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的下台为曾国藩等人提供了很好的政治舞台,使得帝国斜阳里出现一道难得的良币驱逐劣币的霞光。但真正的斗争是在中枢之内。随着肃顺的崛起,在政坛上咄咄逼人,让翁心存、周祖培、祁寯藻等老臣备感威胁。
何桂清与彭蕴章是同年进士,与祁寯藻等人渊源极深。他们原本在钞票、科场诸大狱中与肃顺相忤,受肃顺重视的曾国藩等湘军将领自然被他们视为政敌。何桂清总督两江后,自以为是东南柱石,他一再向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及京中好友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公然提出“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其权力欲望可知。
中枢的政治斗争自然会波及到地方,他们支持何桂清极力打压曾国藩等湘军将领,极力想挽回颓局的肃顺不能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何桂清事件发生后,彭蕴章被迫去职,穆荫接替了首席军机大臣一职。何桂清之死,与肃顺没有关系,肃顺已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的祺祥政变中被处斩,彭蕴章复出后于次年病逝,至于曾国藩更无权决定何桂清的生死。
相反,1861年初再度复出的彭蕴章,履职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再上奏《密陈事务六条》,仍然念念不忘要削夺曾国藩之权:“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诋楚军、削曾国藩权者,三致意焉。”
面对远在中枢的重臣反复的排挤,曾国藩毫无办法,他拿什么与人斗?曾国藩自从于1852年丁母忧离京后,长达十余年没回过北京,远离中枢,远离了中枢权力斗争,深谙盈虚消息之理的曾国藩无论是总督两江、直隶还是统帅湘军期间,对权力斗争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他在与九弟的信中阐明了这一哲理:“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为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陆,是指陆建瀛,两江总督,因太平军围攻金陵时,逃跑致使金陵陷落,被处死。何,指何桂清,两江总督。肃,是指肃顺。陈,是指陈孚恩。陈孚恩为人喜欢钻营,政治上是一个投机客,先前阿附军机大臣穆彰阿,排挤林则徐等人,得到穆彰阿的保荐重用,参与军机。
咸丰年间,陈孚恩又倾向于肃顺,任兵部尚书。咸丰十一年间,亲近怡亲王载垣。查抄肃顺家时,得陈孚恩“暗昧不明语”私书,被视为肃顺的死党,革职籍没并发配新疆。太平军刚起事不久,陈孚恩即先于曾国藩回江西老家办理团练。太平军兵临南昌城下,陈孚恩提议巡抚张芾求助于许真君这一“江右福主”,借神灵庇佑来守城。巡抚张芾和陈孚恩一起斋戒沐浴,迎许真君至南昌城章江门城楼上,每天率下属上香两次。巧的是南昌城在被围三个多月后尚能坚持。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了解江西情形的曾国藩说:“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陈孚恩)不得辞其责。”他认为陈孚恩带坏了江西的风气。因此,他勉励陈宝箴说:“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反对斗智斗力之强,主张自修处求强。曾国藩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那些指斥曾国藩参与和何桂清等人的政治斗争的观点不合史实。
晚清湘军及其周围能够崛起一批有胆有识的人才,跟肃顺的关系确实很大。肃顺是满州贵族中少有的几个看清了只有汉人才能挽救败局的人之一,其政治敏感性超乎他人。若不是他狂妄自大,败于与慈禧的斗争,或许晚清会真的出现一场“中兴”。肃顺也并非盲目的重用汉人,而是有所选择的,其出发点是以拯救大清为重。肃顺虽然在历史上口碑不好,但有爱才之名,“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清世说新语》称:“肃顺优礼贤士,而又有知人之鉴。”
有名的“肃门五君子”,即王闿运、高心夔、龙汝霖、李寿蓉、黄锡焘,加上郭嵩焘是六人,奏请将李元度革职回乡。曾、左这样做,目的就是通过对李元度施以辣手,防止其他湘军将领学样,保持湘军团结,否则,何以治军,何以取胜?曾国藩所做的仅止于此。他不参与也不属于任何集团,他唯一的目的是保障指挥畅通、调度周全和湘军团队的战斗力。
如果他确有什么集团,也犯不着刚刚打下金陵便主动裁撤湘军。他的斗争对象主要是王有龄,王有龄在杭州被围时,曾国藩曾指示左宗棠“舍浙守江”。
曾国藩领湘军十年,长期客寄虚悬,得不到地方实职,这是曾国藩没有党争的明证。对此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清廷忌惮汉人掌权之故。这种观点貌似正确,实则只是皮相。要厘清晚清政局的这一真相,先得考察真实的满汉关系。
清廷推行的是满人领导一切即“首崇满洲”政策,首先表现在六部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实权系于满人。军队里武官也是以满人为首。凡核议政事,皆满官“一人主之”,而汉官“相随画诺,不复可否”。但如果以此认定晚清满汉关系却有失偏颇。
如果说,曾国藩因清廷忌惮其汉人身份而长期得不到实权,那么在他稍前的阮元、林则徐、陶澍、李星沅、骆秉章、张亮基、陶恩培、胡林翼、何桂清等大批汉人督抚又作何解释?据统计,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满人任督抚者125人,汉人229人。从这组数据来看,清朝前期地方督抚以汉军旗和汉族人居多。直到乾隆才一改前例,尽量多用满人。
乾隆对其父雍正重用汉人督抚的做法颇有微辞,他曾评论雍正最信任的几位督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不及鄂尔泰。”在他眼里,汉人督抚都不如满人督抚。
其实呢?在平定西北诸乱时,主要依赖岳钟琪、杨遇春、杨芳等汉人,不过,受重赏的却是满人傅恒等。在乾隆朝汉人出任督抚的确实极少,官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也不多,这就是被后世推崇为“千古一帝”的乾隆真面目。而乾隆的做法恰恰反映出汉人势大的历史现实,他力图纠正这种做法。
至嘉庆、道光二朝汉人督抚又明显增加。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只设巡抚,有清一代,130任山东巡抚中,汉人54位,占41.5%,满人44位,占33.8%。因此笼统地认为清廷忌用汉人,显然是不合史实的。相反,在道咸时期却是满洲贵族支持汉人督抚,而汉人高层却排挤汉人督抚。
如肃顺、奕等满人就支持曾国藩等湘军将领,而祁寯藻、彭蕴章等汉人则坚决反对重用湘军。他们认为,如果重用汉人为督抚,一旦他们坐大,拥兵自重,将会威胁到中央皇权,故而需要对汉人任督抚加以限制和打击。祁、彭等人显然是力图以“拥兵自重”的罪名排斥其他汉人冲击他们的权利和地位。曾国藩长期不受清廷重用,主要就是受到祁、彭等汉官高层的打击。
可见以满汉矛盾来解释这段历史,是自相矛盾的,不得自圆其说,掩盖了晚清政治斗争的真相。两江政局背后,是中枢内部的斗争。在清廷中枢,还有一股力量,即以文庆、肃顺为首的满人大员,着眼于当前大变局,着眼于早日平定江南,重用汉人作督抚。其中获益者便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事实上,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咸丰再摇摆不定,原来他寄予很大希望的何桂清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导致江南大营瞬间崩溃,而没抱多大希望的湘军却在安庆进展顺利,血的事实给咸丰上了一课,拯救大清的希望就在曾国藩等人身上,不给予其地方督抚实权,则无法成功。这根本不是曾国藩与何桂清斗争的结果。赵烈文洞悉其变,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清廷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等地军务,一则是清廷此前所用非人,二则战争发展的必然,这里面固然有中枢大臣肃顺的主张,但实则是大势所趋。湘军将领逐步握有地方实权,成为扭转时局转变的一件大事。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前,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实授湖南巡抚,骆秉章补授四川总督,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
真正与曾国藩斗争的是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国藩曾在奏折里对王有龄有过公开评价,称其“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继何桂清之后,王有龄曾经企图分化湘军,李元度成为最典型的例子。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他主动投书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引起曾国藩的重视,先入曾幕,后成为湘军骨干。曾国藩称自己对李元度有“三不忘”,关系极为亲密。咸丰十一年(1860年)五月,太平军席卷苏南,苏浙震动,浙江巡抚王有龄明知李元度系曾国藩嫡系,有意将他拉拢过去。他自行上奏朝廷,保荐实授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并要求将李元度交自己差遣委用。
接任两江总督不久的曾国藩识破了王有龄的用意,奏调李元度为皖南道,打破了王有龄的阴谋。李元度优于文学,带兵非其所长,但李元度喜欢谈兵,文人习气浓厚,也颇有书生带兵立功的愿望,多次主动请求上前线。
为了磨砺、成就李元度,同时也防范李元度被人拉拢,曾国藩不得不让他带兵。加上李元度有一股子忠勇血性,既然实授道员,也理应履职分忧。于是派李元度率军三千,进驻皖南重镇徽州。为表慎重,深知李元度优缺点的曾国藩特意与他约法五章。
他估计太平军兵力达4万,湘军明显兵力薄弱,因而行前叮嘱他只要守住十几天等援兵到来,就是大功一件,在援兵未到达之前,只需坚守城池,不要主动出击。不料想李元度一离开就将曾国藩的要求抛之脑后,主动出击,派兵四出。
结果,不出十日,侍王李世贤率军来攻,李元度大败,徽州失守,皖南门户洞开,太平军逼近曾国藩大营祁门。危在旦夕甚至写下遗嘱的曾国藩依然担忧着李元度的生死:“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他甚至深愧是自己用违其才,害死了这位老友。直到曾国藩收到李元度的信,才知道李元度兵败逃跑,信中还百般推卸责任。
更关键的是,李元度不逃往曾国藩驻地祁门大营,而是败窜浙江开化。这让曾国藩敏感地意识到李元度受了王有龄的拉拢,其行动“尤可骇异”。二十多天后,李元度终于回到了祁门大营。然而,让曾国藩大跌眼镜的是李元度毫无悔过之意,仍然多方辩解,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支取了一笔欠饷后,自行回湖南老家了。先前还在奏折中替李元度开脱罪责的曾国藩见此不得不上奏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戒。不想毫无反思的李元度倍感冤屈。
这时,王有龄再度以请李元度回湘募勇成军,返浙助战为拉拢。李元度不顾胡林翼来信好心规劝,在“诏如所请”的情况下,自募一军取名“安越军”赴浙,公开与湘军决裂。其实,胡林翼在信中已明示他不要受人挑唆,所附非人,后果很可怕:“近闻右军(王羲之,官右军将军。这里暗指王有龄———引者)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之却,何耶?岂未免动心耶?大抵吾儒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
劝其不要“随人指嗾,而因失所亲”。可惜李元度纯粹一介书生,哪里懂得官场政治玄机呢?为了纠正李元度之错,避免湘军分裂,胡林翼上奏李元度的功绩,清廷恢复其按察使衔,并赏加布政使衔。曾国藩受命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后,命左宗棠赴浙“剿办”,该省提镇以下均归节制的名义,使李元度归左宗棠调遣。
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可以说,曾国藩这是用何桂清、王有龄当年对付罗遵殿的手段来反治其人,显示了在湘军内部团结问题上,曾国藩毫不含糊。此后,曾国藩再次参劾李元度,逼其解散“安越军”,李元度也不听左宗棠劝说,不断地索饷、闹情绪,左宗棠见其不识好歹,汝纶、尹耕云、邓辅纶、莫友芝、盛康、许振袆、赵树吉、刘树堂等各地才俊都深得肃顺的赏识。
巧的是,肃顺赏识的这些人恰恰又和曾国藩有着亲密的关系。郭嵩焘是曾国藩至交,早年是湘军“财神”,后入京,被陈孚恩推荐给肃顺。
在二人的推荐下,郭嵩焘得以奉命进入南书房,接近权力中枢。高心夔是江西湖口人,出身书香门第,湘军进湖口时,高氏练五百乡兵投于曾国藩门下,进幕府,参赞军机,后入京师,“宾于尚书肃顺之门”,向肃顺极力推荐曾国藩,“左右其事”。李鸿裔,四川中江县人,拔贡出身,乡试中举后捐资为兵部主事,与曾国藩相识,亦与肃顺亲近。
咸丰十年(1860年)出京后入胡林翼幕,胡死后入曾幕,“勤朴廉俭,综核精密,尝管国藩军需,年余出纳至三百余万。”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均为湖南长沙府人,且与曾氏相熟。尹耕云,是曾氏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曾国藩“极器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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