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世祖武皇帝 太康三年 282年
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
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译文】春，正月初一，皇帝亲自祭祀于南郊。礼毕，感叹地询问司隶校尉刘毅说：“我可比汉代的哪个皇帝？”刘毅说：“桓、灵。”皇帝说：“何至于此？”
刘毅说：“桓、灵二帝卖官鬻爵的钱都归国库，陛下卖官鬻爵的钱都归个人。从这方面来说，大概还不如！”
皇帝大笑说”：“桓、灵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朕有直臣，已经胜过桓、灵二帝了。”
【解析】一、斗争性
虽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听起来东汉桓灵二帝似乎有些昏庸，可桓灵二帝的斗争性是很强的，而晋武帝明显不如。
桓帝依托宦官，诛杀把持朝政的跋扈将军梁冀及其党羽，终结了东汉外戚专权的时代。又扶持宦官和世家大族作斗争，开启了党锢，大肆抓捕和杀戮不服的士族党人。
灵帝传承桓帝打压士大夫集团的方针，连皇后都不惜立屠户的女儿，为的就是培养亲信外戚。
虽然何进后来也倒向士大夫了，但一开始灵帝立何后的目的，就在于扶持外戚和宦官对付世家大族。《资治通鉴》：后本南阳屠家，以选入掖庭。
太学是帝国的最高学府，世家大族把控了太学，就基本笼络了读书人，笼络了读书人就等于把持了官场，把持了官场便有实力和皇权叫板。
汉灵帝便另创鸿都门学，和太学争夺天下的读书人，争取到了读书人，皇帝便争取到了中层和基层控制权。
所以灵帝专门招收寒族和平民子弟，入学培养，灵帝对鸿都门学出身的士子非常重视，动辄让他们出任刺史、尚书、侍中等要职，有的甚至还封侯。
其意便是要突破世家大族对于知识的垄断。太学和鸿都门学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因此，世家大族对鸿都门学是非常鄙视的。
《后汉书》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由此可见，桓灵二帝的斗争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很有前瞻性，早于司马炎一百多年，就开始整治世家大族的问题了。
反观晋武帝，世家门阀大而不能倒，有一贾充而不能制，连太子娶谁当老婆都做不了主，只敢在各方势力之间来回搅和。
所以敖让说，晋武帝的斗争性不如桓灵二帝，桓灵二帝是破立之君，而晋武帝是糊裱匠。
二、权力深度
桓灵二帝的权力深度优于晋武帝。
正如刘毅所说，桓灵时代，卖官鬻爵的钱进入国库，而晋武帝卖官鬻爵的钱都进了自己腰包。
刘毅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西晋财政紧张，这一点桓灵二帝和晋武帝是类似的，再一个是说晋武帝对国家机器的掌控不强。
对国家机器的掌控有多强，就意味着权力的刻度在哪里。就这点来说，晋武帝不如桓灵二帝。
桓灵二帝至少还能掌控国库，而晋武帝连国库的事务都难以插手。
要是财政宽裕，哪个皇帝会卖官鬻爵？要是能支配国库，哪个皇帝又会把钱装入私人腰包？
桓灵二帝，卖官鬻爵的钱敢放进国库，这说明国库在桓灵二帝的掌控之中；晋武帝将卖官鬻爵的钱自己收起来，这说明对国库没有支配权。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若男人敢于随意支配家庭收入，他又何必藏私房钱？沦落到藏私房钱的地步了，说明家庭收入的大头不归他支配，地位堪忧，至少是在忍耐。
这一点从党锢也可以看出来，桓灵二帝开启党锢，将反对皇帝的贵族士大夫阶层追杀得鸡飞狗跳满地跑。
这说明桓灵二帝在中央还是比较强势的，只是在地方上斗不过世家豪族。
最终汉灵帝的权力格局，果然也是从地方上开始崩塌的，黄巾之乱一起，汉灵帝搞的党锢就被破解了。
因为皇帝对地方控制力不足，有求于地方势力，要依靠世家大族，出钱出人出力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为此，汉灵帝不得不解除党锢，任由世家大族成立保安团，帮助剿灭黄巾。
最后，黄巾军的主浪潮倒是压下去了，但灵帝的权力格局也崩溃了，汉末诸侯，哪个不是靠刷黄巾军副本起家的？
因此，敖让以为，黄巾军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棋子，是被蛊惑、利用甚至资助的对象，黄巾军是世家大族依托地方挑战皇权的抓手。
而晋武帝呢？
相比于桓灵二帝，他甚至连中央的绝对权威都没有，马隆西征时，他调不动军队，又控制不了武库，卖官鬻爵又不敢入国库，太子娶贾南风的问题又不得不妥协于贾充。
甚至连到底是为老父亲司马昭守孝三天还是三年的问题，他都争不过大臣。
因此，敖让以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司马炎在中央都没有太多优势，更不必谈地方控制力。
这一点晋武帝是不如桓灵二帝的，司马炎要是有能力将反对派赶得到处逃命，那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了。
三、历史机遇
一个人的奋斗固然很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刘毅说晋武帝不如桓灵二帝，主要体现在斗争性、权力深度和历史进程这三点。
历史进程在东汉桓灵二帝之时，局面尚可为，因此桓灵二帝便还有斗争性。
权力是通过不断地合作与斗争得来的。
而历史进程走到晋武帝时，局面已难有作为，因此便基本失去了斗争性，没有了斗争性自然就失去了权力深度。
从历史机遇上看，晋武帝时期的局面，是难于桓灵二帝的，桓灵二帝依托尚好局面，大破大立，最后失败了。
而晋武帝的开局有难度，生前尚能维持住大局不乱。从这点来说，刘毅说晋武帝不如桓灵二帝，话是说重了点。
因为二者的操作难度不一样。但敖让仍认为，晋武帝不如桓灵二帝。
因为咱们读历史不是要对过去负责，不是要对晋武帝负责，晋武帝后宫万人，他日子好着呢，用不着谁可怜。
咱们读历史，是要继往开来，是要对未来负责。
晋武帝只是个向时代屈服的聪明人罢了。他的命运无关紧要，哪怕他是皇帝，他也是自甘堕落、逆来顺受、醉生梦死、与世沉浮的皇帝。
普通人向时代屈服叫顺势而为，但作为执天下缰绳的统治者，这叫与世沉浮，这是可耻的。
桓灵二帝再不好，他们至少还有斗争性，而司马炎再困难，他终究是一个屈膝跪地的被征服者。
这就好比房子着了，火势很凶，一个人觉得铁定救不了了，不仅冷眼旁观，还本着不浪费原则，顺势在旁边烤了个烤全羊。
而另一人却虽知能力有限，却仍然在尽心尽力的救火，最后火还是没救下来，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现在我告诉你，如果将历史进程比作房子，那么司马炎就是那个顺势搞烤全羊的。
对不对历史负责是态度问题，有没有成功是能力问题。
从历史进程上讲，稍微一掂量，就知道哪些是马上能做到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做到的。
马上可以做到的事，便有名利可图，不用讲都会有大把人去做，咱们没必要凑这个热闹。
而世事艰难，很多事情做起来却总是很困难的，总是暂时难以做到的。
难道暂时做不到的事情，暂时无利可图的事情，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都不去做了吗？
如果每个聪明人，都像司马炎一样，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心态，抱着顺势躺平的心态。
全都不仅不愿为历史的发展，主动做出哪怕一丁点贡献，反而还要顺势渔利，那就没人去将历史进程往前推哪怕一点点。
那么，我们认为暂时做不到的事情，就永远都做不到。因此我们读历史，决不能读成顺势烤全羊的司马炎！
而是要读出毛泽东同志那种独立寒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境界，那种舍我其谁的魄力。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沁园春·长沙》是1925年写下的，那时候他还在搞农运，三十一岁的毛主席，便有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高度。
这是支撑着他一直走下去的根本，否则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当着也不坏嘛，还折腾什么呢？
所以敖让以为，读史先立志，读书先立志，做事先立志，为人先立志，时刻都应反省，所作所为合乎道吗？
唯有事事以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准绳，读史才能读出境界来，否则无论再怎么钻研，也不过是庸庸碌碌之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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