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莽这个人是按照儒家思想的内核要求，按图索骥，一步步把自己打造或者伪装成一个儒家君子，获得了西汉全体阶级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才一步步走向了人生巅峰的。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是王莽人生起飞的发动机。那么，为什么王莽在当皇帝之后，他的“发动机”就突然不好使了呢？从而使得他这架本在高空翱翔的战斗机迅速坠落！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解释其实有两种原因，东西还是那个东西，突然不好使了，要么是使用的人变了，要么是应用场景变了。
首先，王莽确实变了！不对，应该在他当上大司马后，他就变了，而且一直在变。后来，他当了皇帝了，就变得更明显了。
他的身份变了，立场也就变了，诉求也就变了。以前他是要讨好各个阶级，以求获得他们手里那张“选票”，现在他是希望各个阶级来讨好他，以求成全他至高无上的威严；以前他是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现在他是用儒家思想来要求别人。
比如他和之前支持的豪族迅速产生巨大的矛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他是慷他人之慨去讨好豪族，豪族觉得这个和和气气的老头比较好打交道，所以就支持他。但是他当了皇帝之后，豪族的崛起严重削弱了皇权的控制力，巨额侵占了皇权的利益量，他自然就会豪族翻脸了。
王莽这个人书生意气还是挺重的，他依靠儒家学说成功登顶之后，其实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先静下心来，辩证地总结和反思前面的经验得失，而不是意气风发地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之中有很多影子，比如那些走技术路线上位的领导。这群人容易犯什么错误呢？第一就是喜欢用自己当年自我要求那一套反作用到下属身上去；第二就是喜欢把自己研究的理论不顾实际情况嫁接到管理上去。
犯了这样的错误，王莽注定是不适合当皇帝、搞管理、搞改革的人。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原来支持他的阶层，他都管不好。前面介绍了豪族阶级，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西汉末期的主要知识分子儒家弟子。
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们，他们就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库，用不好或者不用他们，那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人才炸药包，而且还是威力无比巨大的那一种。
人的欲望往往是跟自身能力成正比的，古代由于教育资源稀缺、教育门槛极高，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人才资源，这也导致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如果他们的期望值得到满足甚至超越，他们就会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肝脑涂地；反之，他们则会心生怨恨地加以报复。比如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等人，他们在各个国家穿来穿去，其实不就是想给自己卖个合适的价码吗？秦国没有重用苏秦，苏秦便搞合纵来报复秦国。张仪在苏秦那里吃了瘪，就跑到秦国搞连横对抗合纵。其实，大家仔细去观察这些人，绝对是个顶个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利益面前，什么思想、主义，张口就来，随时可变。
所以，大家明白知识分子之前为什么愿意支持王莽了吗？他们把王莽视为自己的标杆、榜样、代表和偶像，也把王莽视为自己实现理想的希望，希望王莽登顶之后，能把自己这个阶层顺利带到一个新高度。
结果，这帮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学子弟，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化界的主流就是儒学）化身为青年革命军把大师兄王莽推上了皇位，却发现世界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甚至与他们的幻想格格不入。
巨大的落差使得他们心里充满怨气，他们怨恨谁呢？一个自然是没能满足他们期待的王莽，革命成功了，你咋就不能学学汉武帝，也来一个罢黜百官、独尊儒生呢？另一个便是前面提到的豪族，豪族由于在各方面资源都占优势，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大部分晋升通道。
看明白了没有？是不是和我们职场很多失意的大学生一样？一方面怪领导没给自己机会，一方面怪竞争对手软饭硬吃。
其实这帮傻孩子就是读书没读通透，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当成必然的了。他们认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那么他们必须是官僚系统的第一梯队成员，怎么能被豪族子弟挡在前面了呢？不就是一帮富二代嘛，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是国家重点大学生！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学历和能力方面并不比他们差，背景、人脉各方面却甩他们几条街。
另外，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当初青睐儒家思想的初衷主要是看中了儒家的理论方便统一全天下的思想这一点，所以才把儒家推到了国教的地位。但他深知光靠儒家思想治国，还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一直用的是“外儒内法”的“王霸之术”！
这跟很多夫妻过日子一样的，为了树立广泛的良好家庭形象和口碑，男的在外使劲地捧女的，但他也知道这个家要真交给女的去管，那大概率会玩完。所以在家庭核心事物上还是用自己那一套去办。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了太学，规定了一定数额的儒家学子在太学学习一年并经自己考评合格以后，可以被委以中、下级政府职务。
这是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也是儒弟子第一次有了一个系统的渠道能够进入官场。
汉武帝的本意是感谢儒家思想为自己统一全天下思想提供了解决方案，所以专门为儒家子弟提供了绿色通道，实际上就是礼尚往来的意思。但是，有些同志却不能深刻理解这个问题，偏面地认为，以后儒家子弟都可以优先进入官场了。
汉武帝规定的一定数额是50人，允许授予的职务是中、下级（实际上就是下级居多，中级就是个彩头），这两点关键信息被很多人忽视了，这说明汉武帝就是意思意思一下就完事了，没打算大量启用你们儒家子弟。
有些事情，一旦前后领导的理解出现偏差，就会慢慢变得泛滥不可控。有了太学这个定点培训机构和“毕业包分配”这个先例的双重刺激，儒家便加强培养子弟的力度了，儒家子弟的数量便成倍地增加了。而汉武帝的继任者或主动或被动就慢慢放开了太学的招生名额，美其名曰：按比例招生！
太学的招生名额由汉武帝时期的50名，慢慢变成汉昭帝时的100名、汉宣帝时的200名、汉元帝时的1000名、汉成帝时的3000名（王莽当年利用此事，收获了士林的好评如潮）。
数量上完成了突破，那品级上完成突破也自然不在话下！比如汉成帝时的3000名太学生，难道他们一毕业全给他们安排小品级官职？有这么多小品级岗位吗？再说这样做出来的账面也不好看呀！
大量儒家子弟前赴后继地涌入官场，慢慢地，官场舆论的高地也被他们占领了。比如汉元帝当太子时就曾经因为劝他爹多用儒生的治国思路而差点被老爹汉宣帝废掉了。最后是看在汉元帝早死的亲娘面子上才忍住了，只是在用“霸王道杂之”教育完他之后，长叹了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为什么因为汉元帝偏好儒术便意欲废了他？他就对儿子这么没感情吗？对儒家思想这么排斥吗？怎么可能呢！恰恰是因为从苦难中长大的汉宣帝是西汉的最后一位明白皇帝，一方面儒家思想都能在治国方面把太子的脑给洗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另一方面，他十分清楚，大汉王朝经历汉武帝一朝的使劲折腾之后，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法家的“内核驱动”一定不能丢，否则就没法稳住局面了。
不是儒家思想不好，而是大破大立背后往往是大灾大难。这玩意跟现在开车一样，你突然踩急刹、急转弯，很容易翻车的。
制度、文化、思想这些东西的提高和完善，必须是渐进式的演化，必须是慢工出细活，你想搞“拿来主义”、“教条主义”、“照搬照抄”，那基本上死路一条。商鞅变法那么牛逼，山东六国照搬过去有用吗？
因为制度、文化、思想这些东西的内核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环境的孵化，才能真正形成。而真正宝贵的也不是这些东西的本身，而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沉淀时间和转化效果。
儒家思想才走上台面多长时间？它在西汉的生长土壤和条件有多完备？突然就让它全面爆发，那不是拔苗助长吗？
好在汉宣帝是个明白人，但遗憾的是，他却是最后一个明白人。
汉元帝继位后，儒家还是火箭式蹿升了，不仅皇家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而且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开始修习儒家，中下层官员也都是太学毕业出去的。
上行下效，民间学习儒家也是蔚然成风。
这样一来，以儒家子弟的身份走太学的途径进入官场的这条供应链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负面效应了。国家的官位就那么多，大多数的上层职位仍然被外戚这种关系户把持着，大量的中层职位仍然在地方的最牛豪族手中，剩下来才能用来安置太学毕业的儒家子弟，这让很多对自己寄予厚望却没捞到实缺的儒家子弟心有不甘。
皇帝学儒，实现了自己的统治目的，豪族学儒，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唯独越来越多的太学生被挤在了官场门外排队。
这让那些“心怀天下”却“报国无门”的太学生怎么想？他们会愤怒！他们会呐喊！他们会批判！他们会埋怨！这该死的社会！这该死的体制！这该死的政治！他们会一边幻想一边消沉！他们会一边虚无一边挣扎！他们会一边妄议一边暴躁！
当下很多大学生现身说法，说读书无用，其实背后不就是这种逻辑吗？每个学生寒窗苦读十几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踌躇满志地想去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但是一踏入社会，却发现处处不如意，一方面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另一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最后只能愤懑地说读书无用了。
其实，每一个国家、时代、社会、行业，它的可供分配的利益的大饼都是有限的。参与分配的人一旦过了饱和状态，也就是过了供需平衡点，就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内心感到失落。比如西汉末年那些太学生。
所以，任何行业的扩招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招进来可以，但也要能保证可以安排到位，不然，管杀不管埋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有些同志对于人性心理摸不透，经常会说一些无理取闹的话。比如西汉末年的太学生捞不到编制的事情，他们会说：三十六行行出状元，当不了官就没有活路了？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你读了几年书就不能干点体力活了？务农行不？学点手艺行不？做点生意行不？活人还能被尿憋死？怪只怪这些人读书读傻了！
这些话听着听解气，实际上还真不是这个理！假如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期望？如果你就想做个手艺人、生意人，你又何必读那么多书呢？
有些朋友又会话锋一转，这是国家（公司）的体制出了问题。其实也不是！归根到底还是实力出了问题，因为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既有资源，东西就摆在桌子上，但你根本就吃不下！
西汉就出了这种问题，儒家子弟根本就没有条件拥有广阔的通道，他的存在感或者出路都是幻灭的，这个时候，你必须严格控制他的输入！如果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没有一个渠道进行消化时，将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你要么有个什么事情让他钻进去就出不来，要么就能及时地、逐步地满足他的潜在需求。你不一定要像唐太宗那样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灿烂笑声，但是你必须要保证大多数的英雄在你这里能看到希望、找到出路。
西汉末年的那些“学有所成”的儒家子弟觉得我们儒教都已经是国教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也是我们儒家代表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之中还有很多人没有出路呢？这绝对是这个世道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纷纷以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理论将满腔的愤懑之情转化为一颗颗子弹狂扫社会和朝政，并无限幻想和鼓吹他们心中的理想状态。
这种理想状态自然不是凭空捏造的，否则说出去就没有说服力，世人会把他们当成一群疯子。但是如果这种理想状态有远古的先进理论支撑，并在某段时间存在过，那就不一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时的社会在开历史的倒车了，说在任的领导方针、政策不对路了。
这帮儒家子弟对自己学的儒家思想追根溯源，觉得真还有一个理想时代出现过！那就是上古的周朝，据说那个时代没有压迫与痛苦，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美好得不要不要的。
世人如果质疑这种言论是儒生们自己编造的，儒生们便会摆出很多儒学古书来站台！别闹，这些东西可不是我们胡编乱造的，而是传世经典上记载的，你们这群刁民觉得自己厉害还是那些古圣先贤厉害？立马就能让大部分人闭嘴。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无法程度不高，对古圣先贤也是绝对的敬若神明。
其实当时的传世经典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古籍的保存难度是相当大的，容易被天灾人祸毁灭，而且很多古籍都是孤本，毁掉了、丢失了、失传了，就难以恢复了，光是项羽火烧咸阳这么一下，就毁掉了多少古籍？
到了汉朝，官方倡导发行的经典其实就是五经，所谓五经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五经看起来并不多，但随便抽出哪一部都需要儒生们耗毕生之精力去穷其究竟。不是这些经典这么难懂，而是当时文化传承缺乏基础和共识。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对于“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样的句子都有共识了，知道养国子以道的“道”是什么道，知道教之六艺的“六艺”是哪六艺，但是那个时候，由于缺少前人的研究与传承，世人心中没有共识，大家都在按照自己理解解读这些东西，确实挺烧脑的。甚至，研究一辈子，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是错的，还得不到世人的认可。
讲白了，就是文化和理论缺少权威，这是一个极其悲哀而又困难的事情，别的不说，我们作为父母，如果在孩子心目中没有权威，讲什么东西孩子都想方设法地驳斥你、反对你、怀疑你，大家觉得能教育好孩子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父母文化程度很高却依然教育不好孩子，必须要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因为在大多数孩子心目之中，老师才是最有权威的，他们说的东西才是可信的。
另外，这些有限的传世经典，辗转不同的年代、经过不同的人手里传承下来，很多东西本来就流失了、带偏了，或者出现各种不同版本，让人莫衷一是。
比如孟子曾说过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不是教大家不要相信书籍里说的东西，这个“书”是《尚书》的意思，《尚书》最开始就叫《书》，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孟子觉得《尚书》不可全信，因为他发现《尚书》很多东西不全、不连贯，甚至就是断章取义。就跟我们看小说一样，看着看着中间就被人撕去了几页，导致整个故事情节根本就不完整、不连贯，逻辑上根本就无法自圆其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古代的文化传承其实是一项贵族活动，传授面比较单一，容易失传；其二就是文字文化不统一，解读有较大的局限性；其三就是因为文化载体的原因，不方便保存和复制；其四就是容易被人为破坏或销毁。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人家不是烧书，只是禁书，禁止民间随意传播各个学派的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把这些文化宝藏都收归中央，供政府专门参考、研究）和项羽火烧咸阳之后，很多典籍都付之一炬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很多民间的读书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典籍藏在墙缝里才得以保存，才把文化的火种存留了可怜的一部分。
汉朝流传的《五经》很多都是民间墙缝版，以《尚书》为例，汉文帝打算重修《尚书》，结果却发现朝野上下无一人知晓尚书，最后到处打听，在山东济南有一个70多岁的伏生手里还保留了一份残本。于是，赶紧派人（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晁错）过去学习、抄录。
本就是残本，又因为保存不善，再残一部分。然后跟着伏生学习，其实就是学伏生的个人理解，再残一部分，所以晁错最后给朝廷带回去的《尚书》其实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但是，聊胜于无，朝廷其实最需要的还是《尚书》这块金子招牌，缺什么东西不重要，大不了按照自己理解和意愿往里面加东西嘛！这和我们现在的商业注水的搞法是不是很类似。
所以，大家想象，西汉的儒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那些传世经典按图索骥，索出来的远古“社会主义”，可信度有多高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周朝那样的生产力下，他们拿什么去实现社会主义？人人有饭吃，难道他们用木制农具种地比西汉用铁制农具种地还能高产？人人有衣穿，难道没有掌握纺织术的比掌握了纺织技术的西汉人们还穿得好？
儒家子弟们鼓吹的复古思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大儒生因为自己的政治欲望得不到释放，他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状态强烈的不满而已。
那么，这种复古主义的风潮究竟有没有用呢？有用，而且相当有用。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知识极度贫乏的年代，舆论权是牢牢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的。他们干别的或许不行，但是打嘴跑绝对是未逢对手。
周代的“乌托邦”的概念一丢出来，西汉的老百姓就算不认同，但是要说反驳，只能是苍白无力地翻来覆去说：那不可能。而正方辩友儒家子弟们则可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这种事情愈演愈烈之后，政府甚至不得不妥协性地去调整一些政策法规来平息舆论风波。
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王莽其实也是一个儒家子弟。更为关键的是，他一直是儒家理论的最大受益人，他对儒家理论早已深信不疑，奉为圭臬。
原来儒家理论不光能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落魄子弟慢慢登上皇位，还能帮助我打造一个大同世界出来？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全国人民动起来吧。这就是后面的“王莽改制”。
另外，王莽这么搞，刚好迎合了儒生们的想法，可以平息他们的怒火和怨气。
那么，王莽改制最后为什么会以惨不忍睹、啼笑皆非而告终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真的不好，而是它就是个残本，有很多“秘诀”完全有可能是编造出来了，没有经过任何验证，纯理论性且是不一定靠谱的纯理论性的东西。
王莽终究不是金庸小说里的欧阳锋，居然把一套被改得乱七八糟的“九阴真经”练成了，但即便欧阳锋练成了“九阴真经”，最后也变得疯疯癫癫了。可想而知，王莽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不走火入魔才怪！
王莽在继皇帝位后，开始了迫不及待的“跟往事干杯”，开始花样叠出、力度巨大、频率密集的改制，最后终于在15年时间内把自己建立的“新”朝内改没了，也让自己在历史上贻笑大方而告终。
总结一下，王莽这一辈子，成也理想主义，败也理想主义，他靠儒家思想打造自己完美的人设，却被儒家思想之中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带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也可以反思为大多数理想型的书生是不适合搞管理的，这种理想主义者过度信奉曾让他受益的那一套，其实已经陷入了“成功者的偏见”，他们是很难客观科学地看待问题的，为理想狂奔，让所有人为他买单。
同时，需要提醒大家，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是可用又可怕的。这种人可以为欲望、理想、情怀奋不顾身，但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很难脚踏实地去面对一些挫折和委屈，求而不得，就把知识和能力变成了戾气和怨气的助推器，对周围的生态爆发出恐怖的破坏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闲置身边的读书人，得给他们找点事去消耗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忙碌起来就没时间去胡思乱想，就没机会形成心中的戾气和怨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