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煮酒君
人对世界最初、最直接的观感，来源于视和听——而“视”更要先于“听”。岂不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是人们对于双眼绝对依赖的写照。眼睛，是当今社会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相对于现代人拥有先进的科技而言，古人要更加的蒙昧一些，他们对眼睛的依赖更甚于我们。
现代人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忽视视力问题，这当中，又尤以学生的视力问题严重。大学校园里戴眼镜已经成为常态，视力正常的学生在其中甚至有几分鹤立鸡群的意味，而我们排除眼疾，发现近视大致是由手机、电脑，以及书本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如此说来，古人只有书本，缺乏了手机和电脑这两个“帮凶”，他们的眼睛应该是“杠杠的”。
其实不然。我们查阅资料，才发现古人的视力问题其实也是非常严峻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请给您的窗户装上玻璃吧”，这温馨的广告词之下，是让人有些咬牙切齿的“看不清”，我们就算心有不甘，却也只能乖乖的掏腰包来矫正视力。不过古人却没有什么办法对视力进行矫正，如果有一天眼睛近视了，那就是坏了，没有半点办法可想，如此，也就让人尤为重视对视力的保护。
读书，是为古人保护视力的“头号大敌”，但习四书五经考取功名，是旧社会人们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决计不可废置，他们读起书来，那可是不计代价，就算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古人读书，少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之辈。不过这就给他们的眼睛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读书，尽管精神可嘉，却是为他日近视埋下了“极好”的伏笔。这里提一下关于“凿壁偷光”这个典故，杜撰可能性很大，毕竟古人们不像当今社会一样用电灯，油灯或者蜡烛之流的光想要穿墙而过“养活”一个读书人，可能性不大。
因为读书把眼睛搞得很受伤的，最著名莫过于白居易。白居易自幼苦读诗书，虽然最终以文才名动天下，视力问题极严重。白居易没有近视的概念，只是觉得《眼暗》，“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他在这里明确将眼病“归功于”读书太过用功，言下颇为懊恼。不过他虽然懊恼于眼病，却没有半分“悔过”之意，他在《慵不能》一诗中又写道，“架上非无书，眼慵不能看”，真可谓是“眼睛不息”，战斗不止啊。无独有偶，南宋文学家陆游亦为眼病所困扰，他在《解嘲》一诗中写道:“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莫道终身作鱼蠹，尔来书外有工夫。”仅是一个“枯”字，便可以看出，陆游的视力问题已经是非常严峻。还有黄庭坚、杨万里之流，哪个都是满腹经纶、双眸无神的“读书眼”，不过这票人都算是“屡教不改”的典范，不论眼睛如何，这书是不能不看的——读书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生存所必需要的手段，但他们仍然不顾一切的希望能够沉入书中，书之一道，已经融入他们的骨髓，成为了他们精神的一部分。
区别于这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仁人志士，还有一类人，也因为长年累月的读书而导致视力出现问题，二者区别在于，白居易等是不忍释卷，这些人却是不能释卷。白居易捧着书读，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这些人则是为了汲取“书”中的信息。古代的管理阶层多是如此他们为让整个系统运行下去，为了让更多的人有饭吃，能够生存下去，只能日夜操劳，皇帝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一国之君说起来还是威风，可苦楚也是常人难以想象：每天每夜的批阅奏折，处理政事，想不落下点职业病、不近视，谈何容易？当然，也有一些皇帝不必日夜勤政，这里以隋朝炀帝杨广为代表——大隋二世而亡，就是这隋炀帝给闹的。
在早些时候，造纸术尚未出现，人们使用竹简之流作为书册。考虑到轻便等问题，刻在竹简上的文字就不能太大，这也就引发了夜晚阅读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无解的——就算有蜡烛、油灯之流，对眼睛的伤害仍是不可忽视。到后来，纸张被发明出来，人们制作出了线装书，这个问题仍然没能解决，因为线装书上的字虽然比现代刊发的字要大上很多，也无法降低光影交叠对眼睛的损害。
现代医学证明，在不动手术的情况之下，想让近视患者仅依靠药物的治疗恢复正常视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古人们在此道之上最伟大的成就，也就莫过于预防了。预防近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劳逸结合，杨万里便是此中的佼佼者，“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风听雨都有味，健来即行倦来睡。”这是他的应对之法，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可行，诸如寒窗学子，皇帝等等，谁又肯浪费时间、放下手上的事情呢？于是人们另辟蹊径，采用药物防治。
中医推崇自然之道，多采用植物进行防治，如雍正时期，皇帝用杭州进贡的城头菊制成的菊花枕来养神，效果颇佳。不过在这里菊花起了多大作用实在值得商榷，多半还是养神的这会功夫让眼睛得到了休息的缘故。古人相信吃菊花对眼睛是有好处的，而且多倾向于艳黄色的菊花，采来与粟饭同煮同食，这个嘛，效果不太好说。除了菊花而外，枸杞也是“明目安神，有助长寿”的一大明星，甚至《志雅堂建杂钞》里说用枸杞子榨的油来点灯，“观书益目”——这多半就是瞎掰了。在古书里，有明目功效的食材实在不少，如山药等，还得到了李时珍的盛赞，功效有多少，其实是很难衡量的。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这可说是古人对于保护视力最靠谱的理论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史上这样做的人，著名的有李煜、王安石等，将屏风搞成皂色，对眼睛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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