檐下还留有壁画的痕迹。

我们去的那天,游客如织。

莫高窟目前对游客开放的只有四处洞窟,我们参观的第一处洞窟是96号。这处洞窟,就是在莫高窟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九层红色廊柱飞檐建筑。

我们步入洞窟,只见窟内有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的大佛,这是莫高窟的第一大佛。

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记载,这尊大佛为唐代武周证圣元年(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所建。是佛国三世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即释迦牟尼的“接班人”。大佛的制作方法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的石沙岩体上凿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再用草泥垒塑、用麻泥细塑,最后着色而成。这尊大佛因多次重修,已非唐塑原貌,但仍不失雄伟壮观的气势。

窟前的建筑为九层楼,因其共有九层而得名,原为四层,晚唐(874~879)年间建成五层,宋初(966年)重修,九层楼是1935年建造,它飞檐高耸,层层递升,色彩艳丽,雄伟壮观,是莫高窟的标志之一。

因景区规定洞窟内不许拍摄,所以只能眼观,未留影像。我只在门外拍下了门楣上面几幅壁画,都是人物壁画,其中还有一处拜佛的场景。

门外两侧的壁画保存得尚为完好。

接下来,来到了100号洞窟。此窟是五代敦煌地区统治者曹元德的功德窟,是为纪念其父、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所建造。洞窟甬道的南北壁绘有曹议金父子及回鹘公主等供养人像。窟内塑像均为清代重塑。窟内墙壁绘有《曹议金统军出行图》和《回鹘夫人出行图》,人物众多,场面浩大。

从两幅内容丰富、场面宏伟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曹氏政权时期政治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发展。

(此片来自网络)

莫高窟每一层洞窟都是由石栏杆围起来的,墙面远观整齐平滑,近看则是粗糙的沙砾结构,整体非常壮观。

接下来参观了148号洞窟。这是敦煌大族李大宾家族开凿修建的一个大型涅槃窟,窟内佛教造像均为同时期制作。

148窟窟主李大宾家族是唐代敦煌典型的世家大族,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极其显赫,李氏家族还是一个具有深厚佛教信仰传统的家族,其在莫高窟开凿有331、332、148三处“家窟”,即"当家三窟"。

主室佛台上塑涅槃像长15米,涅槃是指释迦牟尼80岁时达到不生不灭,长乐我净的最高境界。

这是一尊卧佛,面形丰满,双眼微闭,左手自然放于左腿之上,衣纹柔软,随身体起伏而变化,一副安然入睡之态。

涅槃像后塑有佛弟子、天人,各国王子、佛姨母、菩萨等举哀像七十二身,经西夏重修。

四壁绘有《涅槃经变》、《弥勒经变》等,还有亭台楼阁,青山绿水的壁画。

窟顶为盛唐时所绘千佛,虽经1200多年,仍色彩鲜艳。

(此片来自网络)

还参观了138号洞窟,只见洞窟门楣上有一副壁画非常清晰,上有花瓶,鼎,还有烛台等生活用品。

洞窟前不仅有壁画,而且是雕梁画栋,色彩鲜艳。

第138窟为南区最南端的大窟之一,是晚唐阴氏家族修建的家窟,主室壁画为晚唐所作。全是经五代,宋、元、清几次重修,已面目全非。清代对该窟中心佛堂上的塑像进行了重修,同时还补塑了几身塑像,成为今天的“送子娘娘殿”。

在莫高窟游览,到每一个洞窟参观都需要排很长的队,等候一段时间,并且分时段进入。由于洞窟狭小,讲解员是在外面游客排队时讲解洞窟故事的。

一处通向洞窟的小门楼,木雕也非常精致。

据资料介绍,敦煌石窟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492个,按石窟建筑外观和功用分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窟(中央佛坛窟)、覆斗顶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改进,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形式,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

在多个洞窟外存有较为完整的唐代、宋代木质结构窟檐,是木结构古建筑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主要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丰富和手艺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

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也蜚声海内外。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雄伟瑰丽。

(此壁画是莫高窟103窟“各国王子听法图”拍摄于敦煌博物馆)

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莫高窟最为知名的就是藏经洞,我首次来时曾亲眼所见。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此片来自网络)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像,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据洞中出土的文书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让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纷至沓来,他们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古文献资料近四万件。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他以帮助兴修道观为由,取得了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录购得了570卷敦煌文献,共掠走1万余件文物。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由于伯希和在北京炫耀敦煌珍本,引起清廷重视并下令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送进京。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及亲友们又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现在莫高窟还建有“藏经洞陈列馆”。利用原莫高窟下寺改建而成,陈列着跟藏经洞有关的文物,包括流失到国外的敦煌遗书和绘画的复制品,以及藏经洞的发现和被劫掠的历史回顾,并且有敦煌学的发展现状介绍。

 (此片来自网络)

在莫高窟,除了藏经洞的文物大量流失外,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道士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另外,还有某知名画家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共剥损的壁画共约30余处。

说到壁画,令人想到那些画师。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僧官、画僧,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里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是令许多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了,正因有这样一批优秀而又伟大的无名者的辛勤付出,才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艺术瑰宝。

(此片拍摄于敦煌博物馆)

近代,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被瓜分和壁画、塑像的损坏令人心痛不已。

好在后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文物得以保护。

返程时,看到路边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

这里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展室。

见到常书鸿、李承先的文章介绍敦煌飞天。

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的铜像。

铜像后边有常书鸿的一段话:“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绝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1984年,改名为敦煌研究院,多年来,敦煌文物不断得以研究、维修与保护。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还加强国外合作,1992年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位于售票处对面,为半地下式“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陈列中心主要展览莫高窟的考古发现、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历史、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介绍;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有敦煌莫高窟的创建、壁画摹本珍品、画工绘制洞窟使用过的绘画工具、精美的古代丝织物、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真迹;敦煌花砖艺术;还有各年代石窟复制等展示。再现了敦煌石窟的发展历史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精品。

说起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有一个人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樊锦诗。樊锦诗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工作40余年,一生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82岁的她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18年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 2019年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还被誉为“敦煌女儿”。

就在我撰写此文中,恰巧一本我于20年前首次去敦煌莫高窟时购买的从未阅读的《敦煌壁画故事》跳入眼帘,我立即开卷捧读,这本由敦煌文艺研究所编写、出版于90年代的书籍,讲述了具有神话色彩的《九色鹿的故事》、《鹿夫人生莲花》等44个壁画故事,令我收益匪浅,有助于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理解。

敦煌莫高窟不论是建造、彩塑,还是壁画、藏经,都是华夏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可谓大漠上的一座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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