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清外浊 内方外圆（下）(图) |
|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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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玑妙语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嗜好，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势头才有可能。
★如果真的想改变自己，必须下彻底的决心，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也不能轻易地原谅自己，否则你永远不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一个普通人如果认真地“陶冶变化”，也可以变成超人。
★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
★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曾国藩这种做官方式很有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内清外浊，内方外圆。表面上看，他和大清帝国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内心的操守非常坚定。
★曾国藩团结官场上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做了很多大事，他遵守官场潜规则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国家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
如何弥补
财政赤字
一般来说，当时的京官有这么几种办法。一是在入京任职之前先在家里借下一大笔钱。曾国藩就是这样，在来北京之前，先把湖南省的主要富商拜遍了，“打秋风”求得1500多两白银的资助带到了北京。
二是靠家里的资助在京城当官。“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就是靠其族人资助，才得以来京任职。
除了这两点之外，京官还有一个弥补赤字的通道，即收取地方官员的馈赠。清代地方官员都比较有钱，因为他们直接掌管地方财政。地方官员和京官有很多的同学、同乡等关系，每次到北京办事，都要给北京这些穷京官送一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每一笔都不多，但是如果你认识的地方官多，加起来也是一笔收入。道光21年，曾国藩收了12笔馈赠，总共97两白银，对他来讲这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除了这三种收入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借钱了。曾国藩从家里带来了1500两白银，头两年在北京花得很多，到道光21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道光22年年底借债总数达到了400两白银。后来我查了一下，他每年维持的财政赤字大概在1000—2000两之间，基本上是靠借贷度日的。当然，北京的商人也愿意借钱给京官，因为官员信誉比较高，而且京官往往都有外放的那一天，一旦做地方官有钱了，还钱也比较痛快。
不合理的
财政制度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做京官时曾国藩的收入支出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财政制度非常不合理，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 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30岁时，曾国藩立志做圣人，在金钱利益上，一定要表现出强大的自制力，一定要抵制金钱的诱惑。所以曾国藩立下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但是由于经济压力非常大，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内心很焦灼，整天考虑着去哪里借钱，怎么把当前的坎儿渡过去。
曾国藩道光22年的一则日记：“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跟人吃饭，席间一个朋友说得到了一笔别敬，好几十两白银，听到这儿心里怦怦直跳，非常羡慕人家。昨天晚上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捡到一大笔钱，我站在旁边非常羡慕，醒来之后就自责，连做梦都这么贪利爱钱，实在是卑鄙下流。
另外一个记载，道光22年10月，他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这一段时间，我随礼随得很勤，朋友们只要是通知我，我马上就去，而且随份子随得很足，为什么表现这么好呢，因为过几天是祖父生日，想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这个事情我自己仔细一想，是因为我的本性太贪婪了。其实这并不能说曾国藩多么庸俗多么贪婪多么可耻，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收入大增
生活返璞
清代的京官和地方官收入差别是非常大的。京官一旦去做地方官，经济收入马上可以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曾国藩身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
咸丰十年，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包括江西、江苏、安徽三省，总督既管军政又管民政，收入是多少呢？和当时大清帝国的很多事情一样，总督的收入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们一项项地算一下。总督收入的第一部分和今天一样，就是基本工资，也叫法定工资，当时国家规定的是155两白银。雍正知道这些高级官员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用，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丰厚的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000两，可以说非常之多了。但在总督一级官员的收入中，这仍然是非常小的小头，大头就是“规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灰色收入。两江总督的灰色收入，按照学者张仲礼先生的研究结果，每年大概有18万两。如果在清朝做到两江总督这样的高位，马上就可以成为全国顶级的富翁之一了。
当然，清朝官员的财政收入和当时的财政制度有关系。之所以总收入这么多，因为清朝即使贵为总督，生活中也处处需要他们自己花钱，比如请轿夫、买轿子、衣服、租房、师爷、幕僚等。
除掉这些支出之外，按照当时的标准，曾国藩可以留下的收入仍然非常之多。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如何，衣食住行是不是比他做京官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呢？确实是有变化。但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变得更差了。
曾国藩做总督时穿得远远不如在北京时那么体面。在两江地面上，曾国藩是最高的官员，不需要见上级，所以每天穿着很随便，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他的一个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写他的帽子衣服等都很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等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吃饭也不讲究。有一次曾国藩请客吃饭的时候，客人发现桌子上用来吃饭吃菜的都是“瓦器”，于是记载了下来，成为当时的一则轶闻趣事。
不光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曾国藩对自己的家人要求一样的严格。镇压太平天国告一段落后，曾国藩从乡下把夫人、家人接到了自己身边。夫人从乡下带来一个女仆，因人手不够，夫人就又去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夫人，夫人没有办法只得把女仆送给了自己的亲家。曾国藩要求家里的每一个女眷都要干活，还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要求她们每天早上做跟饮食有关的工作，早饭后要织布，午饭后要做绣花等细工，晚上做鞋等粗工。这样辛苦的总督府家眷，在大清帝国恐怕找不到第二家了。
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幅动人的画面。
如何对待
灰色收入
为什么曾国藩当了总督以后生活还这么俭朴呢?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曾国藩本来应该有的巨额收入，大部分被他自己拒绝了。假设当时每年有18万两灰色收入，他大概拒绝了15万两，收了3万两。当时的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源就是过年过节时一些不清廉的官员或是下属单位给上级送的礼，一种是送现金一种是送礼物。给曾国藩送的现金，他会一概回绝。如果送礼送一些食物，曾国藩会区别对待。因为身在官场，你要自始至终片礼不沾基本不可能，这个礼物不仅是经济往来，也是人际往来感情表达的方式，如果一概不收会伤害下属的感情，也会影响同僚之间的交往。曾国藩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会从礼物中挑一两件比较轻微的收下。
咸丰11年，曾国藩把总督府移到安庆。他的一个下属，庐州知府唐景皋给他送去一大批礼物，主要是生活日用品，从家具、被褥到家里的陈设，几乎无所不有。曾国藩从礼物里挑了“七领草席”收下了，剩下的全部退还。
也是咸丰11年，湘军有一个猛将鲍超，这个人打仗勇猛，但是部队纪律管得不好，攻下一个地方都会抢劫一番，因此比较有钱，胆子也比较大。别人不敢送礼给曾国藩，他敢送。这一年他到安庆跟曾国藩商量军务，同时曾国藩的生日快到了，他带了16大包礼物，大部分都是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看了一下说心意我领了，从中挑了“一顶小帽”收下，其他的都让鲍超带回去了。
查曾国藩的资料，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就是容闳还送过曾国藩礼物。容闳是珠海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写过《西学东渐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人，回来后投入曾国藩大营，为曾国藩效力。曾国藩给了6.8万两白银派他出国采购机器，容闳回来之后，到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这时曾国藩离开了南京去北方绞杀捻军。
曾国藩知道按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给自己送礼，这既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曾国藩告诉自己的儿子，容闳送来的东西判断一下值多少钱，20两白银之内就收下，超过20两就退还。后来至于容闳送了什么，价值多少，资料里面没有明确记载。
遵守官场
潜规则
做总督时，和大清帝国的大部分官员比起来，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清官。但和传统的海瑞这样的清官比起来，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比如说经常和官场的人吃吃喝喝，用来应酬。同治十年他到苏州阅兵，家信中记载这些天主要任务就是吃喝、听戏。
曾国藩还有遵守官场规矩的另外一个表现，他在官场往来当中手笔比较大，该送礼的地方照样送礼。曾国藩在做地方官时，给京官送礼非常在意，送得很周到。
同治5年，他给自己的弟弟曾国潢的信中写道：“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从这个记载来看，他每年冬天都要给湖南籍的京官炭敬，每年至少几千两白银。
同时，两江地区是全国经济发达、交通发达的地区，每年迎来送往的任务非常重，每一个朝廷派出的官员，曾国藩宴请接待、住宿等安排得非常好，而且都会送100两左右的“程仪”，这是一种馈赠。
官场往来中，曾国藩花掉的最大一笔别敬，是同治七年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时，他由南京出发，先到北京拜见皇太后和皇上，然后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上任。离开北京时，曾国藩要给自己认识的官员、老乡和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官员送一点礼，他在日记当中说，“余送别敬，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在北京当官的，每个人都送一点，不多，加在一起是1.4万两白银。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官场的潜规则是严格遵守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潜规则认可的例子，就是他在军费报销上的一笔开支。同治7年，捻军被消灭，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尘埃落定，军费报销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涉及到“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的问题。要把军费开支每一笔每一条花了多少钱，明细账送到户部，由户部官员一笔一笔地审核，如果发现不实，要退还给你，你要造清册重新审核，户部审核通过之后，才会给你报销。实际上户部能否通过，不是看你的账目详细不详细，属实不属实，而是看你的活动经费有多少。如果贿赂够多，他可以高抬贵手，多么不合理的规定一样给你通过。如果你不给他钱，再翔实的账单也要退回来。
所以曾国藩托在北京的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官员打算要多少活动经费？李鸿章给曾国藩回信说户部透露了口风，这一次报销数额比较大，他们要的不是很多，最低限度是1.3%，不能再少了。曾国藩的军费开支共3000多万两白银，1.3%就是40多万两。曾国藩一听太多了，拿不起这个钱。那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想办法找到了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又托了一个和户部关系很深的许缘仲，反复和户部协商，最后户部答复说活动经费8万两白银就可以了。从40万两降到8万两，公关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正准备付款时，皇帝的批复到了，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劳苦功高，而且曾国藩这个人品质很好，朝廷信得过他，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不需要逐级审批，直接报销就行了。曾国藩接到批复当然很感激朝廷对他的信任，但是仍对户部说，答应的这8万两白银照付。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但曾国藩深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以后还有和户部打交道的时候，所以这8万两还是要付，以上就是曾国藩做官比较浊的方面。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每年在官场的应酬方面，也需要大笔的支出，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他的工资加上养廉银显然不够。曾国藩也有灰色收入，每年大约3万两白银，这些灰色收入从哪里来呢？
一般来讲，下属官员和单位送礼他不要，但是有几个特别有油水的衙门、特别肥的单位给他送礼他要，就是上海海关、淮北海关和盐运司。这三个部门给他送钱都要了，因为他知道这三个部门直接经手财政经费，每年的进出银两很大，官员很肥，他们送钱不要白不要，所以他建了一个小金库，官场上的应酬、请客吃饭、送礼都是这个小金库支出的。
内清外浊
内方外圆
曾国藩自己家庭的开支，自己给亲戚朋友的馈赠，即使官场上的朋友纯属私人关系的馈赠，都是从自己的工资和养廉银当中支出，只有官场的应酬开支才从小金库当中支出。曾国藩做官的方式，和当时大部分官场的官员既有相同，也有很大不同。对于设立小金库，这是官场上官员的通行做法，但是对于余款的使用，他和其他的官员不一样。
一般来讲，小金库的设立本来就是非法的，银钱支出也无人审查，很多人都将小金库结余的钱带回家。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让儿子查了一下小金库里面还有多少钱，儿子汇报说本来还剩3万多两，你带到北京送别敬之类的，花了2万多两，现在还剩1万多两，怎么处理呢？曾国藩回信说捐给地方做慈善事业，咱们一分钱都不要，但是你要把握一个原则，不管捐到哪里，千万不要留名，不要说我赠的。他说我一生享有很大的名声，心中已经有愧了，再坐享一个清官的名气，担当不起。这一点上，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尽管历史上他并不以清官闻名。
我觉得曾国藩这种做官方式很有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内清外浊，内方外圆。表面上看，他和大清帝国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内心的操守非常坚定，之所以要遵守潜规则，是因为他要在官场上做事，要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人际环境，所以我把曾国藩归类为非典型清官，他和海瑞那种典型清官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海瑞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名的一个清官，是清可见底，性格也非常刚烈，一分钱不合理收入也不收，官场上任何一个不符合规定的事他都不做，每年就是靠国家的几两银子生活。这种遵守原则的结果是什么呢？明朝和清朝一样也是“低薪制”，国家给海瑞发的工资根本不够生活，海瑞没有办法在县衙里弄了一块地种菜才可以维生。海瑞的母亲过生日，到市场上买了两斤肉，轰动了整个县城，说海家终于买肉了。这种方式就是自绝于官场，虽然是清官，但是没有办成什么大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团结官场上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做了很多大事，他遵守官场潜规则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国家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
曾国藩死后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遗产。曾国藩到任何一个地方当官，临走的时候不往家里带一两白银，这一点曾国藩有明确的想法。他曾经总结过中国历史上一些家庭兴衰的规律，他认为从小在非常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难有大出息，往往是贫寒人家的孩子有奋发向上的精神，所以他有意识地不往家里带一分钱。
同治11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人清点了一下，他的养廉银还剩下一万多两，本来打算退休以后养老用的，但是没等到退休就去世了。去世之前，曾国藩嘱咐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一分钱不能收，曾国藩门生遍天下，丧礼办得很大，这一万多两白银，基本上花在办丧事上，所以死了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遗产。以至于他死后5年，因家人病重看病花不起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左宗棠开口，通过左宗棠向曾国藩曾经的下属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后非常感动，送给曾纪泽300两白银，还在家书里面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通过这个事可以确信曾国藩表里如一，确实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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