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朝的桓温——一个被中国正史否定了的人物，迄今还是贬斥得多褒扬得极少，何也？就因为他曾占领过东晋皇帝的金銮殿，而后却失败了。倘若他“篡夺”的政权巩固下来了，真得成了气候，那么，正史又该如何评价他？
“成者王侯败者贼”，早已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好似还没人逾越过。君若不信，就看如下史实：同样“脑后有反骨”的司马懿祖孙三代称王又称帝，在史书里列为“纪”，有谁曾说个“不”字呢？从娘肚子里生下来稍稍晚点的桓温，为司马家拼力气并不比司马氏为曹家拼得力气少，司马氏祖孙三代可以将曹氏的魏朝政权夺为己有，为什么桓温就不能模仿呢？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惟有能者居之。窃以为这话可能要被人扣上一顶“另类”的帽子，因为一般的说法是“惟有贤者居之”。可是，天下的事大而繁矣，有那么多贤者居天下的例子吗？如果我们固执地认为每时每地都有的话，“无毒不丈夫”又该怎么解释？再说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有本事也好，有德望也罢，天下者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就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说穿了，那些话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早被资本主义先驱否决了的，早被民主思想家批判了的，应该理解为整个句子都错了，不仅仅是一个“能”字和“贤”字的问题。但我们研究封建社会，还是可以争辩一番的，因为我们总不能拿现代世界的政治或者现代思想去苛求古人，只能用当时的事去评价当时的人，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不可逾越和不可复原吧？
“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可以说是桓温斗胆将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足以获得发明专利权了。不过，这是根据他的话翻译的，原话出自《晋书·桓温传》，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很多人把这句话与比他早的曹操那句“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联系起来，说两人同属于“狂言”和“霸语”。还有人说桓温是“破罐子破摔”，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我好歹到世上来过，还造反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管他是美名骂名呢？《晋书》是唐朝人房玄龄领头撰述的，是官方正史。房玄龄通过历史书籍真实地记载了其名言。在东晋王朝，桓温的名气很大，如果不把他写进历史，必然留下一片空白，好多事情都讲不通。但在《晋书》中，他与王敦粘连在一起，划为典型的反面人物，这样的定性，真得实现了他“遗臭万年”的先期估算。
若从早于桓温的曹操父子、司马懿祖孙来说，他们当年也是由于功高盖世而逐渐野心蓬勃，膨胀到一定程度便从量变上升到质变，曹操的儿子曹丕夺了汉朝的权，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篡了魏朝的位。历史好似不赞成权臣一下子就夺前朝的帝位，必须过渡一段时间再行改朝换代的勾当；而桓温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由他本人直接去夺晋朝的皇位，岂不是破坏了官场游戏规则？殊不知，晋朝比汉朝、魏朝腐败得多，这样腐败的王朝结束得越快越好，不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看，晋朝若是垮台了，天下芸芸众生的日子或许会好过一些。桓温弄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有其必然亦有其偶然，是人生的叵测所致，由于时势不同而价值取向也异，本来能办得利利索索的事情，在某个关口却用不上劲儿了，这种事在历史上并不乏其例。
正因为如此，《晋书》的撰修者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且看如下史实：房玄龄等著《晋书》的人，一方面把桓温打入另册，一方面却不得不描画出他的豪杰气象。他的传记先声夺人：未满周年，中书令温峤听了哭声便道：“真英物也！”接着写道：“温豪爽有气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你看，这个与三国时期的孙权、司马懿并肩的“英物”，自己建立个新王朝有何不可？
当然，我们不能光凭着他出生不久的哭声和成长过程里的长相来评价他，而要用事实来说话。他的一生可谓有声有色，彪炳史册的大事确实不少：灭蜀；第二、三次北伐。这都是不同凡响的举动！先说灭蜀，他自率步兵，径趋成都，蜀主李势面缚舆榇投降。桓温仍用蜀国旧官佐，举贤旌善，蜀人大悦。连史学大家蔡国藩都啧啧称叹曰：“至引兵伐蜀，一鼓荡平，举四十六年之蜀土，重还晋室，此固庾冰庾翼之所不能逮，何充司马昱之所未及料也。”即是说，像两庾那样的能臣干不出这样的漂亮活来，像重臣何充以及当时的皇帝司马昱连想都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关于桓温伐蜀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书籍写了他的奇闻逸事。譬如，在《世说新语》里，有关他的条目多达一百一十二条。一件件属于琐细的叙述，让桓温的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立在了我们面前。他在伐蜀时行军于三峡中，某官员捉了一只小猴，母猴沿岸哀号不舍，跟了一百多里，虽然后来跳上船，但已经气绝身亡。开膛破肚，见母猴肠子寸寸断裂。桓温得知，愤怒异常，立即免了捉猴者的官爵。这一段富有人情味的叙述，展示了一个性情中人的感情世界。谁能说桓温的心地不善？
在他的北伐里，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更不乏英雄豪气未能尽用的慨叹。因为东晋王朝的皇帝明地里“修复陵庙，以雪大耻”，暗地里却蝇营狗苟，偷且苟安，非但不支持北伐收复失地，反而一再掣肘，他们怕桓温的威望大了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怎么不叫桓温生闷气呢？充满了人生况味的有这么一段：“桓公北征经金城（南京北），太和四年（369年），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你想，这时的他已经花甲之年，见了他昔日所栽之树已经成荫，而壮志未酬头飞白雪，能不叹时间之倏忽？他到底是为了不遇其时而伤感呢，还是为了不得人和而哀痛呢？
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有晋一代，将北伐真正付诸行动的，祖逖是第一人，其次就是桓温。若论起武功之显赫来，东晋那一群文臣武将大概无出其右者。而那些光靠耍嘴皮子攫取高官厚禄的窝囊废恐怕连比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不但没有匡复社稷的魄力，而且担心北伐会丧失偏安东南一隅的既得利益。与这样的人混在一个朝廷里，该是多么雄心难展和郁郁不得志！
后人评价桓温的北伐，多谈到他的动机，说他“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如此评价，整个北伐的影响与功绩就被无端地打了折扣。可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有几个不是出于个人动机的？那些设置重重阻挠，千方百计刁难遏制桓温北伐的晋朝大士族大官僚们，不也是怀揣着个人动机吗？何况这种卑劣的动机比起桓温来绝然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人对桓温大加鞭挞的同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可惜，譬如我前面谈到的历史学家蔡东藩就评论说：“假令功高不伐，全节终身，即起祖逖陶侃而问之，亦且自叹弗如。”是的，若是后来桓温不造东晋王朝的反，他在东晋的历史上地位是相当高的，也就可以在中国的正史上成为一个不朽的角色。可是这得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桓温那张扬的独具一格的个性起了作用，或许还有那些东晋名臣的“真英物也”（温峤语）与 “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刘惔语）”给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野心的种子，那些人的夸奖早就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试想哪一代开国皇帝不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雄起或者铤而走险的？更何况皇帝的宝座不光是对桓温一个人有着诱惑作用，问题是除了桓温，没有谁有那样大的功劳，也没人具有他那样的个性，更没人有他那样的胆量罢了。
不可讳言，历史上的桓温的确是想“受九锡”的，所谓“受九锡”者，须加一解释： “乃加九锡”语最早见于汉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令中。锡，赐也。古代皇帝对有功的臣下赐以器物殊礼。西汉末王莽谋建新朝前，先加九锡，后来魏晋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加九锡，成为例行公事。九锡有多种说法，今采《礼纬》说，即：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即内陛，不露于陛下而进入内溜檐）、虎贲（卫队）、弓矢、斧钺、秬鬯（音jù chàng，以黑黍香草酿成的美酒）。桓温不止想着“受九锡”，还盘算着简文帝（不是南朝的梁简文帝萧纲，而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死的时候能禅位于己，或者由自己摄政，当周公。拿到今天看来，这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且不讲东晋自从元帝司马睿起就构建起了偏安一隅的政治格局，置广大北方同胞苦难于不顾，尚醉生梦死，混帐透顶。就是单凭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一句话，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倘若一切都不许动，何来革命之说？
有了以上的铺垫，我们可以不必为桓温的“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而大加责罚和辱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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